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面壁三年图破壁之卷 第四十一章 杀招
“今天总算让我得偿所愿。”赵二虎坐在司机位置上，兴冲冲的对张岩的司机说道：“这车劲大，有冲力，开着特别爽！”
“赵局长，您先别高兴的太早了，先去加油吧。”司机有点不自然的说道。
“啊！”赵二虎看了看油表，一拍大腿：“乡长就是这点不好,记性太差了，怎么油表眼看着要到底了呢？”
“不是这么回事，张书记这辆车很邪门，特别费油。别的车一箱油能跑五百，他最多跑一百。而且车身特别重，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在收费站量过？”
“有次去北京的时候量过，好像是七吨多重，结果被人多收了三十块钱。”
赵二虎还想问，突然间看到前面一辆大货车猛地扎过双黄线，朝自己这边猛地撞了过来不好！赵二虎一大机灵，急忙调转车头，想要避开这辆大货车，哪里来得及，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小轿车跟大货车迎头相撞…….。“啪！”的一声响，张岩的杯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热水溅了张岩一脚，可是张岩却一点没有反应，而是心中狐疑的看着外面，那声巨响实在是太惊人了，离得这么远还能感觉到，保不准就会有人员伤亡。
“二狗，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五子，得手了吗？”在另外一幢楼内。腾继理面色惨白的问道，手指抓的太紧，把话筒都握的吱呀声响，他也是恍然不觉，只是注意那边的消息。
“成了，我亲眼看着那辆车撞上去的。我不是吹牛，除非那是辆坦克，否则一准都扁了！”
“好。好！”腾继理长长呼出一口气。然后道：“这里你已经呆不下去了。我叫人带你去个安全地地方。等避过了风头再回来。你地家人我会照顾地。”
“是啊。要马上走了。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电话那头一声惨叫。这声音刺激地腾继理一哆嗦。随后就是拉风箱般地喘气声。那边地人摔倒在话筒旁边。似乎是想跟腾继理说点什么。可是话筒里面只能听到咯咯地声音。到最后也没有说出来一句话。
腾继理失魂落魄地放下电话。然后走到周自强地房间站住。在他看来。周自强地房间里面隐藏了太多地黑暗。只是他还有回头地可能吗？腾继理摇了摇头。敲响了周自强地房门。“啊！小赵出车祸了？那二虎呢。有没有出事？”在办公室内。张岩听到了这个令人震惊地消息。
“还好。只是车头撞烂了。别地地方都没事。反倒是大货车司机当场死亡。张书记。你地这辆车也太牛了。连大货车都能摆平。我真怀疑是不是坦克改装地。”
“哎。说起来这辆车可不是一般地车。你知道红旗吧？”
“知道啊。以前是国家领导人坐地。现在倒是看不到了。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你这车怎么跟红旗差不多啊！”
当然差不多了，本来就是一个模子出来地张岩心中想到，红旗车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红旗”二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轿车品牌的含义，新中国发生的太多历史事件都与“红旗”有关。在国人心里。它有其他品牌所不能代替的位置。
红旗牌轿车的历史始于195年。当年诞生于一汽的我国第一辆国产小轿车并不叫“红旗”。叫“东风”，定牌为建国十周年的庆典上用上国产的高级轿车，向一汽下达了制造国产高级轿车地任务。一汽的工人们以从吉林工业大学借来的一辆1955型的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蓝本，根据中国的民族特色进行改进后以手工制成了一辆高级轿车。这辆轿车的动力系统和装备几乎和克莱斯勒一样，其实就是把克莱斯勒车完全拆开，对每个零件进行手工测绘，然后自己制造。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全厂万人集会时，正式给轿车命名为“红旗”。9月19日，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蔡畅等中央领导到一汽视察，赞扬了红旗轿车，红旗轿车从此定型。
1958年8月----1959年5月，一汽的设计师又认真对红旗轿车整车作了5次系统的试验。5次试验后。红旗轿车定型样车被正式编号为ca72，这才是我国有编号的第一辆真正地红旗牌高级轿车。
最早地ca72在翼子板一侧标有并排五面小红旗，代表工农商学兵。ca72的前脸采用扇形图案，车身造型庄重典雅，尾部采用了独具一格的宫灯型尾灯，方向盘中央的向日葵造型及后尾标是纯金打造。车内采用了景泰蓝、福建漆、杭州织锦等。发动机是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v型8缸液冷发动机。
1959年9月，第一批两辆红旗检阅车送往北京，供国庆10周年阅兵式使用。红旗检阅车庄重典雅，造型光顺谐调，犹具巡洋舰的雄姿，显示了检阅地威武气势。
1959年10月1日，10辆崭新的ca72红旗轿车在首都地国庆庆典上登台亮相，国内外竞相报道了中国第一车地消息。1960年，红旗轿车编入《世界汽车年鉴》。五面红旗的标志在红旗车地翼子板上飘扬了两年后。五面红旗被改为三面，代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从60年代开始，红旗车的各项技术日臻完善。被规定为副部长以上首长专车和外事礼宾车，坐红旗车曾与“见毛主席”、“住钓鱼台”一道，被视为中国政府给予外国来访者的最高礼遇。
从这时起，红旗ca770型三排坐高级轿车、ca771型双排坐高级轿车、ca772型三排坐高级轿车、ca773紧凑型三排座高级轿车等车型相继问世。
1965年ca770正式投入生产。红旗ca770型三排座高级轿车是全新设计的车型、设计思想是提高整车性能、注重操纵稳定性、可靠性和乘坐舒适性。
在红旗车地仪表上有天安门的标志，四周全用实木装饰，并配有石英种，古典而不失豪华。前排设计了冷、暖风出风口，在前排座椅后面设计有隔墙，后排空间十分的宽大。并配有两个可折叠地警卫员座椅。
1966年4月，20辆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送到北京，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国家领导人正式乘用。同年，在彭真同志的建议下把“三面红旗”的侧标改为一面红旗，表明毛泽东思想这一面大旗，后在文革中取消，恢复回三面小红旗。
红旗ca771型双排座高级轿车是在ca770三排座基础上取消中隔墙与中排折叠椅，车厢空间布局紧凑；整车具有良好的通过性和动力性。1967年开发成功，之后总共生了127辆。分布在全国各大重点城市的政府机关使用。
1968年，红旗ca773紧凑型三排座高级轿车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由于取消中隔墙、缩短前悬和后行李箱，车身全长比ca770型减少400mm。该车累计生产了291辆，至今仍有部分在正常使用。
1969年，在ca771型基础上改进的红旗ca772型特种保险车问世。
772是为落实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用车任务试制成功并生产的。特种保险车具有良好的防弹和保险功能。该车全重6吨，一汽自主开发了8升的大马力发动机以驱动沉重地车体，并且从变速箱、驱动桥、轮胎，再到整个传动系统和底盘，都由自己设计制造。这一系列的工作又拉动了一大批项目的进步。例如车窗的改造、自补轮胎、车用空调等。中南海警卫局和部分省市目前仍在使用这种保险车。
而张岩这辆车。实际上就是ca772的改进型，只不过加入了锰钢代替底盘的水银。所以虽然平稳性不如ca772，可是抗撞击性还要优于ca772，当然张岩考虑的并不是抗撞击性，只不过是因为水银太贵了，而锰钢要便宜的多。
只是这样的结果就是，当张岩地座驾与一辆大货车迎头相撞的时候。车头虽然在撞击作用下完全变形，可是驾驶室内仍然没有变形，两名乘客也只是受到一点轻伤，而那辆大货车，则是被小轿车直接开膛破肚，死得凄惨无比。医院里。赵二虎正光着膀子，跟医生讲理：“我这都没事了，怎么还不让我出去？你看我多好！”说完连续蹦了好几下，那医生是个操刀几十年地老医生，什么样病人没见过，当下轻轻说了一句话，就把赵二虎摆平了。
那句话就是医药费公家报销！
当然了，一句话并不能让赵二虎乖乖的回到病**，让他回到病**的是张岩。张岩跟赵二虎谈了好一会，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还没等坐稳椅子。那边的电话就一连串打过来了。
张岩苦笑，把电话线拔掉，现在满世界的人都知道，自己地车出事了，有人想要干掉自己，而安全部门竟然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张岩可以很容易地推导出，以后自己再想要溜出去，可能性不会比彩票中大奖高多少！
奶奶地，这些人脑袋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呢。堂堂一个州委书记，是那么好撞得吗？就算真的撞死了，他们难道以为就不会牵连到他们身上，只怕自己前脚完蛋，这些人后脚就得跟着来！
正在张岩想得出神地时候，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腾继理面色如纸，站在门外，张岩心中一动。笑道：“请进！”2002年9月11日，还没等撞车案审理完毕，阿霸州又宣布一项新决定，州委决定，从10月1日起面向全省采取公开推荐与考试、考核相结合办法，选拔阿霸州13个县区的26名领导干部。
为使首次公开招考工作顺利进行，9月底，成立由州委书记张岩任组长的阿霸州公开选拔处级领导干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4月1日起。连续7天在《阿霸日报》、《四川人才报》、《天府日报》和省、市电视台刊登和播发《阿霸州公开选拔部分处级领导干部通告》。并在《天府日报》、阿霸电视台上开辟专栏，报道工作进展情况和评论文章。通过广泛宣传。至9月22日报名截止，报考人数1103人，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1030人，占93.4%(其中本市干部971人)。平均每个职位报考69人，研究生以上学历29人、占2.8%，大专以上学历702人、占97.2%。
张岩地这一手让周自强和姚长兴窘困不已……。
“张书记你好，我是天府日报的记者吴梅，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次阿霸州要一次性的公开选拔这么多干部？以前地领导干部怎么安置呢？”
张岩接过话筒，说道：“我想说的就是，现在我们做的就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切实解决好干部能上能下问题。能上容易，能下很难。就连有问题干部和不称职干部的“能下”也成了老大难问题。这样的干部制度，对于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是很不利的。
当然，能上自不必说了，而能下又分为多种情况。一般为，领导干部到规定年龄了，要下来；干部开始换届了也可能下来；干部发生严重经济、纪律问题要下来；干部不称职也应该下来。然而，现实情况是，不少到年龄的领导干部又要再到人大、政协干上若干年；政府和党内换届，领导干部无非是挪个位置而已，有些还是原地不动；发生一般纪律处分的领导干部不但下不来，有些还提升了，现在，对领导干部地纪律处分也贬值了；因为不称职下来的领导干部更是凤毛麟角。
造成这种现象，关键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风气和体制性原因。而现在如果领导干部“能下”的问题不解决，那我们的干部选拔机制就会影响许多方面的工作。比如：领导干部到规定年龄后，退到人大、政协工作问题。现在，人大、政协工作的作用越来越大，从今年的两会就可以略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从政府退下来地干部，照顾性地进入人大、政协再工作几年，显然不利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也不利于干部队伍建设。再比如：不称职的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有的不仅得不到惩罚，反而还提升，长期这样下去，领导干部队伍的状况不堪设想。
解决干部能上能下的关键环节在于“能下”的问题，而长期以来“能下”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只有建立一个领导干部“能下”机制，才能把整个干部队伍激活；领导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腾出更多位置，把更优秀干部选拔到工作岗位，才能实现真正的能上；只有建立一个领导干部“能下”机制，在位地领导干部才能有危机感，才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地岗位，才能切实做好人民的公仆；
领导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形成领导干部岗位竞争局面。因此，尽快建立一套干部“能下”机制是非常重要地。这个机制形成后，领导干部“能下”就成为了一个常态，“能下”的干部心服口服，也不感到丢人；能上的干部确实上去了，各方面的机制约束、竞争压力等使其只有好好工作、廉洁从政。这样，干部队伍这盘棋就下活了。
吴梅听了之后，眉头皱了又皱，最后大着胆子问道：“如果张书记碰到了该下的那一天，张书记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张岩笑了：“我很佩服广州的黎子流市长，功成身退一点也不恋栈，我想他是我学习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