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讨论青春期分析技巧之前，仍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及，即分析师如何处理与病人父母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说，它并不是属于分析技巧，却于分析相当重要。分析师与病人父母之间必须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这样分析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孩子依赖父母，所以我们必须把父母也纳入分析的领域。但由于他们并不是分析的对象，所以我们只能用一般心理学方法去影响他们。因为分析会触及父母自身的情结，所以父母与分析师的关系里存在一种特殊的困难。孩子的神经官能症本身会引发父母的罪疚感，当他们向分析师寻求帮助的同时，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孩子生病的罪魁祸首，而且向分析师**将家庭生活的诸多细节，也确实令人难堪。另外，孩子与（女性）分析师之间建立的信任，也可能引起嫉妒，尤其对于母亲。这种嫉妒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主体与其母亲意象（mother-imago）[87]之间的竞争，在家庭教师与保姆身上也很显著，即便她们对分析本身是友善的。这些保持在潜意识层面的林林总总的因素，使父母对分析师的态度多少有些矛盾，特别是对于母亲而言，即便他们在意识层面能够洞见孩子非常需要治疗，这种矛盾心态也无法去除。所以，即便孩子的亲人能够在意识层面完全赞同分析，我们也必须防备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干扰因素。当然，他们对分析的干扰取决于他们潜意识层面的态度，以及他们心态的矛盾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熟悉精神分析的家长那里所遭遇的障碍，一点也不会少于那些对精神分析毫不知情的家长。同样，我认为在分析前给家长灌输一大堆艰深的理论既无必要，也不妥当，因为作过多解释反而会对他们自己的情结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我只会在分析前稍微介绍一下分析的意义与效果，并会提醒家长，孩子可能在分析时被告知一些与性相关的内容，也会让家长对治疗时临时产生的困难做好准备。在所有治疗中，我都严格拒绝向家长透露分析细节，我也会像保护成人的治疗讯息一样保护孩子的秘密。
根据我的判断，我们和家长建立良好关系的目标是让他们尽可能协助我们的工作，避免从外部与内部干扰我们的工作，比如他们不应用提问或其他方式鼓励孩子谈论分析，或者支持孩子抗拒分析。但如果遇到孩子严重焦虑或者暴力抗拒分析的状况，我们的确需要家长的积极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看管孩子的人能够克服困难，想办法将孩子带来治疗，鲁思与楚德的案例就是如此。[88]根据我的经验，这还是能够办到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即便阻抗很强烈，孩子对分析师还是能产生积极移情的，也就是说，孩子其实对分析师既爱又恨。尽管如此，孩子家庭提供的协助并不能成为分析工作的关键辅助要素。强烈阻抗毕竟不常发生，而且也不会持久。开展分析工作时必须避免阻抗发生，如果无法避免也要尽量迅速解决。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建立与父母的良好关系，确保他们能够在潜意识层面进行合作，那么我们就能够间或获得孩子在分析时间之外的有用信息，比如任何与分析相关的转变，以及症状的出现或消失等等。但是如果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其他代价，我宁可不要这些信息，因为它们虽有价值，也不是不可或缺的。我总是向父母强调，不要让孩子认为他们进行的每一步管教都是根据我的建议，而要把管教与分析完全分离开来。这样分析工作便能在我和病人之间保持应有的纯粹。
不管是成人分析还是儿童分析，我认为分析必须在分析师的处所进行，而且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长，这一点相当重要。并且为了避免分析情境的置换，送孩子来的人不得在分析室外等候。她必须在指定时间接送孩子。
除非在养育中有重大过错，我会避免干涉孩子的养育方式，因为这方面的错误往往是家长自己的情结造成的，建议不但无用而且会增加家长自身的焦虑与罪疚感；这只会成为分析之路上的障碍，并在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方面产生不利影响。[89]
这种情况在进行了深入分析后或在分析结束时，会大有改善。孩子神经官能症的治愈或减弱，会对父母产生正面影响。当母亲的管教困难减少，罪疚感随之降低，对孩子的态度也会变好。她更能接受分析师对于养育孩子的建议，并能够在内心里真正接受这些建议，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如此，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我们不大能够影响孩子的成长环境。我们只能够依靠孩子自身的分析效果，让孩子能够更好地适应不良环境，更好地应对环境带来的压力。当然，抗压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孩子的成长环境过于糟糕，我们可能也无法成功完成治疗，或者面临旧症复发的可能。然而我在类似案例中一再发现，即便我们不能完全治愈神经官能症，也能够大大减轻处于不良环境中的孩子的症状，从而改善他们自我发展的状况。而且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孩子心灵最深层次的面貌，那么即便是旧病复发也不会像以前那么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时候，孩子病症的减轻也会对其外部病态环境产生有利影响。[90]
有时在成功完成治疗之后，孩子可以被带至诸如寄宿学校等不同环境之中。而这在分析之前，由于神经症的存在与适应性的缺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分析师是否应该经常与家长会面，还是尽可能限制会面，这一点因个案而异。在很多情况下，我发现限制会面是避免与孩子母亲产生摩擦的最好方法。
父母对孩子分析的矛盾心态也能够解释一个现象，即哪怕是最成功的治疗都不大可能获得父母的认可，这对于初出茅庐的分析师来说是一个令人惊愕的痛苦事实。虽然我也常遇到具有很高洞见力的家长，但大多数案例中，家长很容易就把当初孩子来时的那些征兆忘掉，也很容易忽略孩子身上发生的进步。并且，我们还需记住，父母不应站在裁判的位置上评判我们的诊疗结果。我们判断成人分析的效果，主要看分析有没有移除那些影响病人生活的困难。而在儿童分析中，评判标准主要是看我们是否能阻止类似困难的再度发生，阻止精神病的发作。家长一般不了解这一点，而我们自己必须清楚。家长们为孩子的严重症状所困，却又不肯承认它们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它们对孩子实际生活的影响力，不及神经官能症对成人生活的影响力。总之，即便无法获得家长的认可，我们也必须谨记，分析工作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孩子的健康，而非父母的感恩。
【第五章】青春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青春期儿童的分析，在很多关键方面与潜伏期儿童分析相异。青春期儿童的本能冲动更为强烈，幻想活动更为丰富，他们的自我往往有着不同的目标，而且自我与现实的关系也较潜伏期儿童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这个阶段的分析又与幼童分析有几分类似，因为在青春期儿童身上，本能冲动与潜意识又再次占了主导地位，他们也有着更加丰富的幻想生活。而且在青春期儿童身上焦虑与情感的表现，就像幼时焦虑再度发作一样，比潜伏期儿童来得更为猛烈。
对焦虑进行回避与修饰，是幼童自我的一项重要功能，而青少年的自我发展更为完善，于是能够更好地执行这个功能。他们尽可能开发出各种兴趣与活动（如体育运动等），以便能够更好地掌控焦虑，对焦虑过度补偿，或者将它藏匿于面具之下，既不示人也不示己。他们以一种反抗的态度来达成这个目标，而这种态度正好是青春期的特质。这会给青春期阶段分析带来很大技术上的困难，除非我们能够迅速切入病人的情感世界（他们的情感往往十分强烈，且主要在反抗移情中显示出来），否则可能会导致分析突然中断。我不止一次发现，这个年龄的男孩在第一次诊疗的时候，常常期待与我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比如，十四岁的路德维希在第二次诊疗的时候没有出现，他的母亲好不容易才把他说服，让他“再给分析一次机会”。在第三次诊疗时，我成功地让他把我当成牙医。他断言他并不害怕牙医（我的打扮让他想起了牙医），但是我对他带来的素材进行解析，让他相信事实恰恰相反。解析显示了他不但认为牙医（即我）会帮他拔牙，还会把他整个身体切成碎片。通过降低他这方面的焦虑，我成功地建立起分析情境。在他后来的分析中也常常会产生大量的焦虑，但我可以把他对分析的阻抗大体保持在分析情境中，从而确保分析的继续。
我也会在其他案例中观察到潜在焦虑的迹象，于是我通常会在治疗的初始阶段就对这些焦虑进行解析，通过解析迅速降低孩子的消极移情。但是在有些案例中，焦虑不能够马上被辨识，或者通过解析潜意识素材我们仍旧不能建立起分析情境，那么这些焦虑就可能会爆发。青少年的分析素材与幼童很相似：幼童忙于游戏，青春期与前青春期的男孩则忙于幻想人和事。三岁九个月的彼得，通过摆弄小卡车、小火车与汽车来表达，而十四岁的路德维希能够花上数个月念叨汽车、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构造区别；彼得推着小卡车跑，观察它们的彼此区别，路德维希则对哪辆车或哪个驾驶员能赢得比赛兴趣浓烈；彼得赞颂玩具人驾驶技艺高超，让它表演各种特技，而路德维希不厌其烦歌颂的则是运动界的明星。
然而，青少年的幻想更贴近现实，贴近更强烈的自我兴趣，所以他们的幻想内容较幼童而言更难辨识。而且，随着他们活动范围的增大以及与现实联系的增强，幻想的特性[91]发生了一些改变。在现实世界里展示其勇气的冲动，以及与人相竞争的欲望变得更为凸显。这也是为什么运动在青少年真实生活及幻想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因为运动不仅带来了膜拜那些辉煌战绩与精湛技艺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竞争舞台，而且也是他们克服焦虑的工具。
男孩的这些幻想，表达了与父亲争夺母亲的意愿，也与性能力的竞争有关。与幼童一样，这些幻想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恨意与攻击性，经常导致焦虑与罪疚感。但是对青春期孩子来说，藏匿这些表现的机制要比幼童好得多。青春期男孩把英雄与伟人当做偶像，因为离自己很远，所以很容易维持对这些对象的认同。他们把父亲意象分离，一方面坚持不懈地对父亲意象（father-imagos）的负面情感进行过度补偿，一方面将攻击倾向转移到其他对象上。所以，如果我们将他们对某些对象的过度补偿，与对另一些对象（如老师和亲属）的过度敌视与轻蔑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找到对这些大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与情感世界的分析路径。
有的案例中，压抑的存在导致人格极端受限，使得这些青少年除了某种单一运动之外不再有别的任何兴趣。这种单一的兴趣有点像幼童一成不变地玩着某种游戏，而对其他游戏视若不见。这其实是幻想受到压抑的表征，一般具有强迫性症状的特点，并不是升华的表现。可能历经几个月的分析里唯一的对话内容，就是关于足球或骑车的单调故事。但尽管材料贫乏，我们还是得从这些故事里提取出孩子被压抑的幻想内容。如果我们采用类似梦的解析技巧或游戏的解析技巧，运用置换（displacement）、凝缩（condensation）以及象征性表征等机制，并且注意到最微小的焦虑迹象与整个情感状态之间的关联，我们便能透过那些单调兴趣的表象[92]，渐渐触及病人内心最深处的情结。这和潜伏期的极端案例有点相似。我们应该记得七岁的葛莉特[93]在分析中一直进行毫无幻想元素的单调绘画，好几个月都是这样。另外，埃贡的案例则更为极端。潜伏期的孩子往往幻想和表达方式都比较受限，而这几个孩子尤为严重。于是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青春期的孩子在兴趣与表达方式上受到严重的限制，那么他们其实处于潜伏期的延伸阶段；另一方面，如果早期阶段的孩子在想象活动上受到严重限制（比如游戏时的抑制），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潜伏期的提早开始。
我将以一两个例子说明青春期阶段儿童的正确分析技巧。第一个是十五岁男孩比尔的例子[94]。他总是一刻不停地描绘他的自行车以及车上的零部件，比如他会担心车骑得太快而把车子弄坏了——这为我们分析他的阉割情结与由**引起的罪疚感[95]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朋友骑车远足，其间他们相互交换了自行车，他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他的车坏掉。我向他指出，从这件事和其他一些事件可以看出，他的害怕可能跟童年时代的一些性行为有关。他表示同意，并回忆起他和另一个男孩发生关系的细节。他对此事的罪疚感，以及对**和身体被伤害的恐惧，深藏在他的潜意识之中。
另一个是十四岁的路德维希的例子，我已在开篇对他的情况进行过介绍。借助类似素材，我找到了他对弟弟怀有强烈罪疚感的缘由。比如，当路德维希谈到他的蒸汽机需要修理时，他会马上联想到弟弟的蒸汽机再也修不好了。与之相关的阻抗以及希望分析尽快结束的愿望，都是由于他害怕他和弟弟之间的性关系被发现。他对此事尚有依稀记忆，这在他的潜意识里留下了强烈的罪疚感，因为他有时会仗着年长力气大，强迫弟弟和他发生关系。他弟弟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他觉得他得对弟弟的发展缺陷负责。[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