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开春的时候，常务副县长罗庆就调走了，到金安市纪委当副书记，罗庆算是提了一级，正处了。罗庆调走，下面就有了许多议论，说他在常务副县长的位子上也捞足了钱，该动身了，再不动身就要出问题了。罗庆管过工业和交通能源，当常务之后管人事和财政，实权一直把握在手中，那些乡镇领导想调回县城要找他，副职要提拔成正职的要找他，矿产开采要找他，据说都要送钱的。所以他一调动，各种说法都出来了。古长书也多次听到过这些说法，当初他也相信，到后来，有些传说越来越离谱，他就不太相信了。古长书从他的耳朵里听到的，哪个领导都有一些谣言的，只是他没听到过他自己的谣言。他想，他自己也许也有谣言，只是他本人听不到罢了。
罗庆调走，古长书就接替了常务副县长的职务。不管怎么说，古长书只当了一年副县长，就提拔为常务县长了，进常委了，这是一个比较快的进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县委领导，都明白古长书这个常务提得比较硬气，是他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古长书认识省政府领导，他也认识市委领导，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提拔的问题找过他们。所以他自己也觉得骨头很硬，是挺着腰杆当官，弯下腰背做事的那种人。对于常务副县长这份工作，他当然能够胜任。在新班子重新分工的会议上，他提出，除了接管原先常务副县长所承担的人事、财政等工作外，他还继续把工业这一块管着。因为这一块他最熟悉，而且有他正在搞的项目，如果换一个领导，且不说他对工业生产的熟悉程度，单凭摸清情况，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些持续性很强的工作就是频繁地更换领导搞坏了的。贺建军书记对县政府的最新分工也很满意，他说古长书就是块抓工业的料，让他继续把工业管着是有好处的。
一宣布古长书当常务副县长，古长书的办公室就从来没有安静过。大家都是来向他表示祝贺的，也有人**裸拎着礼物上门了。而更多的是带着一个信封，说是要意思意思。古长书一再拒绝，可他们却执意要送不可。给他送礼的，都是各部局的领导，也有一些乡镇的正副职。但凡烟酒之类，古长书都收下了，如果拒绝就会伤人家面子。对那些送信封的人就不一样了。等到送礼的人一走，古长书就在信封上写上送礼人的名字，然后收进抽屉紧锁起来。有天晚上，古长书就收了三个信封。他打开那些信封看看，里面都是钱，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不等。越看这些，古长书越觉得可怕。
古长书自己都觉得奇怪，他当团委书记的时候，没人给他送礼，那时别人要是送他一条好烟一瓶好酒，他都会乐意收下，并为此而高兴，感受到作领导的种种好处。可是，即使这样，一年下来也难得有人送他几次烟酒。没人送的时候，他甚至暗暗希望有人送。现在情况大变了，这么多的人要送礼给他了，他又突然不敢收了，而且他对送礼者有种特别的恐惧感。他明白，送他烟酒的一些人，大都平时是些朋友，确实为他当了常务副县长而高兴，那祝贺便真心实意的，烟酒寄托着他们朴素的情感。而送钱的那些人，平时接触本来就很少，没什么友情，这时候送他钱，不是看在友情上，而是看在他的职务上。那是有所求的，他们把他的职务看成了可以发掘的再生性政治资源。古长书当然不愿成为别人手中的一个棋子。
古长书认真研究过一些能人腐败者。他们首先是能人，其次才是腐败分子。他们往往很有能力，能干事，有权力，别人既然仰慕他们的才能，也倾倒于他们的权力，于是就给他们送礼行贿。腐败分子倒台的时候，就是他们政治命运终结的时候。还有一些庸人领导，他们手中有权，身上有职务，但没有个人能力，既不能为国家办事，也不能为个人办事，下面的人看不起他们，你再权高位重，也没人把你放在眼里，当然也就没人给他送礼了。这也属于窝囊的领导窝囊的官。大明县以前有个副县长就是这种人，工作上没主意，政治上没头脑，下级也不把他当人看。一遇到喝酒的场合，别人就想把他往醉里灌，然后就从他嘴里掏话，让他讲到外地出差时找小姐的事，引起哄堂大笑。这位副县长的日子过得很紧张，嘴上抽的烟都是三五块钱一包的，家里喝的酒都是十多块钱一瓶的。据说此君就非常廉洁，可并不是他本身要廉洁，更不是政治觉悟高，而是无可奈何的清贫。如果有人送他一条中华烟，他会高兴半天。如果过年时送他儿子一百元压岁钱，他也会高兴得眉开眼笑。古长书认为，有人看着权力给你送礼，至少能证明权力的价值；因仰慕你而送礼，说明人格的价值；是朋友而送礼，能说明友情的价值。如果谁都不送你一点什么，说明你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那就是官场的废物，它比腐败的本身更可悲可叹。所以，当古长书看到那些信封的时候，尽管他很惶恐，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可以从中体味出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奇妙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