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勒县城就是一座大军营。新疆南疆军区司政后机关、军人俱乐部、汽车队、陆军第十二医院、通信营、侦察营、军需仓库、军区招待所、军区门诊部……都在这里。附近还有一个汽车团和一个炮兵团。一到星期天，县城大十字一带到处都是军人。军区招待所就在大十字。出了招待所大门往前走，不过一百码就是大十字街口。大十字是疏勒县繁华的所在。不过，说繁华是有一点过了。这里除有一家军人照相馆外，再就是军区门诊部，门诊部斜对过有一家百货商店；大十字朝南走有一家维吾尔族风味的餐馆，卖羊肉饺子和白皮面；再过去是一家维吾尔族旅馆，对面是县广播站，继续往南就出县城了。公路那边是一个不大的鱼塘，鱼塘边有一个厕所，厕所的粪便直接排进鱼塘里。那年月粮食紧张，不可能用粮食喂鱼。你在厕所里拉屎，一群红鲤鱼跳起来吃你的大便。红鲤鱼像饿狗那样抢屎吃，居然吃得又大又肥。第一次去那里大便，大红鲤鱼直奔肛门而来，把我吓得不轻。
军区招待所这边实际上是断头路。对面那条路，路左边是司政后机关，路右边是汽车队。车队那边是一个封闭的大广场，军人们排队去那里看露天电影。总政歌舞团的小分队在那里搞过一场演出，当时唱《周总理纺线线》。
说大十字是繁华的所在，也不为过。这正是８月间，大十字周围到处都是卖瓜果的。葡萄啊，西瓜啊，哈密瓜啊，那些维吾尔族人都“来来来” 地喊。歌词中“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可能就是这么来的。瓜果飘香，军人们买瓜果又相对出手大方。
维吾尔族人喊叫“来来来” 时特别生动。手指在向你招着，胡子尖颤抖，嗓门又响亮，黑白相间的大眼睛盯着你输送笑意。
我对疏勒不算陌生，说起来，这是第二次到疏勒了。头一次是因为脸上掉皮，一边的脸颊都焦黑了，在山上找不出原因。现在想来，是因为高原上阳光太强，抑或缺乏维生素。这一次是因为长时间腹泻，差不多休克了。在边防团抢救过来，一时半会恢复不过来，走路腿软。卫生队队长主动说： “你去山下待几天吧，到十二医院再查查原因。”
其实，我一下山就感觉好多了。看见阔叶树，我感觉呼吸舒畅多了，有了活力。
我就住在军区招待所，天天吃馒头和烧茄子。这很好啊。
茄子是新鲜蔬菜，比在雪山上天天吃罐头好多啦！
我在疏勒县就是一个闲人。
去疏勒时有一个任务，是替一个同乡的知青战友捎一封信。这信是捎给军区招待所一个女服务员的。据说，他们之间有那么一点意思。随信捎去的还有专门为边防部队特制的一公斤一罐的铁皮罐头，这都是那个战友搜集来的。六个罐头，六公斤重，脚腿绵软的我把它背下高原。我第一次干这样的事。
在军区招待所登记时，办登记的正好就是那个女子。我把信和罐头交给她，她收了，显得很平静。转过身我想： “我这个老兄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再就是到各军营串串门。这里部队多，同乡入伍的旧相识听说我来了，邀我去做客。我常去的是汽车队，那里有我一个同学。
但陪我最多的却是我的另外一个同乡，入伍前也是知青，他善交际，喜欢给我讲他的所谓艳事。他很陶醉地眯着眼躺在**痴迷地讲。
其实，我的要求不高，能听见乡音，那就很开心啦。
那时候，电影解禁了。我在军区的露天电影广场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港片《巴士奇遇结良缘》，感觉一般般。一部苏联影片《牛虻》却给了我震动。其实，《牛虻》这本小说我早就看过，但电影却拍得那么好，上官云珠和卫禹平的配音又那么好，以至于看得我热泪滚滚。其实《牛虻》这个影片我在幼年时也看过一次，不过，那时候太小，六七岁吧，只记得牛虻摔碎十字架和就义时的镜头。特别是牛虻摔碎十字架后狂笑的镜头，让幼小的我感到恐怖。现在看，却看到了亚瑟和琼玛的爱情，琼玛那一巴掌让我泪流满面。而牛虻就义后，他以亚瑟的名义送到琼玛手中的那封信更是让我热泪滚滚。这部电影在军区露天广场连放了两场，之后又轮流到炮兵团、汽车团和陆军十二医院放映。那几天，我像孩子一样天天跟着放映队跑，哪里放映，我就赶到哪里。
韩明是我的一位同乡，也是知青兵。他刚探家归来，在疏勒和我邂逅。韩明穿着一双锃亮的皮鞋，天天用擦鞋布擦鞋。
我说：“怎么穿皮鞋了？”韩明说：“哎呀，现在都穿皮鞋了！”
韩明见到我时，说我胖了，可见我到疏勒后恢复得不错。韩明邀我一起去喀什逛大巴扎，看到一双女式浅黑皮靴，说：“真好，你买下吧。”我说：“不买。”韩明说：“你呀你，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说：“不买。”韩明说：“真的没人送？” 我说： “真的。” 韩明说： “嗨，和我去看Ｍ的女朋友吧。” 我说： “Ｍ的女朋友在哪里？” “这个你都不知道？在十二医院呀，十二医院的女兵。” 我说： “别人的女朋友，我们看什么？”韩明说： “不懂了吧？女孩子，又是老乡，又是Ｍ的战友，看一看她高兴呀！” 我说： “不去。” 韩明说： “走吧走吧。”我说：“不去。” 韩明说： “走吧走吧。晚上还可以在那里看一场电影。今天星期六，十二医院有电影呢。” 我想：“炮兵团和汽车团都看过了，十二医院没看，是不是《牛虻》呢？”刚一迟疑，韩明就说：“走吧走吧，现在就去。”
Ｍ的女朋友是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女兵。我真佩服这些女生。看见我们来了，那么大方，那么机灵，那么果断。她果断地带我们到一个阿姨家。这个阿姨显然是军人的妻子，上点年纪了，一副过来人的表情。她和气地、意味深长地对我们笑笑，把她家的房门打开，把钥匙交给Ｍ的女朋友，说：“这是米，这是面，这是鸡蛋。”又朝我们点点头说：“你们玩吧。”
Ｍ的女朋友麻利地给我们做了一餐拉面。Ｍ的女朋友说：“我吃过了，你们吃吧。吃完晚上看电影。” 韩明和她聊探亲的事。Ｍ的女朋友说： “我出去一趟。” 一会找来两个马扎。
“看电影你们得自己去，我刚才去请假，领导不同意脱队。”
这天放映的不是《牛虻》， 电影刚开始， 我就说：“走吧。”
韩明这天显得不太尽兴。
韩明探家的归期已到了，他不敢多停留。
我只有到车队去听那个同乡知青兵讲他的艳事，或者到大十字街头走走。
这是一个中午。饭后，我从军区招待所出来，往大十字走。路边有一排平房，也是招待所的客房，是一个个的小单间。我从一个开着的房门口走过，突然有人喊我，定睛一看，是哨卡的杨金玉医生。他招呼我进屋里，屋里除了他，还有两名二十多岁的大龄女子。那时候，女孩二十多岁绝对是大龄了。那两个女子很健康，新疆的汉族女孩，吃羊肉喝牛奶，又在草原大漠旷野长大，看起来比内地女孩开朗、活泼、有活力。那两个大龄女青年身量高，一边吃西瓜，一边爽朗地笑着。杨医生说： “指导员让我来看看你。你恢复得如何？” 我说：“你看。”杨医生说：“看起来不错。” 他边招呼我吃西瓜，边对两名女子说： “这是我们一个连的，人很不错。” 我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好像是在给我介绍女朋友。
一会，两名女子走了，杨医生赶紧说： “你觉得咋样？”
我说：“什么咋样？” 他说： “那是他们给我介绍的对象。” 我这才记起这茬事。赶紧回忆，怎么没太注意她俩的相貌，而且也不知道给他介绍的是两名女子中的哪一个。“靠门里面坐着的那一个。”杨医生笑着说。看着我使劲想，杨医生说： “算了，叫你来给我参谋呢，简直没用！”
在哨卡，我和杨医生算是莫逆之交，无话不谈。我知道，早年他在疏勒交过一个女朋友，非常可心。两个人情投意合，差不多快到谈婚论嫁了，结果这女孩在政审时没有通过。边防团的干部，那时候娶妻是要经过政审的。据说，那女孩的舅舅在香港。在当时，那可是一桩了不得的海外关系。这门婚事也就此罢了。从此杨医生一蹶不振，年年谈对象，年年不成。一年年拖下来，年龄不小了，这才引起政治处的关注。如今部队每年都要给他十天半月的假期，让他下山解决个人问题。
这一次也是吧，顺带看看我的病情。
“指导员叫我来看看你，如果不要紧，就回去吧。”
我说：“好呀。”
他想了想，说：“走，和我一起去看看指导员的家属。他托我到他家里看看。”
我说：“好啊。”
说起这个指导员，他和我相处不是太长，半年前才调到我们哨卡的。他在调来之前和我见过一面，那就是带着他们连队的一个班到我们哨卡参加全营的比武。他中等偏低的身材，瘦，面相瘦削黑黄，看起来病恹恹的。但是，他待人和善，有一双诚恳的容易沟通的愿意和人交心的眼睛，这就够了。在哨卡，在雪山艰苦的环境下，他和我同住连部，诚恳交往，像是我的一位兄长或者别的什么亲人。这是艰苦条件下最难能可贵的。老实说，他体谅战士，了解高原边防战士的心。
我敬重他！
这一次，我在雪山上病重接近休克，首先想到的就是他。
也是他和杨医生始终守着我，直到看着我被扶上山下开上来接我的吉普车。
杨医生说去他家里看看。那么走吧。
我们买了一个西瓜，杨医生自己抱着。出了招待所到了大十字往左拐，顺街道下去，几百米开外，左边有一条回、汉、维吾尔多民族杂居的小街。正面有一个大院，那里驻扎着军区的侦察营。小伙子们整天上高下低地在营区里磨炼摔打。我们朝右拐，再顺营区外的一条小路出县城。前面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菜地中间，一条小路通向一个像军营一样的大院落。乍一看，院落是那般寂寥，静悄悄的。院子中有几棵树。
“这就是边防团的家属院。”杨医生说。
“我们团的？”
“是呀，全都住的是我们团的家属。”
这就是说，这个家属院所有家庭的男人都在山上，离他们的家庭千里之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女人和孩子们在留守。
还没有靠近院落，就感受到飕飕的阴气，我不由得身子一冷。
走进院落，横着几排房。右边有一条路，一直通向院子深处。我们顺路往深处走。路边右首有一排房子，门里面都空洞洞的。路旁左首，隔十来米就有一个公用水龙头。几个女人在水龙头旁边洗衣服。还有几个往路边的绳子上晾干菜。我们一进院子，那些女人们的眼睛就齐刷刷转过来，然后就死死地勾住你。她们当然知道，我们是从山上来的。她们的男人一年只能从山上下来一回。她们死死地盯住我们，目光再也不松开。
那种眼神里有探寻，但更多的是期待。也许我们就是他们男人那一个分队的，能给她们带来一点他们男人的消息。她们就一直用眼睛勾住我们，看着我们往院子深处走。
在这样的注目下走路，不由得让人抽一口凉气。
指导员的家在右首路边那排房子中间。杨医生熟门熟路。
“我来过一次。” 杨医生说， “他家隔壁是卫生队王医生家。王医生是我老乡。”
果然，路过王医生家门口，看见正在休年假的王医生坐在门里面训斥他的两个小孩子。王医生朝我们点点头。
听见我们来了，指导员的家属赶紧从里面屋子出来。
半间屋的客厅，放着两只独凳。我和杨医生在凳子上落座。一张小木桌摆在我们旁边。指导员的家属看上去干瘦，是大骨架子。指导员是河南商丘人，年龄并不很大，但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而他的妻子也是河南人，更显老相，好像比他的年龄还大。她黑黄的面孔，微微显方形的脸，端正的鼻子，脸上没有什么光泽；齐肩头发，梳得很整齐，不过已经有了白发。但是眼睛和指导员的一样善良，透出一种可以信赖的诚实。她赶紧叫孩子出来，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就过来远远地站在那里看我们。我这才想起我们太没经验了，怎么没想着给孩子买点水果糖呢。
女人说：“叫叔叔。”
女人说话时不看我们，她出出进进的，拿茶杯，倒开水，看起来有点慌乱，不知道脚手往哪里搁。
“指导员叫我来看看你们。” 杨医生说着，把西瓜放在木桌上。
女人立马要去把西瓜切开。
杨医生说：“不用了。”
但已经切开了，并马上端了出来。
女人依然是慌乱，好像不那么平静。
隔壁王医生正在大声吼叫，训斥他的孩子。
杨医生说：“王医生总是这样。”
王医生我认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对人非常和气。
他见人说话就笑笑的，从不和人说一句过头话，但唯独在家里，他总是大声吼叫，大发脾气。
杨医生说： “王医生总是这样，老训斥孩子。” 他们是老乡，他说：“我去看看。”
我随他到隔壁。
两个三四岁大的孩子诚惶诚恐、规规矩矩坐在小板凳上，两只手端端正正地放在膝盖上，惊恐地看着他们的爸爸。
杨医生说：“算了，王医生，回来就这么几天。”
王医生这次一点也不给我们面子，仍然对着孩子大吼，不理我们。
我们又退回到指导员家里。
指导员的女人依然不平静，好像不知道该如何招呼我们。
杨医生说：“看过你们了，我们走呀。”
女人慌忙站起来，一副想挽留的意思。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
我们要出门了。她的嘴巴动了几次，终于说了一句：“他———好吧？”
哦！这句话一直憋在她的肚子里吧？
“好好，指导员挺好的。”杨医生赶紧说。
我立刻想起了指导员那张黑瘦的脸。他胃不好，每天吃饭的时候，他都用双手捂住肚子。
我说：“指导员好着呢。”
女人跟出来，怯怯地、愧疚地说：“没啥给他捎。”
杨医生说：“没事，不缺什么。”
我这才想起来，这次杨医生来看他们母子，指导员也没有给捎什么。不过，话说回来，雪山上能有什么呢。
我们往前走，女人站在门口说：“给他说，孩子好着呢！”
杨医生说：“一定一定，放心吧。”
跟着的是王医生吼自己孩子的声音。
杨医生一边走，一边说： “王医生就是这样，对谁都好，就是不放过自己的孩子。”
往前走了几步，他又说：“我以后有了孩子，绝不这样！”
路边那些洗衣服和晾干菜的女人们又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勾住我们。
杨医生说：“赶快走，这地方阴气重，你有没有感觉？”
我说：“怎么没有？”
许多年以后，我住在一家修道院改建的宾馆时，也感受到这种阴气。我说： “咦？真奇怪，这个修道院已改建成旅馆了，重新装修过了，怎么还有那么重的阴气？走在院子里，冷飕飕的，针落在地上都能听见。”
说这话时，我就想起疏勒县城外边防团的那个家属院。
这天回到军区招待所，杨医生说： “你要觉得恢复得可以了，就先回哨卡吧。”
我说：“好啊。”
“你见了指导员，就说他的家属和孩子好着呢。”
我说：“当然。”
“我们这些当兵的……给我们当家属也挺不容易。”
我说：“是啊，你的事也赶快解决了吧。”
他呵呵笑着说：“哪有那么容易啊。”
去家属院走了这么一回，我再也忘不了那些军人家属的眼神。过去，我对哨卡首长的要求是不对等的，我觉得，干部们都有一个家，而他们应该更多地关心战士。这一次，我却有了切身体会。我知道哨卡的干部们比我们更多些担待，多些牵挂。
而那些军人妻子的心中又有多少牵挂呢？她们对丈夫的思念又有多么的绵长呢？
这一次回哨卡，我肯定会这样：我会努力干好我的本分，并且对指导员更加敬重。
我要离开了，到军区招待所退还借来的脸盆和拖鞋。
还是那个我给她捎信的女服务员接待我。这一次，她还是不动声色。她连一句回话也没有让我给我的同乡知青战友捎，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回到团部，我对那个战友说： “这次去疏勒没有完成好你交给的任务。”
这老兄说： “哈哈！完成得不错呀！你往这———里看！”
他从裤袋里掏出厚厚的一沓信， “她的回信早就写来了。信写得好长啊！”这封信有四五十页，都是海誓山盟什么的。这女子在信的末尾说： “这么重要的信，怎么能让人捎来呢？下次再别这样，切记切记。”
回到哨卡，指导员说：“见到我家属了？”
我说：“见到啦。”
“他们咋样？”
“挺好。他们好着呢。”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