三等车的大车厢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又挤满了人，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聂赫留朵夫索性站在车尾的小平台上，没有回车厢里去。但连这里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直到列车从周围房屋中开出，车厢里有了穿堂风，聂赫留朵夫才挺起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是的，他们是被害死的。”他把对姐姐说过的话暗自重复了一遍。
他的头脑里今天充满了各种印象，此刻却特别生动地浮现出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脸，以及他那含笑的嘴唇、严峻的前额、剃了头发的发紫的头皮下那双小巧的结实的耳朵。最令人寒心和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千真万确是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那笔荒唐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不能负责，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像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暑热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这种事所以会发生，”聂赫留朵夫暗自思索道，“就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一种游戏规则，根据这种规则，人与人之间无须维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做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思考至少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打发人挤在一起上路，行吗？即使上路，中途也会停下来至少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见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万一出了不幸的事，也会对不幸的人表示同情和哀悼。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人看待，也没有想到他们对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他们的眼里只有官职和规章制度，总是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终于想通了，“只要承认天下还有比爱人之心更重要的游戏规则，哪怕只承认一小时，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一种损人的罪行干不出来，而在干的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聂赫留朵夫沉思着，连天气变了都没有注意到。太阳已被前方低垂的朵朵乌云遮住，从西方地平线那儿涌来一大片浓密的浅灰色的雨云。远处，在田野和树林上空，已经下起了倾斜的大雨。雨云送来湿润的空气。闪电偶尔划破灰云，滚滚的雷鸣同列车越来越急促的隆隆声交响成一片。雨云越来越近，斜飘的雨点被风吹过来，开始拍打着车尾的小平台，也拍打着聂赫留朵夫的薄大衣。他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吸着湿润清凉的空气和久旱待雨的土地发出的麦子的清香，望着眼前掠过的果园、树林、开始发黄的黑麦地、依旧碧绿的燕麦地和开放着深绿色土豆花的黑色田畦。大地万物似乎都涂了一层清漆，绿的更绿，黄的更黄，黑的更黑了。
“多下一点雨吧，多下一点雨吧！”聂赫留朵夫望着田野、果园和菜园在天降甘霖后又生意盎然，不禁快乐地说。
大雨下了没有多久。雨云一部分变成雨水落下来，一部分飘走了。最后只剩下暴雨后残留下来的蒙蒙细雨，垂直地落到潮湿的地面上。太阳又露了出来，大地万物又闪闪发亮。在东方地平线那儿，出现了一道长虹，位置不高，色彩鲜艳，紫色特浓，但一端却残缺不全。
“哦，我刚才在想什么啊？”聂赫留朵夫问他自己，这时自然界的种种变化结束了，火车正在往下走，已驶入一道高坡夹峙的山沟。“是啊，我在想，人之初，性本善，所有那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就因为他们做了官。”
他想起他讲到监狱里种种情景时马斯连尼科夫那种冷漠的表情，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官的残忍，想起押解官不准病弱的犯人搭大车，也不管临产的女犯在火车上痛苦哀号。“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仁爱的感情，就像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像斜坡顶上的土地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现在却寸草不生。这景象看着真叫人痛心。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暗想，“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问题的症结在于，”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不能背弃的戒律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像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①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人道主义者、本质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维持目前这样的世道，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作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可以把人当作物品看待，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亲如手足的情谊；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帮，官官相护，甚至官商一体，官匪勾结，这样不论他们对待民众、犯人的行为有什么后果，都无须由某一个官员单独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就不会干出像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游戏规则，根据这种规则人对待人不需要有爱心，但这样的规则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爱心，但人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像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确，人不能像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某人，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你对其他的人们也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人一点爱心也没有，那你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儿，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免得碰钉子，自讨没趣。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允许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像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看见的种种待人的残酷行为就会层出不穷，我一生中所经受的那种痛苦也会层出不穷。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通了。“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天气凉快下来，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澄清。
① 俄国17世纪和18世纪农民起义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