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获奖，狄德罗便张罗着让人刊印。当我还卧病在床时，他便给我写了一短笺，告诉我文章出版的情况以及所产生的效应。
他在信中对我说：“简直是登峰造极了，没见过有类似成功的先例。”公众的厚爱并非是靠投机钻营得来的，而且又是赐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学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信心。对于自己的才能，尽管我是心有所感的，但直到那时之前，我始终是有所怀疑的。我明白我可以从这个成功中为我准备实施的独立生活计划获得多大好处。我断定，一个在文坛上小有名气的誊抄员肯定是不会找不到活干的。
我的决心一旦下定，便给弗朗格耶写了一短笺，把此事告诉了他，并且感谢他以及迪潘夫人对我的所有关照，并请他们帮我明志。弗朗格耶一点儿也不明白这封信在说些什么，还以为我因高烧而在梦呓，所以立马跑到我家来了。但他发现我已矢志不移，无法使我回心转意，便跑去对迪潘夫人以及所有的人说，我已经疯了。
他说他的，我干我的。我先从我的服饰开刀，摘下了镶金饰物，脱去了白袜子，戴上一顶圆假发，取下佩剑，卖掉怀表，心里高兴异常地说：“谢天谢地，我无须再看时间了。”弗朗格耶先生很仗义，等了很久也没另找人当出纳员。最后，他见我确实铁了心了，才把出纳交由达里巴尔先生来管。达里巴尔先生以前是小舍农索的太子傅，因他的那本《巴黎植物志》而在植物学界出了名。
不管我的独立生活计划有多么严厉，但一开始，我并没对我的内衣下手。我的内衣数量多而漂亮，是我去威尼斯时的行头的剩余，我对它们情有独钟。我由于喜欢内衣干干净净的，竟至把它们弄成了奢侈品，这让我没少花钱。有人做了好事，把我从这种奴隶地位上拯救出来。圣诞节前夜，我的两位“女总督”在做晚祷，而我在听圣诗音乐会的时候，顶楼的门被撬，把里面刚洗完晾着的我们的所有衣服全给偷了，其中包括我的四十二件衬衣，都是很漂亮的细麻布的，是我内衣中的精品。邻居们说是当时看见有个男人从公寓楼里出来，挟着一些包袱。从他们描绘的相貌来看，泰蕾兹和我怀疑是她哥哥所为，因为他是个人所共知的坏坯。她母亲气哼哼地非说不是，可是种种迹象表明是他，不管做母亲的怎么否认，我们一直这么怀疑他。我没敢深入调查，免得果如自己之所料。这位兄长再没登我家的门，最后竟杳无音讯了。我为泰蕾兹和我命苦而悲叹，竟有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因此我更加鼓动她挣脱这么危险的一个枷锁。这件事反倒治好了我对漂亮内衣的癖好，从此，我的内衣全都是普普通通的了，与我的其余行头就更加配套了。
我就这样完成了我的自我重塑之后，一心想着的是坚定决心，持之以恒，竭力从内心深处根除对别人非议的顾忌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而合理的事情时对别人的指责的担心。借助我的文章的出名，我的决心也产生了反响，这就给我招来了一些主顾，因而一开始干起那行当就比较成功。然而，好几个原因妨碍了我在换一种环境时所能取得的成功。首先是我的身体欠佳。我刚得的那场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使我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而且，我认为我所求治的医生使我吃的苦头与疾病本身所带来的痛苦不相上下。我相继请莫朗、达朗、爱尔维修、马鲁安、蒂埃里看过病。他们都是专家学者，而且又都是我的朋友，各以各的方式为我诊治，可是，非但丝毫未减轻我的病痛，反而使我大大地虚弱不堪。我越是听从医嘱，我就变得愈发黄瘦无力。他们把我的脑子吓糊涂了，使我根据他们的药效反观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觉得在死之前，必定百病缠身，潴留、砂淋、结石等。凡是能减轻他人病痛的办法，如汤药、沐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剧我的病情。我发现唯有达朗的探条多少能起点效用，我觉得没有它就没法活似的，尽管那也只是暂时地减轻一点疼痛而已，所以我便花了不少钱买了好多探条，万一达朗有个三长两短，今后也好备用。在我经常使用的八九年当中，连同现存的加在一起，我为买探条总共花了有五十个金路易。可想而知，治疗这么花钱，这么痛苦，这么难受，我是不可能专心致志地工作的，一个垂死之人是不会以极大的热情去挣他每日的面包钱的。
文学上的事也让我分心，对我的日常工作的妨碍不见其小。我的那篇文章一发表，文学卫道士们便不约而同地向我扑来。我一看，有这么多的小若斯先生①，连问题都没搞懂，竟然以大师的派头横挑鼻子竖挑眼，我气便不打一处来，立即拿起笔来，教训了其中的几位，狠得没人敢为他们帮腔。有个叫戈蒂埃先生的，南锡人，是第一个撞在我枪口上的，在给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第二个就是那个斯塔尼斯拉国王②，他竟肯同我争论一番。他这么看得起我，这就迫使我只好换个口气回答他了。我口气十分庄重，但仍旧毫不客气。我对他仍旧尊敬备至，但对他的文章却大加驳斥。我知道有个叫默努神父的耶稣会士插手过他的文章。我凭借自己的嗅觉，辨别出哪些是出自国王之手，哪些是会士所为。我毫不容情地对耶稣会派的全部观点痛加鞭笞，顺便还挑出了我认为只有那位可敬的神父才会犯的一个年代上的错误。这篇文章不知为什么没有我其他的文章那么轰动，但却是到目前为止这类文章中独树一帜的佳作。我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告诉公众，一介草民是怎么捍卫真理，竟至敢于同一位君主抗衡的。在回击他时，要像我那样既口气傲然又不失尊敬是很困难的。我很幸运，遇上了一位我可以对他深表我之崇敬又不失之谄媚的对手。我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又不失自己的尊严。我的朋友都替我捏着一把汗，认为我非被扔进巴士底狱不可。我一刻也没这种担忧。而且，我这么做是对的。那位善良的国王看了我的答辩文章之后说：“我认输了，不再惹他了。”自那以后，我接到他种种尊崇和友善的表示，我以后要提到一些的，而我的那篇文章也就平安无事地在法国和欧洲流传开来，再没有人从中挑刺儿了。
① 法国十七世纪作家莫里哀的喜剧《医生的爱》中的人物，成为专门出一些为自己打算的主意的人的代名词。
② 波兰国王和洛林公爵（1677—1766），其女玛丽·列辛斯卡嫁给了法王路易十五。
此后不久，我又遇上一个我未曾料到的对手，就是里昂的那个博尔德先生。十年前，他对我非常友好，还帮过我不少的忙。我没有忘记他，但因懒惰而怠慢了他。我没有把自己的那些作品捎给他，因为没有找到人捎带。这的确是我的不是。他抨击我，但还算客气，我也客客气气地回击他。后来，他的口气硬了，我也硬邦邦地写了一篇辩文，自此之后，他便再没有吭声，但他却成了我最凶狠的敌人，抓住我落难的机会，写了一些恶毒的诽谤文章攻击我，还专门去了一趟伦敦，想加害于我。
这场大论战占去了我大量的精力，浪费了大量的抄乐谱的时间，对真理并无助益，对我的钱袋也无所补。我当时的书商比索付给我的小册子的稿酬总是少得可怜，而且常常是一分不给，譬如，我那第一篇文章，我就没拿到一个子儿，是狄德罗白送给他的。即使付的那一点点稿酬，也且等着哩，而且还得一点点地去讨。与此同时，抄乐谱的活儿也不景气。我身兼两职，这么一来，哪一桩也没干成。
这两种行当还有一个极相矛盾的地方，因为它们迫使我采取不同的方式生活。我最初的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时髦人物，而我选定的职业又在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大家想认识一下这个怪人，他不攀龙附凤，别无他求，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这么一来，他原先的设想就实现不了了。我的屋里来者不断，他们以各种借口前来挤占我的时间。女士们想出成百上千的鬼点子请我吃饭。
我越是粗暴无礼，人们就越是死缠住不放。我又不能拒绝所有的人。我一面因拒绝而招致无数的敌人，但又总是因碍于情面而任人摆布，因此，不管我如何对付，反正我每天没有一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
于是，我便感觉到，要过清贫独立的生活，并不总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便当。我想靠手艺过活，但公众却不愿意。大家想出了千百种小花招来弥补他们使我失去的时间。不久，我就像个木偶小丑似的，几个小钱就让人看一眼了。我没见过有比这更加卑劣、更加残忍的奴役了。我看得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概拒收礼物，不论大小，也不论是谁所赠。这么一来，馈赠者反而更多了，他们想迫使我收礼好扬扬自得，想逼使我无可奈何地欠下他们的人情。有的人，如果我去求他们的话，他们也许一个埃居也不会给我的。可不求他们，他们反而讨厌地一个劲儿地给我送这送那，而一见我拒收，便欲报复，骂我傲慢无礼，不知好歹。
大家一定猜想得到，我所做的决定，以及我想遵循的准则，是不合勒瓦瑟尔太太的意的。她女儿尽管并不锱铢必较，但毕竟不会违拗母意的。因此，如同戈弗古尔先生所称呼的这两位“女总督”
便不总是像我那样坚决地拒收馈赠了。尽管她们有许多事瞒着我，但我仍看出不少苗头，知道她们在背地里捣鬼，这使我很苦恼，倒不是因为明摆着别人会骂我是与她们串通好了的，而是想到自己在这个家里竟然不能做自己的主。我哀求，我苦劝，我发火，但全都无济于事。妈妈说我是个老讨嫌、暴戾鬼。她同我的朋友们老是嘀嘀咕咕的。在我的这个小家庭中，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谜，都是秘密。为了免得老怄气，我不再敢打听家里的事情了。为了摆脱所有这一切烦恼，就必须横下一条心来，可我又做不到。我只会吵吵，却不见行动；她们便任我去说，自己仍旧我行我素。
我被迫忍受的这没完没了的纠纷和每天每日的烦扰终于使我感到这个家以及在巴黎的逗留很不对味了。当我的健康状况允许我出门，并且不是被熟人拖着去这儿去那儿的时候，我便独自一人去散步。我在沉思默想着我那伟大的计划，用总是随身带着的拍纸簿和铅笔记上一点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就是我所选定的职业所产生的未曾料到的困扰，如何由于排忧遣愁而又完全把我扔回到文学上来，也是我如何把促使我写作的那份恼怒烦闷带到了我初期的作品中来的。
导致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个原因。我无可奈何地被抛到社交界中来，既无它的气度，又无法装出那副派头，而且还不习惯于那种派头，于是便想弄出一副自己独有的派头，免得邯郸学步。我无法克服的我那愚蠢而该死的羞怯，原因在于害怕鲁莽失礼，所以为了壮胆，我便打定主意作践礼仪规矩。我因害羞而变得尖酸刻薄，不知羞耻；我假装蔑视我不懂的礼节。的确，这种符合我新的准则的粗鲁在我的灵魂深处变得高尚起来，化成了一种坚韧的道德力量，而且我敢说，这种粗鲁态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庄严的基础，所以尽管是与我的天性大相径庭的一种做作，但却保持得出乎意料地好，出乎意料地长。然而，尽管我的外表和几句俏皮话使我在上流社会中享有愤世嫉俗的美名，但在私下里，我确确实实总也演不好这一角色。我的朋友熟人像牵只羊羔似的牵着我这头桀骜不驯的熊，而且，我的挖苦语只是冲着一些生硬但却普遍的大道理，我可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失礼的话。
《乡村占卜者》使我完全成了一个时髦人物了。随即，在巴黎，便再没有谁比我更受欢迎的了。这个划时代的剧本的内容与我当时的交际相关。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日后的情况，我应该详细介绍一番。
我当时认识不少的人，但只有两个知己：狄德罗和格里姆。由于我总是喜欢把自己所爱之人聚在一起，所以我既然是他俩的知己，那他俩相互间也就很快成了好友了。我把他俩聚在了一起，他俩十分相投，而且相互间的关系比同我的关系更加紧密。狄德罗认识的人不计其数，但格里姆是个外国人，又是新来者，需要认识些人。我也正想为他多介绍些朋友。我已给他介绍了狄德罗，又给他介绍了戈弗古尔。我领他去舍农索夫人家，去埃皮奈夫人家，去我几乎是迫不得已才认识的奥尔巴什男爵家。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这是很简单的事；可他的朋友却一个也没成为我的朋友，这就有点蹊跷了。他住在弗里森伯爵家时，常请我们在伯爵家吃饭，但弗里森伯爵也好，与格里姆过从甚密的伯爵的亲戚舍恩伯格伯爵也好，以及格里姆通过他俩而结识的男男女女也好，全都对我没有过任何的友谊和关照的表示。只有雷纳尔神父是个例外，他虽说是格里姆的朋友，但同我也很要好，在我拮据之时，曾异常慷慨地解囊相助。不过，我认识雷纳尔神父早在格里姆认识他之前。有一回，他对我非常亲切而坦诚地帮了个忙，虽说事情不大，但我却总也忘不了，从此，我便对他深有好感了。
这位雷纳尔神父确实是一个热心肠的朋友。这一点，差不多就在我说的这个时期，就有明证，那是同他与之关系甚笃的格里姆有关的。格里姆与菲尔小姐来往了一段之后，突然心血**，意乱情迷地爱上了她，想取卡于萨克而代之。可那美人儿却自视坚贞，婉拒了这位新的追求者。于是，他便悲从中来，意欲殉情。他突然得了也许谁都没有听说过的最奇特的病。他连续地昏睡了几天几夜，大睁着眼睛，脉搏正常，但既不说话，又不吃不动，有时好像听得见别人的说话，但却不吭声，连个表情都没有，可他既不激动，也无痛苦，也不发烧，仿佛死人似的躺在那儿。雷纳尔神父和我轮流看护他。神父身体比我壮实、健康，所以他值夜班，我则值白班，反正他身边从不离人，一个没到，另一个则不会走。弗里森伯爵闻讯，忙把塞纳克请去。塞纳克仔细地检查一番之后，说是没什么事，什么方子也没给开。我因为担心朋友有所不测，便十分注意医生的表情，只见他出门时还面带笑容。可是，病人仍一连数日躺着不动，除了吃点樱桃蜜饯而外，滴水不进。那蜜饯是我不时地给放一个在他的舌头上，他咽得倒是挺顺畅的。一天早上，他突然下床，穿好衣服，恢复了日常生活，可却从未再问我。而且据我所知，也没向雷纳尔神父以及其他任何人提起过他那奇怪的嗜睡症以及我们在他病中的精心护理。
这件奇事免不了流言四起。如果歌剧女伶的冷酷竟使一个男人绝望而死，那才真是一个绝妙的故事哩。这段佳话使格里姆成了闻名一时的人物，很快，他便被视作集爱情、友谊以及一切情感于一身的奇人。他因此而在上流社会大受青睐，你请我邀，从而也就疏远了我这个他一向认为只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朋友。我看得出他是准备完全抛开我了，因为我对他的热烈情感深藏不露，而他对我则表现在一张嘴上。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我很开心，但我却不愿意他竟然忘掉自己的朋友。有一天，我对他说：“格里姆，您冷落我，这我能原谅。当喧嚣一时的成功的最初陶醉过去之后，您觉得空虚无着时，我希望您回到我的身边来，您将会看到我始终是您的朋友。眼下嘛，您也别为难，您想怎样就怎样，反正我等着您。”他说我说得很对，便照我说的做了，而且非常潇洒，以致我除了与我们共同的朋友在一起时见到他而外，就再也见不着他的人影儿了。
在他后来也同埃皮奈夫人交往之前，我俩聚会的主要地点是奥尔巴什男爵府。这位男爵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家产颇丰，虽挥霍无度，但却高雅有致，常在家中接待一些文人才子，而且他自身也有知识学问，所以也无愧于那些文人雅士。他与狄德罗相交已久，在我出名之前，便通过狄德罗撮合，欲与我结交。一种本能的厌恶使我久久地没有接受他的美意。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时，我便对他说道：“您太阔绰。”但他依然坚持，因此我们也就成了朋友。我最大的不幸就是总也听不得几句好话，而我每每因此而大吃其亏。
我一有资格便高攀为朋友的另外一位相识就是杜克洛先生。数年前，我是在舍弗莱特的埃皮奈夫人家里第一次见到他的。他同埃皮奈夫人关系很好。我们只是在一起吃了一顿午饭，他当天便又走了。但饭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埃皮奈夫人跟他谈起过我以及我的歌剧《风流诗神》。杜克洛是个才华出众的人，不会不喜欢有才之人的，所以便对我产生了好感，邀请我去看他。尽管我对他仰慕已久，这次又见面晤谈，但我的胆怯、我的懒惰使我畏缩不前，因为我认为只凭他的好意就登门造访，颇觉汗颜。但是，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以及他对此的夸奖使我鼓起了勇气，前去看他。后来，他也来看我，这样，我俩之间的友情便开始了。这友情使我始终觉得他可亲可爱，并且使我得知，除了我自己心中的感知而外，正直和操守有时是能与文学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还有许多交往不太持久，我就不在这儿提及了。这些交往都是我最初的成功所带来的，一旦好奇心得以满足，这些交往也就到此为止了。我这个人一眼就能看穿，今儿看过之后，明儿也就没啥新鲜的了。不过，有一个女人那时挺想见我，关系也比其他的女人维持得久远，那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她是马耳他大使弗鲁莱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兄弟就是驻威尼斯大使蒙泰居先生的前任，我从威尼斯回来时曾去拜访过他。克雷基夫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便前去看她，她对我非常之好。我有时在她家吃饭，在她那儿见到过好几个文人，其中有《斯巴达克斯》《巴尔恩维特》等书的作者索兰先生，他后来却成了我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我与他父亲曾经卑鄙地迫害过的一个人同一个姓氏的缘故。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抄乐谱的人本该一天到晚干自己的那一行的，可我却偏偏有许多分心的事，使我每天既不能增加收益，也无法专心致志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因此，我余下的时间一大半都用来涂抹、刮擦错处，或者重新誊抄。这种烦扰使我日益觉得巴黎待不下去了，渴望到乡间去。我有好几次前去马尔古西住上几天，因为勒瓦瑟尔太太认识该处的副本堂神父，我们就住在他那儿，但并不使副本堂神父觉得有所不便。格里姆同我们去过那儿一次。副本堂神父嗓音好，唱得动听，尽管他不谙音乐，但他对他的那部分唱词却学得既轻松又准确。我们在那儿专门练唱了我在舍农索写的三重唱。我还按照格里姆和副本堂神父凑凑合合写出的唱词写了两三首新的三重唱。在这纯净的欢乐中写下的并演唱的这些三重唱，我竟把它们连同我所有的乐谱都撇在伍顿了，我为此而深感遗憾。达旺波尔小姐也许用它们做了卷发纸了，可它们是值得保留，而且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对位法作品哪。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些小小的外出旅行中，“姨妈”非常开心，我自己也心情舒畅。有一次归来之后，我极其匆忙而潦草地给副本堂神父写了一首书简诗，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中见到它的。
我在离巴黎更近点的地方，在米萨尔先生家，还有一处极合我胃口的落脚处。米萨尔是我的同乡、我的亲戚和我的朋友，他在帕西弄了一处迷人的居所，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些很宁静的时光。米萨尔先生是个珠宝商，明智豁达，生意上赚得一笔不小的资财，并把独生女儿嫁给了经纪人和御膳房总管瓦尔玛莱特先生的公子，然后，便做出明智的决定，放弃了生意和事务，抛开了生活的烦恼，安度晚年。老好人米萨尔是一位真正的身体力行的旷达者，在自建的舒适房屋里，在亲手侍弄得非常漂亮的园子里，生活得无忧无虑。在挖掘园子的花坛时，他发现了一些贝壳化石，数量之多，令他那激奋的想象力看到大自然里只有贝壳，以致他最后真的以为宇宙间只有贝壳和贝壳的残余，以为整个地球只是含贝壳残余的泥沙了。他成天想着这些东西以及他的离奇发现，脑子发热，以致最后这些东西本会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体系，也就是说，会走火入魔，如果他不是因患一种奇特而疼痛的疾病，终被死神夺去了生命的话。
他的死对他的理智来说倒是件幸事，可对于喜爱他、住在他家觉得非常舒适的朋友们来说却是天大的不幸。他是胃里长了个瘤子，日益增大，使他吃不了东西，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找到他吃不下的原因。这个瘤子折磨了他好几年之后，把他给活活饿死了。我每每想起这个可怜而可敬之人最后的那段时日，总不由得要揪心伤悲。勒涅普和我是看见他最后那副惨状的唯一朋友。可他就是那么痛苦，仍然很高兴地接待我俩。他当时已经是只能眼馋地看着我们在吃他为我们准备的饭菜，自己几乎连几滴淡淡的茶水都喝不进了，一喝便吐。可是，在他痛苦难耐之前的那些时日，我在他家同他结识的那些卓绝的朋友一起度过了多么欢快的时光啊！在这些朋友之中，我首推普雷沃神父。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非常朴实的人。他心地善良，作品生动感人，堪称不朽之作，而在他的脾性和在他与人相处之中，从未有过他赋予其作品的那种忧郁色彩。还有普罗高普医生，是个运气很好的小伊索。还有布朗热，是死后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著名作者，而且我认为他把米萨尔的思想体系延伸到整个宇宙了。在女士中，有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她当时只是个善良的女性，还没假装女才子哩。还有旺洛夫人，她肯定谈不上美，但却可爱动人，唱起歌来像天仙一般。还有就是瓦尔玛莱特夫人了，她也善唱，尽管人很瘦削，但如果不是自命不凡的话，倒也还是挺可爱的。这差不多就是米萨尔先生的全部朋友。
要不是我喜欢听米萨尔先生与我促膝畅谈他的贝类学的话，我本会更加喜欢他的那些朋友的，而且，我可以说，我在他的研究室工作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同他一样地对贝类学感到饶有兴味。
他早就声称，帕西的矿泉水对我的健康有益，并劝我去他家饮用。为了躲避城市的喧嚣，我终于听从了他的劝说，到帕西住了十来天，这对我大有好处，倒不是因为饮用了那儿的矿泉水，而是因为住在了乡间。米萨尔会拉大提琴，并且酷爱意大利音乐。一天晚上，我们睡前畅谈了一番意大利音乐，特别谈到我俩都在意大利看过并都非常着迷的那些喜歌剧。入夜，我睡不着，就老是在幻想着怎样才能把这类剧种移植到法国来，因为《拉贡德之爱》①压根儿就不是这种歌剧。清晨，我边散步，边饮矿泉水，还一边非常匆忙地作了几句所谓的诗，并配以随着诗兴而来的乐曲。我在园子高处的一个拱顶小厅里把这些全都草草地写了下来。喝茶时，我禁不住把这些曲子拿给米萨尔及其女管家，实际上很善良、很可爱的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我草就的三个片段：第一个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第二是占卜者乐曲《爱越是忧伤越是情深》；第三是《科兰，我永远雇用你》。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玩意儿值得写下去，要不是他俩的喝彩和鼓励，我真的要把这堆破纸付之一炬，不再去想它们了，如同我写过的至少与之同样好的一些东西也都多次被我投进火中一样。但是他们极力地鼓励我，所以，六天工夫，我就把剧本写完了，只差几行诗句而已，而且全部乐曲也都写成了初稿，在巴黎只需来点宣叙曲和全部中音部就可以了。我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剩下的这一切，只三个星期，全剧的各场次全都誊清，可以上演了。所缺的只是那段幕间歌舞，很久以后才写出来。
① 德图什（1680—1754） 所作之歌剧，由穆莱配乐，1742年在歌剧院上演。
这部作品的完成令我十分激奋，极其想听到它的演奏，并且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看到它关起门来，按照我的奇思异想来演出，正如人们所说的吕利①那样，他有一次让人为他独自一人演出了《阿尔米德》。由于我不可能有此福分，只能与公众同乐，所以，为了听到自己的作品，就必须让它能搬上歌剧院的舞台。不幸的是，该剧属于全新的类型，听众的耳朵根本就不习惯，而且，《风流诗神》的失败使我预见到，《乡村占卜者》要是以我的名义送去的话，肯定也打不响的。杜克洛替我解了围，他负责把该剧送去试演，而不道出作者是谁。为了不暴露自己，我连排练都没有去看。就连“小小提琴手们”②也是在全场欢呼，证明作品上乘之后，才知道其作者是谁的。所有听了演奏的人都兴高采烈。第二天，所有的社交场合全都在谈论它。宫廷娱乐总管居利先生观看了排练之后，便索要该作品，好拿去宫中演出。杜克洛深知我心，认为该剧拿到宫廷之后，就不如在巴黎那样我可以做主了，便拒绝交出剧本。居利强行索要，杜克洛坚决不给，两人闹得不可开交，以致有一天，正要从歌剧院出来的时候，要不是大家把他俩拉开，两人必将出去决斗了。有人想来找我，我便把这事推给杜克洛先生，因此，他们还得去找他。奥蒙公爵大人出面干预，杜克洛终于觉得应该向权势让步了，因此，该剧便被拿到枫丹白露去演了。
我最喜爱的、也是我最不落俗套的那一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全新的方式显出抑扬顿挫，与唱词的吐字相得益彰。人家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怕这会刺激那些因循守旧的耳朵。
我同意让弗朗格耶和热利约特另写一个宣叙曲，但我自己却不愿插手其间。
① 原籍意大利的著名作曲家（1632—1687）。
② 这是大家对从小就到人家演奏小提琴的勒贝尔和弗朗科尔的称呼。
当一切准备就绪，演出日子定好之后，有人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去看看最后的彩排。我同菲尔小姐、格里姆，好像还有雷纳尔神父，同乘一辆宫中的车子去了。彩排还算可以，比我预想的要满意得多。乐队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和国王乐队的人组成的。热利约特演科兰，菲尔小姐演科莱特，居维利埃演占卜者。合唱由歌剧院的合唱队担任。我没怎么吭声。是热利约特在指挥全局，我不想对他做的事指手画脚，而且，尽管我具有古罗马人的气质，但在这些人中间，我就像个小学生似的那么害羞。
第二天是首场演出的日子，我去大众咖啡馆吃早餐。那儿已经聚了不少的人了，都在谈论头一天的彩排以及如何难以走进剧场。
有一位军官也去看了，说是自己没费劲儿就进去了，把场内情景详细叙述了一通，把作者也给描绘了一番，还道出了自己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这番冗长的叙述，虽然说得那么肯定、自然，但却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觉得很显然的是，把这次彩排说得如此津津有味的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去看，因为他所说的看得那么真切的作者就在他的眼前，可他却并不认识。这场滑稽戏中更奇特的是，它在我身上所起到的作用。这个人年岁已经不小了，他神态和腔调都绝无狂妄、优越之处。从相貌看，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身上的圣路易十字奖章说明他是一位前军官。尽管他恬不知耻，尽管我羞于与他为伍，但我对他却挺感兴趣。当他大撒其谎时，我满面羞红，不敢抬头，如芒刺在背。我有时心里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在撒谎。最后，我生怕有人认出我来，当面戳穿他，所以，我赶忙喝完巧克力奶，一句话不说，低下头打他面前走过，尽快地跑了出去。与此同时，在场的人还在就他的议论一个劲儿地聒噪着，到了街上，我发觉自己浑身是汗，而且，我敢说，在我出来之前，有人认出我来，喊我一声的话，人们会看见我只是因为想到那个可怜虫的谎言若被戳穿会如何难堪而像个罪犯似的羞愧和不安。
我现在已处在一生中最严峻的一个关头，很难只是单纯地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几乎不可能不带上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尽量不加褒贬地叙述一下我是如何做的，出于什么动机这么做的。
那一天，我的穿戴同平日里一样地随便，胡子拉碴，假发蓬乱。我把这缺乏礼貌的样子当成是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副德行地走进大厅。国王、王后、王室成员和所有宫廷大臣不一会儿也驾临这一大厅。我走去坐到居利先生领我去的属于他的那个包厢。这是个临近舞台的大包厢，正对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正坐在小包厢里。我周围尽是夫人，只有我一人是男的，不难想象，我是专门被安置在这里的，好让大家看见。灯光亮起时，我看见自己这副模样，坐在全都精心打扮了的人中间，便开始感到很不对劲儿了。我在纳闷：是不是坐错了地方？自己的穿着打扮是不是恰当？惶恐不安了几分钟之后，我便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自己说：“没错。”这种无畏也许更多的是因为无可奈何而非出自理直气壮。我寻思，这是我该坐的地方，因为我是在看人演出我的剧本，我是被邀请来的，我正是为此而写这一剧本的，再说，没有谁比我更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跟平时一样，既不更好也没更差。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件事上屈服于舆论，那我很快就要事事迁就别人。为了永远不失本色，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我都不该因根据自己所选定的职业穿着打扮而羞惭。我外表朴素，不修边幅，但我毕竟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胡子本身也不脏，因为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根据时尚，胡子有时候还是一种装饰哩。有人会认为我滑稽可笑，傲慢无礼。嗨，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会忍受笑谑，只要我不觉得别人说得对就行了。这么小小的一番内心独白之后，我便百般坚强起来，以致必要的话，我可以英勇无畏了。但是，也许是因为君王在场，也许是人之天性使然，我在以我为对象的好奇之中所见到的只是殷勤和礼貌。我深受感动，又开始对自己、对剧本不安起来，生怕失去这似乎只想为我喝彩的极其有利的偏见。我对他们的嘲讽是有所准备的，但他们那份殷勤劲儿却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使我为之折服，以至于开始演出时，我竟像个孩子似的浑身发抖。
我很快便有理由放心了。就演员来说，演得并不好，但就音乐而言，唱得也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场说实在的只是属于一种感人的淳朴，但自这第一场起，我便听见各个包厢里响起了在这类剧本中从未听到过的一种惊奇、赞叹的窃议。这种激动在不断增强，很快便传染了全场观众，按孟德斯鸠的说法，就是用效果本身来增强效果。在两个可爱的人儿的那一场①，这一效果达到了顶点。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这就使得大家能听得一清二楚，剧本和作者因此而大受其益。我听见我四周的一些我觉得如天仙一般美丽的女士在彼此窃窃私语：“这剧真美，真动人，没有一个音符不激动人心的。”我因使得这么多的美人儿激动不已而高兴得热泪直流。到第一个二重唱时，我发现并非自己独自一人在忍不住流泪。有一会儿，我在冥思，回想起在特雷托朗家搞的那场音乐会来。这种回想使人觉得奴隶在把桂冠戴在凯旋者们的头上。但这个回忆转瞬即逝，我立即全神贯注、再不分心地享受体味自己的荣耀的那份乐趣。可我深信，此时此刻，性欲的要求要大大地高于作者的虚荣心。可以肯定，如果在场的全是男人，我也就不会像当时那样欲火攻心，想用嘴唇去承接我使之流出的那些醇美的泪水。我见过一些剧本激起过更加热烈的赞叹，但从未见过全场观众这么无一遗漏地、温馨激动地陶醉于这样一个剧本的，特别是，这是在宫廷里，又是头场演出的日子。凡是看过这个场面的人都应该记得，因为那效果是独一无当天晚上，奥蒙公爵大人让人告诉我，让我第二天十一点光景到城堡去，他要让我晋见国王。传话的是居利先生，他补充说，可能是要赐予我年金，国王想亲自向我宣布这事。
① 此系第六场，柯莱特在说了一番情话之后，原谅了抛弃了她而另觅城堡女主人的柯兰。这一场的最后，是这两个情人海誓山盟之后的一段二重唱。
二的。
谁能相信，紧随这如此辉煌的一日而来的一夜，对于我来说，竟是一个焦虑而惶恐之夜呢？一想到要晋见国王，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到我得常常外出应酬了。这种外出应酬当晚观剧时就让我深受其害，而且，第二天，当我在王宫的长廊或国王的房间里，同那些权贵在一起，等候陛下御驾亲临时，还会折磨着我的。这个缺点是使我避开社交、妨碍我去与女人厮混的主要原因。一想到这种应酬会使我陷入窘迫，我就觉得极不对劲儿，非出洋相不可，而我是宁愿死也不愿出洋相的。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窘状的人才能体会到冒此危险有多么可怕。
然后，我又在想象国王来到自己面前，有人向陛下介绍我，国王恩宠有加，停下脚步，冲我问话。这时候，必须准确无误、镇定自若地回话。我那该死的胆怯在随便一个陌生人面前都要让我慌乱不安，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能饶过我吗？还会让我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说出该说的话来吗？我很想既不抛弃自己已有的那种严肃的神态与口吻，又能对一位如此伟大的君王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我必须在美好而恰当的颂词之中，挟带上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为了事先准备好恰如其分的回话，就必须正确预见到陛下会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我深信，即使这样，到了陛下的面前，我也想不起自己预先想好的话来了。当着满朝文武，此时此刻如果我在慌乱之中冒出一点平时的那种傻气来，那可如何是好？这种危险令我惊恐、害怕、颤抖，使我横下心来，无论如何也不去丢人现眼。
是的，我失去了可说是送上门来的年金，但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诀了。那日后还怎么去侈谈独立和淡泊呢？拿了这份年金那就只好专事逢迎，或缄口不言了。再说，谁能保证我就一定能得到年金呢？那要费多少周折，求多少人哪！为了保有这份年金，我必须比不要它时付出更多的心血，招致更多的不快。因此，放弃这笔年金，我认为是采取了一个很符合自己行为准则的决定，为了实际而牺牲了面子。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于其他人，我只说是身体不适，当天上午就走了。
我的离去招致纷纷议论，一致谴责。我的理由不会让所有的人都认同的。指责我是个骄傲的傻瓜，这早已有之，而且这也更能满足任何自觉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忌妒心。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个短笺，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本人是如何地入迷。他告诉我说：“整整一天，陛下用他那全王国最不成调门的嗓子不停地在唱：‘我失去了我的仆人，我失去了我全部的幸福。’”他还说道，再过半个月，还要再度上演《乡村占卜者》，这将会向全体公众证实首场演出的圆满成功。
两天之后，当我因要去她家吃晚饭而于晚间九点光景走进埃皮奈夫人家时，在大门口遇上了一辆马车。车上有人示意我上车，于是，我便上去了：是狄德罗。他同我谈起了年金，急切极了，我真没想到一位哲学家谈论这类问题竟会这样。他倒是没有指责我不愿晋见国王，而对我对年金的无动于衷大加鞭笞。他跟我说，如果我自己对此无所谓的话，那也不允许我不考虑考虑勒瓦瑟尔太太及其女儿，说我应不放弃任何可能而正当的机会为她们的生活着想。由于毕竟还不能说我拒绝了这份年金，他便强调说，既然人家好像准备给我，我就得去申请，不惜代价地拿到它。尽管我对他的一番热心很感动，但我却不能欣赏他的箴言，因此，我俩就这一问题非常激烈地争吵了一番。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俩的争吵都是因这一类问题引起的，他总命令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可我却偏偏不那么做，因为我认为我不该那么做。
我俩分手时，时间已晚。我想领他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可他硬是不肯。我总想把自己所喜爱的人都拢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我都极力让他见见她，甚至都把她带到他家门口，可他就是不肯见她，让她吃闭门羹，谈起她来，总是一脸的不屑。直到我同她，又同他闹翻了之后，他俩才有了交往，他在谈到她时才开始怀着尊敬。
自那时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好像就有意要离间我同两位“女总督”的关系，暗示她俩说，她们之所以生活不宽裕，那全是我的错，说是同我在一起，她们总也好不了的。他们竭力怂恿她俩离开我，答应凭借埃皮奈夫人的面子，给她们找个食盐、烟草或其他什么分销店让她们干干。他们甚至想把杜克洛以及奥尔巴什拉到他们一起，但杜克洛始终拒绝同他们一起干。他们的这套把戏，我当时已耳有所闻，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我常抱怨我的朋友们的这种盲目而欠考虑的热情，我本已身体有恙，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我逼进最最痛苦孤独的境地，按照他们的意思想使我幸福，可他们的办法却偏偏使我愁苦不堪。
1753年的狂欢节，《乡村占卜者》在巴黎演出。在这之前，我抽空写了该剧的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如印刷出来的那样，应该从头至尾都是舞蹈动作，而且是由一个主题贯彻始终的，依我看，提供了一些十分有趣的场景。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向歌剧院提出时，人家连听都不愿意听，因此，只好按照惯常做法，编串一些歌舞，致使这个幕间歌舞虽然充满美妙的意趣，未使正剧逊色，但效果平平。我去掉了热利约特的宣叙曲，换上了我原先写的、现在印出的那一首。这首宣叙曲，我承认是有点法国化了，也就是说被演员们弄得拖沓了，但却根本没让任何人感到刺耳，而且，效果不在咏叹调之下，甚至使听众觉得与咏叹调并驾齐驱。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了捍卫了该剧的杜克洛，并且声明，我将只题赠他一个人。不过，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后来又题赠给过别人一本书①。他应该因我做出这一例外的题赠而感到更加荣耀。我有许多关于这个剧本的逸闻趣事，但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说，无暇在此多加赘述。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补篇中再来叙述一番的。然而，其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谈，因为它可能与后面的事情有关。有一天，我在奥尔巴什男爵的工作室里观看他的乐谱。在浏览了许多种类的乐谱之后，他指着一部羽管键琴曲集对我说：“这些是别人专为我写的曲子，品位极高，很适合演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也将见不到它们。您应该选上一首用到您的幕间歌舞上去。”我脑子里装着的歌曲和合唱曲的主题比所要用的多得多，所以我并未在意他的曲子。可是，他一再地催促我，所以，碍于情面，我便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改成三重唱，做柯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用。几个月之后，当《乡村占卜者》正在上演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格里姆家门，发现在他的羽管键琴旁聚着一些人。见我来了，格里姆便突然站了起来。我本能地朝他的琴谱架上看了一眼，看到了奥尔巴什男爵的那同一本曲集，正翻在他催促我采用、并向我保证永远不拿给他人的那支曲子上。这之后不久，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举行演奏会，我又看见这同一本曲集翻开着放在主人的羽管键琴谱架上。无论格里姆还是别人，都没有跟我谈起过这支曲子，而我之所以在这里亲自提到它，也是因为不久之后，有谣传说我并不是《乡村占卜者》的作者。由于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音乐家，所以我深信，要不是我的那本《音乐辞典》，人们肯定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的。
① 此处系指题赠给日内瓦共和国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乡村占卜者》上演前的一段时间，一些意大利滑稽剧团的演员来到巴黎。人们没有预测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就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出了。尽管他们演技拙劣，乐队当时也一塌糊涂，随意曲解他们的剧本，但是他们仍旧使得法国歌剧大为逊色，一直缓不过气来。法国和意大利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使得法国听众茅塞顿开。在听了意大利音乐的那种热烈欢快的节奏之后，没有一个法国人再能忍受本国音乐的那种疲沓劲儿了。意大利滑稽演员一演完，听众便都走光了。因此，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演出顺序，让意大利滑稽演员压轴。那时，正在上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顶不住。只有《乡村占卜者》还可以比试比试。即使排在《女仆情妇》①之后演出，也能受到欢迎。当我在写幕间歌舞时，脑子里尽想着意大利的那些滑稽演员，是他们给予我以灵感，可我远远没有想到，有人竟拿我的幕间歌舞去仔细比较。如果我是个剽窃者的话，那剽窃行径该有多少哇，人们要费多少心思去揭露哇！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白白地费心劳神了，没有在我的音乐中找到一丁点儿他人的痕迹。我的所有歌曲，同所谓的原作比较起来，正如同我所创造的音乐特性一样，完全是崭新的。如果让蒙东维尔和拉摩去经受这种考验，那他们就要被批得体无完肤了。
① 意大利佩尔戈莱斯写的喜歌剧，于作者死后三年，1733年在那不勒斯演出。
那些滑稽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极其狂热的崇拜者。整个巴黎分成了两派，激烈程度超过对于国家大事或宗教事务的争论。一派人多势众，由大人物、富人和女士们组成，积极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活跃，更自信，更激烈，由一些真正的行家，一些才华横溢、天赋极高的人组成。这一小伙人，常聚集在歌剧院王后包厢下面。另一派则坐满了池座和正厅的其他地方，但其中心却是聚在国王的包厢下面。这著名的两大派系当时便因此而获得“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的别称。争论日趋激烈，还出了一些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但遭到了《小先知》①的嘲讽；他们想理论一番，可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②给驳得体无完肤。这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格里姆写的，另一本是我的，是有关这场争论所幸存的两本，其余的全都不知去向了。
但是，大家不听我的辩解，一味地认为是出自我手的《小先知》，被一笑置之，作者未受到任何的责难。可《论法国音乐的信》却被认真看待，引起全民族对我群起而攻之，认为我侮辱了法国音乐。这本小册子所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效果真值得塔西陀③的神来之笔去描绘一番的。
当时正值议会与教会大争斗时期。议会刚被解散，形势一触即发，暴动迫在眉睫。那本小册子一出来，其他所有的争吵立即被湮没了，人们一心只想着法国音乐遇到危险，矛头全都指向了我。声势之大，令全法国至今尚未忘怀。在宫中，犹豫的只是把我关进巴士底狱还是让我流放。要不是瓦耶④先生表示这样做会贻笑大方的话，御旨便已下达了。当人们听说这本小册子也许阻止了一场革命时，会以为是痴人说梦。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的人依然可以做证，因为这桩奇闻逸事距今还不超过十五年。
诚然，人们并未伤及我的自由，但却并未少侮辱我，连我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歌剧院的乐队想在我走出剧院时大义凛然地密谋干掉我。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可我反倒去歌剧院去得更加勤了。我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跟我关系不错的火枪队军官昂斯莱先生挫败了这一阴谋，他瞒着我在散场时派人暗中保护我。市政厅刚刚接管歌剧院，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壮举就是取消了我的长期入场券，而且其做法极尽卑鄙恶劣之能事，竟在我进场时，当众阻拦我，逼得我只好买了一张池座票，免得那一天忍受被逼回头的羞辱。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我在把剧本让与他们时，唯一的条件就是享有永久性免费入场的权利，因为尽管这是所有作者应有的一种权利，而且我因双重资格拥有这一权利，但我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特别提出来的。不错，我并未提出要求，人家就派歌剧院的出纳给我送来过五十金路易作为酬金，但是，且不说这五十金路易根本就抵不上按规定我所应得的酬劳，它根本就与长期入场券毫不搭界，那种长期入场券是明文规定了的，与酬金完全不相干。这种行径简直是不公、蛮横到了极点，就连当时对我痛恨至极的公众也都为之震惊。昨天还辱骂我的人，第二天竟在正厅中高声叫嚷道：“剥夺一位理应享有、并可要求双份的一位作者的长期入场权是可耻的。”意大利的那句谚语简直太对了：“人皆喜为他人主持公道。”
这样一来，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要回自己的作品，因为人家废除了同我约好的条件。我为此写信给兼管歌剧院工作的阿尔让松先生。我在信中还夹了一份备忘录，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信和备忘录全未见答复，未起到任何作用。这个不公允的人所保持的沉默深印在我的心上，我原本就对他的品行和才能不敢恭维，这样一来，我就更瞧不起他了。就这样，我的剧本被歌剧院扣下了，但却把我因让出剧本而享有的权利给剥夺了。若是弱者对强者这样，那就是偷盗了；而强者对弱者如此，则只不过是据他人之财为己有而已。
① 系格里姆于1753年1月匿名发表的抨击法国音乐的小册子。
② 系卢梭于1753年11月出版的一本较长的抨击法国音乐的小册子。
③ 罗马大史学家（约55—120），卢梭曾译过他的《史书》第一卷。
④ 即阿尔让松伯爵，1743年到1757年任军机大臣。自1749年起，监控巴黎的剧院、皇家印刷厂和国王图书馆。
至于该剧本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若是换了别人，准会得到四倍的酬劳，但它毕竟数目不小，足以使我生活好几年的，从而填补了我那始终不很景气的抄谱的收入。我得到了国王赏赐的一百金路易，又从美景宫①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赏的五十金路易，夫人在剧中还扮演了科兰一角；歌剧院给了五十金路易，比索刻印剧本给了五百法郎。所以，这个幕间歌舞，只不过花了我五六个星期的劳动，尽管我惨遭不幸且愚蠢笨拙，但还是几乎给我带来了与后来的《爱弥儿》一样多的收益，可是我写《爱弥儿》却思考了二十年，光写就用了三年时间。不过，虽说这剧本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却给我招致了无尽的烦恼。它是很久以后爆发出来的暗中嫉妒的根苗。自从该剧获得成功之后，我在格里姆、狄德罗或者几乎所有我认识的文人中，再也看不到我此前一直认为他们对待我的那种诚挚、坦率，那种见到我时的高兴劲儿了。我一走进男爵家，大家便停止了畅谈，代之以一小堆、一小撮在一起窃窃私语，以致我独自待着，不知同谁说话才好。这种令人下不了台的冷遇，我忍受了很久，因为我看到奥尔巴什夫人和蔼可亲，向来待我甚好，所以只要她丈夫的粗鲁态度尚可忍受的话，我总是在强忍着。但是，有一天，他当着狄德罗和马尔让西的面，莫名其妙地无端冲我发火。
狄德罗没有吭声；马尔让西后来常跟我说，很钦佩我回答得那么温和克制。奥尔巴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对待等于是在下逐客令，因此，我便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再也不进他家的门了。尽管如此，每每谈到他以及他家时，我总是很敬重的，可他对我却总是语多侮辱、鄙夷，开口闭口总叫我“那个小学究”，可又说不出我对他以及他所感兴趣的任何人有过任何的不到之处。就这样，他终于证实了我的预见和担心。就我来说，我相信我的那些朋友是会原谅我写书，写好书的，因为这种光荣他们也能获得，但他们却不能饶恕我写出了一个剧本，而该剧本又获得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们中的任何① 系法王为其情妇蓬巴杜尔夫人修建的一座城堡，在巴黎城郊。
人都没能力干这一行，更不能指望获得同样的荣耀。只有杜克洛没有跟着大家嫉妒我，好像还更加与我相好，并且领我去了基诺小姐家。与在奥尔巴什先生家相反，我在基诺小姐家得到了关心、尊重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