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一)

【这一章的数据资料有些多,我想把德意志海军崛起的原因给介绍清楚,所以大家将就一下吧。】

基尔海军学院毕业前的海军军官考试已经结束了,如今只剩下了论文答辩和毕业授衔这两个环节。1897年10月,学院大礼堂济济一堂人满为患,斯腾泽尔作为主持人站在讲台上,而恩斯特-冯-赖歇校长、穆勒中校等海军教官坐在台下,为上台答辩的学生打分。

奥登的论文答辩结束了,台下响起如雷一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赖歇提笔犹疑踟蹰了许久才打了一个9.8分。

“少将,我的学生怎么样?”年过半百的老赖歇眯着眼睛,老花镜镜片下不时闪过一丝狡黠,得意洋洋道。

“不愧是基尔三剑客中的雄才,他的论文气势恢宏,具有大格局,将来一定是一位杰出的舰队指挥官!”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少将似乎看穿了赖歇校长的用意,就事论事道。

“那你可得给他安排个好位置!”老赖歇少将丝毫不顾忌他的脸面,就像市井买菜挑三拣四的大妈一样,斤斤计较道:“你是基尔海校的学生,这些都是你的学弟。如今你已经是帝国海军大臣、海军部部长,作为学长,你可得多多照顾你的学弟……”

提尔皮茨笑了,他斜斜的靠在椅子上,眯着眼睛字字斟酌,隐晦道:“校长,其实我真的很羡慕这几届海军学员,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不像我们,在人等船时代的海军苦熬了二十多年才勉强混出头。看着吧,国会阻止不了我,距离海军扩军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老赖歇错愕了片刻,旋即欣喜若狂起来,以至于赖歇校长俯下身子,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试图在学生面前保留威严。

19世纪90年代是德意志海军崛起、公海舰队成立最重要的十年。在这十年里,疯狂崇拜《海权论》、试图建立大舰队的德皇威廉二世登基,并且于1896年1月28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初次透露了扩大海军的意图;坚持国家应该保持“第二流的海上力量”、“只要他是大臣,就不会有殖民政策”的铁血宰相与年轻气盛的皇帝争吵后主动辞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首相利奥-冯-卡普里菲将军也因为得罪了容克贵族而被赶下台,新上台的首相席林斯菲斯特亲王性格软弱,他并不能阻止海军的崛起,而新任外交大臣菲尔斯特-冯-比洛与提尔皮茨有着良好的私人友谊,他更不可能阻止海军;1892年,极富改革魄力的提尔皮茨提出组建战列舰舰队,1897年他如愿以偿的成为帝国海军大臣,1897年排名世界第七的德意志海军终于能望见崛起的曙光。

当然,德意志海军的崛起少不了工商业阶级和大学教授的支持。容克贵族对于海军漠不关心,他们只关注他们乡下农场、牧场、酒庄和葡萄园,他们甚至认为海军主义与工业是一丘之貉[1],“海军与反动派不两立”[2]。与此相反,新兴的工商业阶级、大学教授他们关心时事,为德意志未来苦苦思索。这些工商业阶级、大学教授、民族主义者、泛德意志主义者认为德国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凭借德国自身并不能支撑德意志民族的高速发展,然而就在德意志人披荆斩棘辛苦创业的时候,它的邻居——英国、法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占据了最丰富的原料产地、最大的商品倾销市场,却守着祖辈的荣光,躺在棺材本上自甘堕落不思进取,甚至对于第二次技术革命无动于衷。这种反差极大的刺激了德意志的民族精英们,于是他们竭力鼓吹大海军主义,对外奉行“新路线”:德意志人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要用暴力的方式,从“垂死的”帝国势力手中获取“阳光下的地盘”,“当别人在得到什么东西时,我们也想弄到一点。”[5]

正是在工商业阶级和大学教授的鼓动下,德意志人终于意识到大海的重要性,长久以来一直作为大陆强国而存在的德意志人小心翼翼的向大海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提尔皮茨的上台就是德意志人的投名状!

研究德意志海军的崛起过程,提尔皮茨这个名字无论如何是绕过不去的。1895年,赫赫有名的“克留格尔电报”[1]刺激了英国人的敏感的神经,英国人对德意志发出战争警告,米国海军肆意搜查德国船只,这让皇帝感受到了压力和屈辱。1897年6月,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了,德国仅仅派出了一艘老式巡洋舰,这让英国人对他冷嘲热讽,自卑的威廉决心组建一支足以与皇家舰队匹敌的大洋舰队,于是他想起了提尔皮茨。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这个出生于勃兰登堡的科斯琴、小公务员的儿子是个天生的海军人才,政治家。在皇帝的关注下,极富改革魄力的提尔皮茨以火箭速度在暮气沉沉的德国海军晋升,1892年担任海军参谋长,1895年晋升为海军少将,1896-1897年成为远东舰队总司令,1897年6月17日,提尔皮茨用一种不光彩的方式扳倒了前海军大臣、海军少将弗里德里克-霍尔曼[2],成为帝国海军大臣。摆在提尔皮茨面前的最后一位对手,或者说横在德意志海军崛起之路上的最后一道绊马索正是国会中的进步党、社-会-民-主-党、波兰人和少数中央党人。

“下一位,海蒂-西莱姆!”

主持人斯腾泽尔少校翻了翻名册,眼皮子不由自主的跳了跳,对着扩音器喊道。

斯腾泽尔雄浑的声音在宽阔的大礼堂里回响,埋头窃喜的校长恩斯特-冯-赖歇稍稍抬起头,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的新任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也微微有些动容。

“基尔三剑客之首、鬼才海蒂-西莱姆要出场了……”台下的某个角落里,一位刚考入军校消息灵通的新学员激动起来,对他的同伴小声吹嘘道。

“基尔三剑客?”

“这你都不知道,亏你还是我们基尔海军学院的学员呢!”新学员口水四溅,使劲向他的同伴卖弄他道听途说来的信息:“所谓基尔三杰就是指雄才伯恩哈德-冯-奥登,全才埃里希-雷德尔,鬼才海蒂-西莱姆。”

“哦?”同伴来了兴致,小声道:“你给咱介绍介绍……”

“首先说雄才伯恩哈德-冯-奥登,他曾经多次打破我们基尔军校的考核纪律,军事素质无与伦比。1894年约拉河滩战役你知道吧,四十二名仅仅训练了两个多月的军校学员一举击溃兵力过千的富尼拉叛军,那可是只属于我们基尔海军学院的辉煌胜利,正是由于奥登在乱军中一枪击毙叛军首领,让叛军群龙无首军心不定,这才取得胜利的。再说全才埃里希-雷德尔,他的军事素养在三杰中排第二,满腹经纶多才多艺,他不仅通晓英语和法语,而且擅长写作,对于哲学心理学也很有研究。最后是基尔三剑客之首的鬼才海蒂-西莱姆……”

“等等,我想起来了……”同伴粗暴的打断了新学员的话头,指了指站在主持台上的斯腾泽尔少校,疑惑道:“海蒂-西莱姆不就是咱们军校流传甚久的那个海军白痴,军事低能儿吗?面瘫斯腾泽尔经常骂我们说‘你们能比西莱姆更差劲一点吗?’就这种货色也能成为三剑客之首?”

“你懂个篮子!”新学员对他的同伴很不屑的诋毁了一句,嘲讽道:“斯腾泽尔教官那是嫉妒,**裸的嫉妒。想当年海蒂-西莱姆入学考试的时候正值远东清日战争,西莱姆赌日本胜利,说的有理有据有节,而斯腾泽尔则固执的认为清国会赢。清日海战的结局你也知道,正因为在学生面前伤了自尊,所以斯腾泽尔那个面瘫腹黑的家伙才会不遗余力的诋毁西莱姆。”

“Arschloch!”同伴朝斯腾泽尔少校看了一眼,不干不净的骂了一句。“不提斯腾泽尔,你继续……”

“同样是约拉河滩战役,正是由于海蒂-西莱姆警觉,提前发现了富尼拉人的偷袭企图,才有了约拉河滩的辉煌,西莱姆功不可没。还有,西莱姆虽然是三剑客中军事素质最差的一个,可他是个战略鬼才,他对武器装备的发展,世界海军版图的变化、舰队作战还有地缘学说有着惊人的预见性,他的几篇战略报告就连我们新上任的海军大臣提尔皮茨也赞不绝口。”眼见王海蒂已经走上讲台,喋喋不休的新学员急忙摆正身体,正襟危坐道:“不知道鬼才这次会给我们什么意外惊喜。”

王海蒂匆忙走上讲台,台下的掌声稀稀落落。

1894年初宅男拖着行李箱只身来到基尔海军学院,先是有奥登的戏弄和敌视,后有斯腾泽尔的打击报复。宅男参加完军校开学典礼,从大礼堂灰头土脸出来的时候,感觉糟透了。

1895年5月13日,王海蒂和其他海军学员结束候补军官培训,在学校大礼堂被授予见习军官军衔,雷德尔被派到弗里德里希-德格罗塞号老式铁甲舰上见习,奥登在卡洛拉号火炮训练舰上见习,王海蒂则前往瓦赫特号轻巡洋舰上见习服役。人生如同散了场的宴席,没了棋手的棋局,海军学员们背负行李,拿着派遣证,顷刻间作鸟兽散各奔东西。那时候宅男已经摆脱了海军白痴、军事低能儿的称号,与奥登化敌为友,斯腾泽尔也不再是自己的教官,但是离别的情绪依旧不能让人释怀。

1895年6月,宅男前往瓦赫特号巡洋舰服役。瓦赫特号轻巡是为了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服役而设计的,一千四百多吨的排水量竟然装备了3门105mm炮和三具350mm鱼雷发射管,这种大胆奔放的设计让宅男咋舌不已。宅男在瓦赫特号轻巡洋舰上服役了两年,系统学习了指挥学、舰炮学、水雷学和鱼雷学,并且沽名钓誉的写了几篇具有跨时代格局的论文,成功引起轰动,并且收到了来自普伦海军士官学校沃尔夫冈-魏格纳的来信。

1897年10月,王海蒂再次回到基尔军校,回到了破落的大礼堂,这一次是参加毕业论文答辩。回想起穿越这几年的点点滴滴酸甜苦辣,宅男不禁感慨时光荏苒斯人老矣。

十九岁的王海蒂清了清嗓子,将论文稿丢在一边,无视台下观众的惊呼声,自信骄狂道:“Guten-Tag,我的论文题目是《论战列舰时代的非对称作战》!”

【注释】

1.海军主义与工业是一丘之貉:工业革命吸引了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这引起了容克地主的仇恨。

2.“海军与反动派不两立”:1898年,弗里德里希-诺曼发出的感概。

3.“克留格尔电报”:1895年,布尔人聚集区发现大量金矿,这引来了英国人的觊觎,英国人试图颠覆布尔人政权。由于布尔人是荷兰人的后裔,某种程度上也算是白种人,所以布尔人的遭遇引起了欧洲社会的同情。同年,历史上真假难辨的“克留格尔电报”出现,电报声称德国保证布尔人的独立,这引起英国人的恐惧和敌视,英国人对德国发出警告。

4.1897年,时任海军大臣的弗里德里克-霍尔曼少将没能阻止国会削减海军经费,提尔皮茨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霍尔曼不得不提出辞呈。

5.那是是民族自由党人、历史学家埃里希-勃兰登堡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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