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听说过一个笑话，大意是一个很有钱的富二代想追求一个女孩，为了避免女孩是因为看上自己家的财富才和自己在一起的，富二代思来想去决定扮穷。他跟女孩说自己家境一般，只有两辆车和一栋别墅——以这个富二代的理解，穷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就如同这个富二代一样，每个朝代的皇帝普遍都有同样的尴尬，他们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并享受着当时最好的条件成长起来的，不少人甚至一辈子也没出过几次皇宫。只通过一封封奏折上枯燥的数字和文字，他们很难切身地理解那些在自己治下视自己为苍天的黎民百姓。都说百姓苦，可他们体会不到这个苦到底有多苦；都说百姓贫，可他们想象不出这个贫究竟有多贫。
和一般的皇帝不同，早年多灾多难的刘询知道百姓平时是怎么生活、如何劳作的，以及百姓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对一个统治者而言，这是多少金钱都难以买到的知识。作为一个皇帝，刘询尽管非常勤奋，但他知道自己不能事无巨细地去管每一件事情，那样的话，他肯定会累死；他也不可能完全放任不管，把事情都交给手下去做，那样的话，他会被底下人玩死。纵观历史上所谓的明君，他们都能在被累死和被玩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刘询也不例外。他很聪明地抓住了其中的要害，这个要害就是两个字——吏治。
刘询的吏治简单地说就是四个字：抓大放小。由于早年经历的市井生活，刘询很了解在社会基层工作的吏员们的生活现状。对于这个直接接触普通百姓的公务员阶层，刘询并没有一味地大喊口号，要求他们高风亮节。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刘询下了一道诏令：“国家的低级公务员 (小吏)如果不廉洁、公正，则统治者就无法治理国家。如今低级公务员要做的工作很多，得到的俸禄却很少，要让他们不鱼肉乡里、欺压百姓，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从即日起，俸禄在百石的公务员一律加薪百分之五十。”
刘询的弦外之音也很明白：“待遇给你们提高了，至于工作，你们看着办，我不管，也管不了那么多。”
有人就要问了：“你不管谁管？”
刘询说：“吏员的事情由县令一级去管。”
有人又要问：“那县令一级的事情谁管？”
刘询说：“这个我也不管，让太守一级去管。”
“那你作为皇帝，整天都干吗呢？”
刘询会说：“我就管太守(两千石)以上官员的事情。”
这就是刘询的聪明之处，皇帝管好了俸禄两千石的官员，他们才能管好县令，县令才能管好吏员，吏员才能管好百姓，每人各司其职，手不需要伸得太长。
刘询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作为皇帝，他不仅坚持了汉朝五日一听事的制度，而且绝不走过场。每五日丞相以下各个部门的官员都要一一奏事，刘询不仅都听，而且还定期对官员进行考核，但凡有新上任的两千石官员，上任前刘询都会亲自接见，了解情况。加上刘询大力宣传儒术，提倡文教，使得宣帝一朝称职合格的官员层出不穷。
为了在官员中树立典范，刘询还亲自在当朝大臣中选出来十一个功劳最大的臣子，让人把他们的画像挂在未央宫的麒麟阁里供他人瞻仰。说到当朝的大臣，就不能不说霍光，可对刘询来说，霍光却是最难评判的。按功劳说，他的功劳应该最大，没有霍光哪里有皇帝刘询？可按罪过而言，霍光的罪过也是第一的。怎么评价霍光，刘询着实费了不少功夫。思来想去，最后刘询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霍光排在第一，但不写他的名字。
这十一个功臣分别是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氏、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阳侯丙吉、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阳城侯刘德、少府梁丘贺、太子太傅萧望之、典属国苏武。
这时，这十一个人里面只有萧望之还活着，而萧望之的经历同样可以看作当时很多大臣的一个缩影。
萧望之是东海郡兰陵县人，后随家迁徙至杜陵。萧家世代以种田为业，而萧望之生来好学，小时候先学了《齐诗》，后来在杜陵的名人后仓那里学了差不多十年，随后被推荐到太常的门下继续学习，还学过《论语》等，可以说是学富五车，在京城的儒生中名声很响，学问不可谓不大。
后来，萧望之和其他几个儒生一起被推荐给大司马霍光。这本是他人生中一次难得的机会，可萧望之没想到，和大司马见面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那时候的霍光已经权势滔天，为了防止有人刺杀自己，寻常官员和百姓若想见他，可不是说见就能见的，而是要走一套烦琐的安保程序：若你是一个普通官员或百姓，不仅不能带兵器，而且进门之前必须脱衣服搜身，搜完了也不能自己走，而是要被两个吏员一左一右挟持着胳膊前行。
这样的做法在儒生萧望之看来简直是莫大的侮辱，还没等见霍光，他就从旁门退了出来，表示“不愿拜见”。当时，就连皇帝想见大司马霍光，弄不好也得看霍光的心情，一旁的吏员们哪里会想到居然有人敢不给霍光面子，于是不容分说，一拥而上就要强行挟持着他往里走。萧望之也是硬气，又是嚷嚷又是推搡，拼死不让吏员们拽自己，以寡敌众，一时间竟和对方数人形成僵持状。
霍光听说居然有人不愿意见自己，来了兴趣，就吩咐下人不要挟持萧望之，叫萧望之自己走进来让他看看。
斗争胜利的萧望之这下颇有些雄赳赳气昂昂的气势，径直来到霍光面前，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人人都把辅佐小皇帝的大司马比作周公，现在天底下的士人都伸长了脖子、踮起脚尖争相来为大司马效力，而您呢？想见面就要搜身，还要被人挟持着才能进入，这套做法恐怕不怎么符合周公当年对待人才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礼节吧？”
儒家出身的萧望之大概是把霍光当成了理想中的君子。可霍光是什么人？事后没砍了萧望之的头就已经算是宽大处理了。结果，当时同行的几个人都得到了在大将军府任职的机会，只有意气风发的萧望之从哪里来又回了哪里去。
又过了三年，当萧望之和那日与他同行的王仲翁再次相遇的时候，王仲翁已成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才刚通过考试做了一个代理的门侯 (就是看门的小官)。
这时，王仲翁问萧望之：“当年你不肯遵循大司马的规定，现在只做一个看门的，有没有后悔啊？”
萧望之淡淡地回答：“没什么，大家只不过是各从其志罢了。”
萧望之毕竟是有才能的人，后来还是得到了御史大夫魏相的器重，做了御史大夫的属官。直到霍光死后，萧望之才得到飞黄腾达的机会。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天，长安地区天降冰雹。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这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若干年后体现个人经历的例子；对于稍有文化的人来说，不过是一句类似“六月飞雪，千古奇冤”的感叹；而对于萧望之则不同，这是他翻身的机会。
在得到皇帝的同意后，萧望之上书说：“鲁昭公三年的时候，鲁国也同样在夏天下了雹子，这是上天给他的预兆，但鲁昭公没有警惕。结果，后来他被专权的季氏流放。如果当时鲁昭公能及时察觉天灾的征兆，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现在也一样，朝廷上一姓专权同样会危及朝廷。陛下现在亲政了，就应当选拔合适的贤才做心腹，还要考核朝廷中的那些大臣，使大家都能各称其职，这样才能树立公道，堵塞奸途。”
萧望之很清楚皇帝对霍家的态度，猜测到皇帝要除掉霍家，所以说得也很明白：“鲁昭公”指的就是皇帝刘询，“季氏”指的就是霍家，如果刘询不想步鲁昭公的后尘就要及早对霍家下手。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测，萧望之所说的可以作为皇帝心腹的“贤才”，未尝指的就不是他自己。
果然，萧望之的上书很对刘询的胃口，他立即被任命为谒者，在朝中的政治地位急速上升，甚至达到一年之内升迁三次的地步，很快就做到了俸禄两千石的高官。
霍家被铲除后，刘询更加重视萧望之。为了进一步考核萧望之，刘询又让他担任了三年的左冯翊。结果，萧望之很受当地百姓爱戴，再次被升为九卿中的大鸿胪，后来又做了御史大夫的高位。刘询对他也越发器重，甚至觉得他有丞相之才，有了让他接替丙吉做丞相的想法。
这时候，志得意满的萧望之开始膨胀起来。这也很正常，一个人平时再谨小慎微，当他屡屡得志、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尾巴难免要翘起来。此时的萧望之自认才能无双，开始看不起天底下的人了。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御史大夫萧望之突然向丞相丙吉提出要处理一个叫韩延寿的官员，罪名是挪用公款一千万钱。
这个韩延寿早年做过淮阳、颍川和东海等郡的太守，治理地方非常有一手，哪怕是豪强横行、公认难治的颍川郡，在他手上也被治理得井井有条，是朝廷中公认的人才。萧望之出任大鸿胪之后，由韩延寿接替了左冯翊一职。
韩延寿治理地方很有特点，他崇尚礼义，喜好道德教化，并不注重刑罚。有一次，他到下辖的高陵县巡视，正好碰到两兄弟为了分家里的田地而打官司，县里的县令正没法儿决断。韩延寿就把两兄弟叫到跟前来，痛心疾首地说：“我作为这个地方的地方官，没能在道德教化方面为手下和百姓做出表率，才让兄弟之间起了争执诉讼，这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自己没做好。你们兄弟先回去吧，等我先检讨了自己，过几天再来审理你们的案子。”
说完，韩延寿就进了自己住所的卧室，一连几天都闭门不出，什么人也不见。这下，高陵县的县令就紧张了，不知道领导要干什么，赶紧和自己手下的县丞、啬夫和三老等官吏一起做自我检讨。老百姓一看当官的这么爱民都很感动，打官司的两兄弟的族里人也不再看热闹了，纷纷出来指责两兄弟的不团结行为。兄弟俩很后悔，便到韩延寿的住所前负荆请罪，表示田地不分了，以后兄弟俩也不再闹矛盾了。
这时韩延寿才开门出来，好酒好肉招待了兄弟俩，又鼓励县里的官吏应当勉励百姓从善，感动得不少当地百姓和官员当场落泪。韩延寿也用类似的方法管理地方。在他的治下，左冯翊管辖的二十四个县大治，一年到头没几个人告状，监狱基本上就是个摆设，韩延寿在当地百姓中的声望也远超过了前任萧望之。
坏就坏在这里。
虽然这个时候萧望之已经贵为御史大夫，但一听说韩延寿在地方上的风头超过了自己，他心里顿时感到极度的不满，准备找个理由打压下韩延寿。这其实是很多有才但心胸狭窄之人的通病：如果你的能力和地位不如他，那他对你可能很好，甚至会积极地帮助你；一旦你的能力或地位有超过他的苗头，那他会是第一个伸手掐断这苗头的人。
这时候，有个侍者察觉到了御史大夫的意图。他秘密地告诉萧望之，韩延寿在东海郡做太守的时候曾经私自用了公家一千多万钱给自己的车马仪仗等设备升级。萧望之听后大喜，就和丞相商量，准备拿这个到朝堂上告韩延寿一状。
没想到，丞相丙吉却不同意，他说：“听说皇帝准备大赦天下了，这种事情就不用追究了吧？”
按说，丙吉这人一向谨慎，在政治上不太可能与韩延寿是一党的，而且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屡有先例，就算罪名坐实了，无非就是让韩延寿把钱吐出来，最多再贬个庶民而已。按汉朝以前的规律，不用说，像韩延寿这样出色的人才，改天还是要拿回来用的。按丙吉的意思，不如给个口头警告，留职以观后效。
萧望之看丞相不同意处理韩延寿，干脆不再商量，寻思着自己动手，便到皇帝那里告了韩延寿一状。这时候，皇帝的御史刚好要去考核地方官员的行政情况，正巧被考核的地方中有东海郡。萧望之作为御史大夫自然有行政上的便利，就交代到东海郡的御史要彻查韩延寿当年在东海郡的情况。
知道萧望之要查自己私用公款的事情后，韩延寿紧张了。他大概是了解萧望之的，知道萧望之是要打压自己，心想：“你萧望之说我做太守不干净，你自己在地方上任职时也不是无缝的蛋！”于是，他便向朝廷举报萧望之在担任左冯翊期间曾亏空地方财政一百多万，想以此迫使萧望之放弃对自己的追查。
这个时候，皇帝是站在萧望之这边的，状告萧望之让刘询对韩延寿失去了好感。萧望之拿到检举韩延寿的材料后再次上书，假意替自己辩白：“臣不久前被韩延寿弹劾，现在如果主持揭露韩延寿的罪行，那其他人就会以为臣有心公报私仇，不如让丞相、文武百官和博士们来给韩延寿定罪。”
皇帝同意了萧望之的要求。这时其他的大臣为了奉承皇帝，也纷纷站出来指责韩延寿，要求重判韩延寿。加之韩延寿挪用公款确有其事，刘询就毫不客气地批准了众人给韩延寿定的死罪。
韩延寿临刑前，数千百姓和官吏为他送行，一直送到了渭城。百姓们围着囚车，扶着车轮，希望囚车能走得慢一点儿，还纷纷献上酒肉给韩延寿。韩延寿不忍拒绝，一路上光酒就喝了一石多。最后，在数千人的啼哭声中，韩延寿在渭城被弃市，做了一个饱死鬼。
终刘询一朝，像韩延寿这样因为一些小事惹怒皇帝而丢掉性命的治国人才并非个例，像杨恽、盖宽饶这样的耿直之臣最后也是身首异处的下场，其他像张畅这样的能臣、王吉这样敢说真话的谏官，只能郁郁不得志。
至于萧望之，大概是因为韩延寿的事情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自觉自己是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不管自己做什么事情，皇帝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自己，而现在的丞相丙吉年纪已大，身体也不好，以他的年纪看，在不久的将来自己坐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位置也是可以预见的。
在这种错觉的影响下，萧望之行事越来越不谨慎，很快就一脚踢到了铁板上。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大司农耿寿昌上书建议设常平仓调控粮食价格。这样利民的事情刘询是赞同的，可萧望之因为对耿寿昌有偏见就极力反对，他还上书说：“现在有些百姓还很贫困，有的地方盗贼猖獗，朝廷中两千石以下的官员很多都不称职。依以往的规律，三公的人选不当，日月星辰就会失去光明，今年正月日月少光，这罪责就在我们这些大臣身上。”
萧望之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上了一道莫名其妙的上书。依以前的规律，上天的警示是在警示谁？自然是天子。天子被警示了，就要找一个人做替罪羊，找谁？丞相。而眼下的丞相是谁？是称职且行事素来谨慎的丙吉。他是皇帝的救命恩人，而且还是一个黄土差不多盖过脑门儿的老头儿。老头儿都这把年纪了，你萧望之还不能等一等？
刘询接到萧望之的上书后，第一反应就是他在针对丞相，马上就对萧望之产生了不满。随后他又接到了许多揭发萧望之不将丙吉放在眼里的汇报，这下刘询就开始讨厌萧望之了。如同韩延寿一样，萧望之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后，马上就有很多关于他的黑材料被上报给皇帝。朝廷的大臣们对落井下石的事情向来是不遗余力的，纷纷请求将萧望之逮捕治罪。
当然，刘询没像治其他人的罪一样处理萧望之，他下诏给萧望之说：“有官员弹劾你，说你对我派去的使者礼数不周，对丞相也没有礼貌，平时既无廉洁之名，还桀骜不驯，这样的人是无法辅政为百官做表率的。我不忍心让你受到法律的制裁，就让你降职去做太子太傅吧，什么也不要说了。”
就这样，前不久还准备做丞相的萧望之被降职做了太子太傅，刘询提拔黄霸做了御史大夫。几个月后，丞相丙吉病逝，黄霸就接替他做了丞相。黄霸死后，御史大夫于定国又接替黄霸做了丞相，而萧望之最终也没能得到与他才能相匹配的职位。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刘询就彻底放弃了萧望之。他还是欣赏萧望之的能力的，不仅给了他上麒麟阁功臣名单的机会，甚至还在临终的时候任命萧望之做了辅政大臣。
这其实是刘询的政治手腕，他能发掘并信任那些确有才干的官员，但并不一味地专任，尤其是对那些耿直或有主见、不能绝对顺从自己意愿的大臣，在任用他们一段时间之后，刘询就会打压他们一下。刘询大概是这样理解的：任用合适的官员治理天下，这是保证天下太平的王道；打压那些不服从皇帝意志的大臣，这是保证帝王独裁的霸道。要保证刘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一手抓王道，一手抓霸道，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然而，并不是谁都能理解刘询的想法，他没有很好地把自己的经验总结并传递下去。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学儒家出身的太子刘奭觉得刘询的政策似乎不符合“仁治天下”的圣贤理念，便劝诫父亲说：“陛下用的刑罚太多了，应该用儒生。”
刘询一听这话，马上训斥自己的儿子：“我们汉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制度，是将霸道和王道结合，怎么能一味地讲究德教，还用周朝那一套过时的东西呢？！况且，世俗的儒生不能与时俱进，而且好古非今、爱慕虚名，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却没有实际的本领，这些人是不足以委以重任的。”
父子的这一番对话实际体现了现任统治者和未来统治者在统治理念上的矛盾和冲突。虽然用后世的眼光看，刘询对当时儒生的看法还是准确的，可惜太子刘奭的言论没能引起他足够的警惕，对太子生母许皇后的眷恋也使他没有着手去解决这种矛盾，仅仅发出了一声“乱我家者，太子也！”的感叹。
既然皇帝已经有了太子乱政的论调，要是依着当年刘彻的性格，为了朝廷的稳固，单就这句话保不准就能把刘奭从太子的位置上一撸到底。从这一点来看，刘询确实不如他曾祖父刘彻。因此，整个汉朝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也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当然，尽管刘询因为许皇后的原因没有换掉太子，但他未尝没有慢慢改造太子的想法，毕竟太子才是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他自己也不过是个四十不到的汉子，似乎还有大把的时间让他去慢慢改变一些事情。
然而，历史给刘询的时间在四年后即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戛然而止，这年夏天，年仅四十三岁的刘询突然一病不起，很快便于十二月的甲戌日(初七)病逝于未央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