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伤者比刘挚友严重些。全身45%二度烧伤，虽然生命暂无危险，但恐怕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康复治疗。他的整个头部也被包着，身上比刘挚友多插了一些管子。见我们进来，他显得有些惊恐，眼睛睁得很大，五官都挤在了一起，加上脸上的纱布跟管子，有点儿像外星人。
薛队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不说话。眨了一下眼睛，倒真像是外星人面对地球人的表情。
我大声说：“嘿，问你叫什么呢！”
旁边一个护士手里的瓶瓶罐罐在地上开了花。她尖叫着：“哎哟，你瞎嚷嚷什么？这是病房！没素质！”
“你有素质，动静一大连个盘子都端不住！”
薛队说：“行了！孙小圣，你给我闭嘴！”
病**那位竟哆嗦了起来：“我叫刘挚友，是那家医院的医生。”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问：“你再说一遍？”
薛队暗示我别露相。我又正色道：“你把你的证件号和家里的电话号码说一下。”
对方报了身份证号，又说：“我叫刘挚友，安徽人，西北大学的。怎么……有什么问题吗？”他吃力地抬了抬头。这时，那个护士又要给他打针，半天没找到血管，搞得他咬牙切齿。完事后，他对护士说：“姑娘，你这扎针手法不对啊。我建议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用针头扎点滴管练习练习！”
“老家的电话呢？”
“我老家没电话。老家……没人了。”
“这里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除了方涛就没有了。他怎么样了？”
我知道此刻不能像之前一样被人牵着鼻子走了，反问：“你把当时着火的经过跟我说一下？”
“当时着火？”对方好像呛了一下，气喘吁吁，“我早就跟院长说过，跟上面协调协调，老这么停电不是办法，有时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说说，病人晚上吃药、换药是常事，再说每个病人服药的时间都不一样，服的药物也不一样，有的要吃齐拉西酮，有的要吃氯丙嗪和利培酮。万一弄错了怎么办？有可能要出人命的！”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火是怎么着起来的？”
“我不知道！当时我在值班室值夜，方涛在药房休息。后来我打了个盹儿睡着了，火就烧起来了。”
忽然他一脸惊恐，絮絮叨叨：“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
我和薛队对视了一眼，问：“你们那里晚上给不给病人吃安定一类的药？”
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当然不。我们医院从来没有安定。我们是以康复和救助为主的，那些药只有正规的大的治疗医院才有。进那些药是需要批文的！”
这就怪了，难道说医院里有两个医生都叫刘挚友？显然不太可能。那么他们两个至少有一个人在说瞎话。为什么说谎？是因为说谎者是精神病，还是因为这起着火事件有更深的阴谋？我感觉黑暗里好像打开了一扇门，但推门一看，里面仍旧是一片漆黑。
从医院出来，我和薛队一路无话。然后他接了个电话，告诉我：“医院院长可能跑了。现在网上正在给挂逃犯。只剩下最后一个幸存者了！”
我说：“不会又是一个刘挚友吧？”
“但愿是赵一多！”
除了轻微的烧伤外，第三个幸存者行动基本自如，是在民警的陪伴下来到队里的。这个人30岁上下，方头大耳，目光有神。他的第一句话令我们精神一振：“我叫方涛，是医生！”
但我马上冷静下来，问他：“你的证件呢？”
“证件？”此人忽然激动起来，“你们家着火了你还能什么东西都齐全吗？别把我当犯人审！”
薛队挡在前面，语气缓和：“我们的意思是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你们爱信不信！”
“有没有你家人的联系方式？”
“没有！”
“你要配合工作，我们是公安机关的！”
这个自称方涛的人呆窘起来。几秒过后，忽然蜷身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主，想硬硬不起来，想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时手足无措了。
薛队拿出两张照片，分别是刚刚洗出来的之前两位伤者的照片。他敲敲他：“认得他们吗？”
对方鼻涕眼泪地仔细看着，指着第一位伤者的照片说：“这是几天前救助站送来的病人。”然后又仔细看着第二位伤者的照片，破涕为笑：“这是刘挚友！太棒了，他还活着！”
然后他就小孩子一样攥着第二张照片不撒手。
“包得这么严实，你怎么认出来的？”我很纳闷儿。
“那你就不要问我！”他唰地把照片扔到地上。这倒是有几分精神病患者的意思了。旋即，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有些失态，又问：“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他们都说自己是刘挚友！”
“那多简单。刘挚友是医生，你们可以问问他医学常识，谁说得出来当然谁就是了！”
我想起之前第二位伤者向我们侃侃而谈说起给病人换药的细节和与护士的对话，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你还是给我们说说当晚着火的过程吧。”
“当晚……”对方只是重复我的话，然后忽然从椅子上跌倒在地，浑身缩成一团瑟瑟抖动，口中不知所云，“着火……火光冲天，惨叫……跑……”他竟然开始吐白沫了。我记着笔录，正琢磨措辞呢，一见这架势，还以为他模仿当时患者们的反应呢，还笑哈哈地说：“行了行了，你不用学这么生动，说主要的！”
“癫痫！”有人说。
我们一伙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控制住，让他缓病。癫痫俗称羊角风，是种很麻烦但不要命的病症。犯起病来哭天抢地、要死要活，但症状一过去基本又和正常人无异了，这位“方涛”同志也一样。可只要恢复过来，再一提着火的事儿，他马上又会发病。好像是孙悟空听到了紧箍咒，没几句就大口地吐白沫。薛队赶紧嚷嚷：“先不提着火的事儿了，别刺激他！”我会意，愣了一会儿赶忙道：“那你说说着火以后的事儿？”没想到这老兄抽得更厉害了，一巴掌拍到薛队脸上，薛队揉着脸上的“五指山”冲我吼道：“孙小圣你闭嘴！”折腾了一个下午，我们一屋子人满头大汗。最后薛队头晕眼花地说：“把他带走，去市里的精神病院给他做鉴定！我觉得这位是最不靠谱的！”
宋琦和王姐他们一直在当地派出所和区政府负责联系死者的家属。但让人感慨和吃惊的是，这几天竟然没有一名死者家属前来认尸。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全市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很多都是靠社会救助在疗养，很多在医院里待了多年都没有家属来探望，他们自己也没有回家的意识。有的人在里面病死、老死，家里人要么联系不上，就算联系上了也是听凭医院处理，连面都不会露。这些生前就被冷落在医院的人，死后仍是孤魂野鬼，颇让人唏嘘。
谈到尸体，薛队说：“第一个自称刘挚友的人说医院里有十个病人、两个医生，全是男性。如果除去那三个生还者，应该是九具尸体，可迄今为止只发现七具。那两个人失踪了？”
“失踪”往往能给人希望的错觉。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但凡有“失踪”，就是凶多吉少。尤其是这种火灾案件，尸体八成是炭化在哪个角落了。我们都心照不宣地叹了口气。
我们又去医院找到之前那两个患者，分别给他们看了第三个人的照片。这次他们两人倒都给出了同样的答复：“他不是方涛，是个老病号，狂躁症，一直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
我把第二位伤者的照片拿给第一位看，对方说：“虽然包得比较严实，但看身段和脑瓜的形状能认出这是前几天救助站送来的病人。因为行为像精神病，又没确诊，所以先到我们这里进行观察，准备几天后送到大医院。”
第一位看着第二位的照片也差不多这么说。
我们只能联系救助站的人员。他们来到医院后看了看，都说：“实在认不出来了。”
我问：“当时你们送的那个人是什么状况？”
工作人员回忆：“具体情况我也记不清了。我们是接到地铁站站务员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人在地铁里晃悠，不出站也不乘车，问他什么他也不答话，衣衫褴褛的，身体也很虚弱，感觉像是拾荒的。后来我们把他接到站里，发现他精神也不太正常，总是胡言乱语，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却从来不说。我们怕再让他待下去会在站里惹出事儿来，就送到了医院想让他们观察和确诊一下。”
救助站的人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正常，但好像又什么都没说，什么都很可疑。可人家办事一切都符合程序，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将第三个幸存者的照片登报，看看全城有没有认识他的人。
登报第二天就有人上门。该人称是第三个伤者的朋友。据他说，这个人确实是医院的医生方涛。我仔细观察这个人，身形高挑，五官清秀，眉间有颗痣；看样子很像知识分子。我问他：“你怎么称呼？”
“我叫沈京。”他话语铿锵，掷地有声。
“你是方涛的什么人？”
“我是他以前的房东。他没找到工作之前租过我的房子。虽然他没什么朋友，却是个挺好的人。据说他出来打工时，和老家的父母闹翻了，所以从没听他说过亲人的事儿，也没有他老家的电话。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
薛队将信将疑地看着他：“他租过你的房子，那你那儿一定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吧？把复印件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得对比一下。”
“警察同志，一看你就没租过房子，”沈京说得慢条斯理，“你要是当房东，还留着以前房客的身份证复印件？现在这人的法律意识这么强，就算我想留，人家也不干啊。一般是退房时就还给人家了。人家怕你冒用这玩意儿开信用卡办业务！”沈京飞出一个白眼儿。
我登记了沈京的证件，又听他说：“方涛有癫痫症，受刺激了会发病，你们不要过度刺激他。”
沈京走后，我们开了案件分析会，把此案的怪圈摆到桌面上：第一个人自称医生刘挚友，戴着病人不可能有的手表；第二个人自称刘挚友，熟知医学药理；第三个人自称医生方涛，虽然情绪不太正常，但有第四个人沈京出来证明。
与此同时，第一个人称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是病人；第二个人称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是病人；第三个人称第一个人是病人，第二个人是刘挚友。
如果第一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么他就是刘挚友，第二个人、第三个人都是病人。沈京对警察撒了谎。
如果第二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就是病人，沈京依旧在撒谎。
沈京是正常人，没有理由撒谎。所以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都应该在撒谎。
如果沈京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三个人说的就是实话，他就是方涛，第二个人就是刘挚友。
但第二个人推翻了第三个人是方涛的理论。逻辑又不通了。
薛队忽然扭头问我：“孙小圣，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照实说。
宋琦在边上反问：“关键是，一个有癫痫病的人，能当医生吗？而且是精神病院的。如果病人发了病，他又犯了癫痫，怎么办？”
“再通知沈京来队里，让那个自称方涛的认一认！”薛队交代。
不料此时联系不上沈京了。他留下的手机号，打过去永远是关机。按照他身份证上的地址找过去，那里已经拆迁了，户籍还没来得及更改。线索又断了。
当天我们又去了一趟医院的遗址。我特意又仔细观察了药房，发现一个特点：只有这里的窗户和别的窗户不一样，位置比较高，面积比较小，最重要的是没安防护栏。在三名伤者的叙述中，只有第一个人正确描述了起火位置，而且有一个听起来很自然的理由。当然，不包括那个安眠药的疑点。
我和宋琦等人在薛队的带领下在现场待了一上午，到了饭点刚要吃饭，就接到王姐的电话，她告诉我们市精神病院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让我们去一趟。薛队接过电话听了一听，马上眉开眼笑，赶猪似的把我们轰上车：“快快，有人要现出原形了！”
市精神病院坐落在古城中心，有方圆几百里最大最权威的精神病鉴定机构。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好像跟薛队很熟的样子，亲自把我们迎进办公室。薛队屁股没坐热就直奔主题：“我说徐大夫，那家伙到底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你就给我下个结论吧，我们这案子要多怪有多怪，就靠他打开突破口呢！”
徐大夫是个女的，戴个大厚眼镜片，跟《蜡笔小新》里的上尾老师似的。她扶着眼镜先笑笑，说：“老薛，不瞒你说，这个人你们送来时，一没有以前医院的介绍信和病历，二没有他的直系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的陪同，所以仅仅靠短时间的观察，我是不敢给你出鉴定意见的。”
“什么？”薛队唰地拉下脸来，“那你让我风风火火赶过来干什么啊？我以为你都手拿把掐了呢！”
“你急什么？”徐大夫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你们都跟我来，小点儿声！”
我们跟她出了屋，来到走廊里的一个小门前，看她把门上的小铁窗拨开一个缝。顺着缝隙望去，里面坐的正是那个自称方涛的家伙。那家伙正对着桌子上的一只鱼缸使劲儿摆弄着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儿？”薛队问。
徐大夫说：“来的第一天，我们在装满水的鱼缸里放了几张金鱼的画片。问他这是什么。他的回答很正常，说是纸片。可是我们告诉他，这不是玩具，这是真的金鱼，能用钓竿钓上来的。你猜他怎么说？”
“他就信了。这不他正拿着小钓竿钓呢嘛。”听廖洁这么说，我才看清原来“方涛”手里拿的是一支玩具钓竿，正不厌其烦地对着鱼缸口往里伸呢。
“他没信。他说我们骗他。”徐大夫耸耸肩膀。
我们大家面面相觑。
徐大夫又说：“不过我后来告诉他里面确实是真的金鱼，只不过是一种非洲少见的品种，类似比目鱼。然后我拿出了一把香蕉，说如果他能用小钓竿从缸里钓上一条来，就给他一根香蕉吃；钓上两条给两根。于是他就一上午在这儿钓鱼，虽然一条还没钓上来，但玩得别提多开心了。”
我们还是不解其意。宋琦沉不住气了：“徐大夫，您有什么话就别绕弯子了，这家伙是不是还是精神病？要不能干这种傻事儿？”
徐大夫把我们领回办公室，说：“从这个案例来看，他属于典型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且幻觉妄想感很强烈。虽然他有自己的客观性，但只要外界给他一些影响或刺激，他就会执拗地把一件物品幻想成另一样物品、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事……”
“我明白了！这就说明……”我先大声叫道。
“我也明白了！”廖洁跟我抢答。
“孙小圣你先说！这说明什么？”薛队指指我。
“这就说明，我们要想让他说真话，也要给他香蕉吃！”
连徐大夫在内都傻了。他们呆怔几秒，集体大笑了起来。
我刚要辩白什么，廖洁就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当你有什么高见呢，闹了半天就这个。我来说吧，既然这个病人能把一样物品幻想成另一样，把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那他就很有可能把一个人当成另一个人。那也就是说，他不是方涛，他所谓的刘挚友，也不可能是刘挚友！”廖洁在结尾处还拍了一下巴掌。
“我就说嘛，一个癫痫病患者，碰到精神病患者犯了病，人家还没怎么样，他倒先抽了。这样的人怎么当医生！”宋琦咬着笔杆子。
“那不是还是要给他好吃的才管用吗？我说的也没错啊。”我一脸不服。
薛队拿起桌上一根香蕉，深深地闻了闻，慢条斯理地剥开皮，然后……猛地塞到了我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