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在这里我们可以与弗洛伊德在《婴儿期神经官能症史》（1918）中提到的案例做一个有趣的类比。厄娜五岁时，也就是她最后一次看到父母**之后的十八个月，她随全家去拜访祖母。在那次拜访中，她也跟父母一起住，但并没有机会看到父母**。然而有一天她把祖母吓了一跳，她说：“爸爸和妈妈爬上床，一起扭来滚去的。”这句话令人费解，直到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她是把两岁半的记忆翻出来了，尽管她已然忘记了这件事，这件事却一直存储在她的脑子里。她三岁半的时候，这份记忆被激活了一次，但又重新被忘却了，直到十八个月之后，当她遇到与父母同睡的相似场景时，潜意识中激发起想再次看到同样事情的期待，早期的经验也被唤起了。在厄娜与狼人的案例中，原始场景被完全压抑了，但随后又被重新激活，暂时带回了意识层面。
[57]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一文中，弗洛伊德陈述道：神经官能症的爆发由呈现出来的焦虑量决定。我的观点是，焦虑通过破坏性倾向被释放（参见第八章、第九章），神经症的发作可能是破坏性倾向过度增加的结果。在厄娜的案例中，她目睹了原始场景升起憎恨心，从而引发了焦虑，最终导致疾病。
[58]参加亚伯拉罕的论文《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的第二部分。
[59]在分析中，她反复抱怨她常常会有的一种奇特感受。她说她有时会疑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只动物。这种感觉后来被证实，是由于食人冲动带来的罪疚感造成的。她常常在言语中表现出她的抑郁，说出“生命中有些东西我不喜欢”之类的话。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是一种真正的厌世（taedium vitae）表现，并伴随着自杀想法，其根源便是口腔施虐倾向带来的焦虑感与罪疚感。
[60]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在分析两年半以后，这些进步仍旧得以保持。
[61]在第五章对青春期儿童伊尔莎的分析中，我会更详细地讨论成功过渡到潜伏期的要素，以及从潜伏期进一步过渡到青春期的要素。
[62]我曾在前一章指出，儿童分析与成人分析一样，必须有节制地开展，不能过多干涉。但儿童分析毕竟不同于成人分析，必须使用不同的标准。比如，分析师参与孩子的游戏与幻想，可以给孩子带来比成人病患更多的满足感。但这种满足感一开始看上去并不明显。因为游戏对儿童来说是一种天然的表达方式，所以分析师在游戏中参与角色扮演，从本质上说与他们倾听成人病患用语言描述幻想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我们必须记住，孩子在分析中获得的满足大部分是由幻想带来的。厄娜的确有一段时间在分析过程中进行**，但那是个特例。我们不能忘记，在她的案例中，强迫性**已经严重到她几乎一天到晚都在**，有时甚至是在有他人在场的时候。当她的强迫症大大减轻，她停止了分析中的**，而以**幻想的表征取而代之了。
[63]在此我指的是她过度的**行为以及有他人在场的**行为，这些行为的根源即为强迫症。我并不是指她完全放弃了**行为。
[64]只要厄娜仍然与现实生活相隔离，我就只能分析她与幻想相关联的那部分素材。但我持续不断地寻找那些可以把现实与幻想联系起来的线索，尽管这些线索相当微弱。通过这种方式，以及不断减弱她的焦虑，我得以渐渐增强她与现实的关联。在下一章中，我将尝试更清晰地指出在潜伏期儿童分析中，分析师不得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埋身于孩子的幻想素材，而后才能渐渐靠近他们的真实生活与自我兴趣（egointerest）。
[65]即便是非常小的孩子也能够完全抓住移情情境的实质，并能够理解他们的情绪之所以能够降低，倚赖于对以前情境及与之关联的情绪进行解析。比如，彼得总是能够区分“扮作他母亲”的我和他真实的母亲之间的区别。他把机械小车开来开去，对我吐口水，也想揍我，并叫我“淘气的怪兽”。他用暴力抗拒我的解析，但是渐渐变得安静，也变得温柔亲切。他会问我：“当爸爸把小鸡鸡（thingummy）放进妈妈里面的时候，我会想叫真正的妈妈‘怪兽’吗？”
[66]参见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67]参见第八章。
[68]在其他分析中，我也发现无论是在幻想还是现实中，对鼻子、脚、头等身体部位的攻击，并不仅仅是针对这些身体部位本身。它们作为象征性表征，指向父亲的阴茎，它与作为母亲的我联结在一起或者被我吞并。
[69]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克莱因文集Ⅰ》），该文探讨了工作抑制，以及它与母亲的施虐认同之间的联系。
[70]可与第五章伊尔莎的案例对比阅读。
[71]有关此论点，可参考我的论文《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克莱因文集Ⅰ》）。
[72]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曾在《阅读中的潜意识要素》（1930）一文中指出阅读的潜意识意义。
[73]性兴趣在此可以用作压抑素材的敲门砖。例如，我们在对英格与葛莉特进行解析后，她们不再询问关于性启蒙的问题，而带来一些其他素材，帮助我了解她们的焦虑与罪疚感，这正是部分压抑被去除的效果。英格对小孩来源的兴趣至少有部分是有意识的，但她对性别差异的疑虑和由这个问题产生的焦虑却是潜意识的。而格莱特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压抑的现象。我在这两个孩子身上的解析都产生了效果，主要是因为我通过她们自身的素材向其展示了她们对性的兴趣，并以此建立了性好奇、潜在焦虑和罪疚感之间的联系。
纯粹的智力解释非但不能回答孩子心中最困惑的问题，反而会搅乱那些被压抑的素材，造成孩子对解释的反感。在我的论文《儿童对分析的阻抗》[该文是《一名儿童的发展》（1921，《克莱因文集Ⅰ》）的一部分]中，我提出一个观点，即只有在焦虑和内心冲突不构成阻碍的时候，孩子才能够接受性启蒙，所以他们对性启蒙的阻抗可以被视作一种症状。这种观点发表之后已经被普遍接受了。[参见《性的启蒙》（精神分析教育学杂志特刊，1927）和《尚未被论及的婴儿期理论》（奥托·费尼谢尔，1927）]倘若纯粹的智力解释也能带来放松，那么它定是成功解决了心灵表层的压抑。对孩子在性问题上的自发问题进行真诚的解答，会被孩子认为是信心和爱的证明。我们可以通过公开讨论性问题的方式帮助减轻他们的罪疚感。
[74]我在本书第二章曾提出这一观点，这对幼童同样适用。
[75]对英格的分析是防御性治疗，总共持续了375小时。她主要的问题是在学习方面的抑制，刚开始到我这里时这个问题还显得不是那么严重，但通过分析我发现这种抑制已经根深蒂固了。英格是一个活泼积极的孩子，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总的来说能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孩子。然而分析还是让她产生了很大变化。分析发现，她的活泼来源于她积极的同性恋取向，而她和男孩的良好关系来源于她对他们的认同。而且，分析还第一次发现了她严重的抑郁倾向，在她表面的自信背后，是深深的自卑感和对失败的恐惧，正是这个造成了她学校生活的困难。经过分析，她变得更为自由、快乐、开放，她与母亲的关系也变得更为深情与坦诚，她的升华作用增加了，而且也更稳定。英格成功进入了青春期，发展也令人满意。她的女性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外显，带来了她性取向方面的改变。治疗结束后的七年间，她的发展非常不错，并成功进入了青春期。
[76]在第十章中我提出一个观点，即一般而言，在儿童发展阶段早期甚至未能开口说话之前，他们就开始有对知识的渴望。这些早期问题（它们全部或部分是潜意识中的）出现在孩子大约半岁的时候，它们与孩子出现最早期的性理论以及施虐特质的增强是同时发生的。我认为它们是俄狄浦斯冲突的先遣队。
[77]根据恩斯特·琼斯的观点，儿童总是把剥夺视为施与者故意为之。参见《女性早期性发展》（恩斯特·琼斯，1927）以及《儿童精神分析论文集》（琼·里维埃，1928）。
[78]肯尼斯的治疗共持续了225个小时，因外部原因未能继续。他的神经官能症尚未完全移除，但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就他的实际生活而言，分析获得了部分成效，生活困难减少了，他也能够更好地满足学校生活和成长的一般需求。
[79]在《同性恋与俄狄浦斯情结》一文中，菲利克斯·贝汉姆指出，“隐藏起来的女性阴茎”这一概念，可通过与潜意识里“父亲可怕的阴茎藏于母亲身体”这一概念相联系，从而查到其病源。
[80]维尔纳的症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以各种形式体现的焦虑与害羞，尤其表现在对学校生活的焦虑，以及在学习方面持续增长的巨大困难；越来越细致的强迫性仪式，往往能持续好几个小时；严重的神经质性格，管教起来极其困难。他的治疗共持续了210小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些症状。目前（已终止治疗五年）他的发展状况相当不错，强迫性仪式停止了，喜欢上学，功课也很好。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都与大家能够和谐相处，社会适应性很好。他与远亲近邻的关系都不错。而更重要的是，他一改以往的性格，开始乐于参加各种活动与体育运动，而且自我感觉良好。
[81]进一步分析显示，针对这部分素材的解析意义不大。只有在十五个月后，分析结束之前，他的语言抑制才得以克服。我发现，不用解析的方法是不可能在分析中产生良好效果的。我也在不少案例中做了相应尝试，但是最终都放弃了，因为患者发生了重度焦虑，并有中断分析的风险。在埃贡的案例中，他的焦虑处于强大的克制之下，所以我们只能够延长试验的时间。
[82]我们将在第九章充分讨论这个案例。
[83]在《被害意念与妄想心理学》一文中，梅莉塔·舒米登堡（克莱因之女）曾谈到一个类似的案例。病人是一个十六岁男孩，在分析中一言不发。他的语言抑制也是由于被害意念导致的。当分析减轻了他的偏执焦虑后，他才得以进行自由联想。
[84]可以说，埃贡的分析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他的脸不再像带着一副面具似的，行为上的僵硬感也没有了。他开始从他这个年龄孩子的游戏、消遣与兴趣中获得快乐。他和家庭乃至周遭世界的关系变好了，他也感到快乐与满足。我最后获得他的消息是在分析结束后三年半，他继续保持着健康发展的势头，也不再会被环境造成的严重压力所打扰。
[85]如我之前所述，英格有严重的书写抑制，她有一个急迫的愿望，就是想要像大人一样写得“又快又好”。这个愿望与书写抑制之间的妥协就是涂鸦，这代表了她幻想中优美熟练的书写能力。她在书写上超越成人的愿望以及她强烈的野心与好奇心，与她知之甚少又对现实无能为力的现状共存，构成了她在真实生活中失败的主因。
[86]参见本章中埃贡与葛莉特的案例。
[87]在某些案例中我会同时分析母亲与孩子，我发现在母亲的潜意识层面也会有害怕孩子被抢走的恐惧。分析师就像是一个严厉的母亲，勒令她们把偷走的孩子退回，同时还会因为她怀有对兄弟姐妹的攻击冲动而对她进行惩罚。
[88]参见第二章。
[89]在这里我举一个母亲的例子，她本人非常熟悉精神分析，也对此很有信心，因为她十岁大的女儿曾患有神经官能症，经分析治疗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尽管如此，我发现很难说服她停止监督女儿做功课，虽然她自己也清楚这只会徒增女儿在功课方面的困难。后来她在我的要求下改变了这一做法，但我在孩子的分析中发现，她经常让女儿跟她讲分析的内容。在我的要求下她再次停止这个行为，但她却告诉孩子她早上起来有黑眼圈，之前当她禁止孩子**时会说这样的话。当这些干扰分析的因素都被停止之后，该母亲开始过于关注孩子的衣着，认为她花了太多时间梳妆打扮，而这反而使孩子更难管束了。此时我不再介入母亲的管教方式，并把她对分析的干涉当做一种分析的素材。在停止规劝一段时间后，干涉减弱了。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了解到，这些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相同的潜意识意义，它们都代表了对**的过问与责备。它们其实源自母亲自身的情结，她在潜意识层面想要停止自己的错误管教却并不成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其实我的建议反而增加了她管教的困难。在很多其他案例中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90]例如有一个14岁男孩，他的家庭不幸且艰苦。为了改善其性格方面的困难，他被带到我这里治疗。他有个姐姐较他年长一岁，并未接受过治疗。我后来获悉，他的进步对姐姐的性格也产生了正面影响，而他母亲对他的态度也变得更好了。
[91]在很多前青春期甚至潜伏期男孩的分析里，孩子会花很多时间讲印第安人的故事、侦探故事或者讲有关旅行、冒险与争斗的幻想。通常这些故事都是一系列的，而且会伴随着一些想象出来的技术发明，如特种船、机器、汽车或者打仗用的机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