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斌交代的作案过程，和我们案情分析时的推断完全相符。
一月一日上午，他骑车路过死者门前的小路，看到死者在外面挂晒刚洗的内衣，他为死者白皙的皮肤所吸引，便下车拐进了场上，假说自行车链条脱落，需要借用一把螺丝刀，和死者搭讪起来。言谈中得知死者丈夫也在外地打工，家中就是死者一个人居住，遂心生了歹意。
一月二日晚上，先到家北端路旁一家裁缝铺里，拉开窗户，偷了一把剪刀揣在怀里，走向死者住处。到死者家时夜色已深，周围的住户已没有灯光。他戴上手套，挤碎东房气窗玻璃，打开气窗，钻进室内。见死者熟睡，就脱掉外衣，掀开被子，想钻进被内。不料死者惊醒，大呼捉贼，他急忙捂着死者的嘴巴，掏出剪刀威胁。但死者乱蹬乱踢，挣扎着呼救，慌乱中他用剪刀向死者头部扎去，并用手紧紧卡住了死者的脖子，直到死者没有了声息。随后他在木箱上摸到一块折叠着的布，覆盖在死者的头上，拉下裤子，实施了*。然后，拿起窗前桌旁一根木棒，将窗帘挑紧盖严，拉开了房内的电灯。打开橱门，见里面装的都是衣服，就转到床后，看到墙上有一处没有封严的小洞，伸手进去，摸到一只小小的铁皮筒罐，打开一看，是三枚银元，就随手装在口袋里。转出来后，用被子把死者盖好，拉灭了电灯，从中屋房间出来时，顺手将柜上的收录机拎起，走出大门回了家。
回家后，他将收录机和剪刀、手套装进旅行包，准备第二天离家去苏州建筑工地打工。在张王港至沙洲港的客轮上，想到这些东西不能久留，虽对丢掉收录机心生不舍，但为了毁赃灭迹，仍悄悄将装着收录机、剪刀等物品的旅行包丢弃在长江里。
到沙洲港后，在嫁到这里的姐姐家吃了晚饭，把三枚银元交给姐姐保管，第二天一早，乘班车去了苏州。
我在作以上述说时，归纳得很简明顺畅，其实，黄元斌在交代时却并非如此。他每说一句话便停了下来，思考的时间多于说话的时间，如果没有追问，他便不再言语。例如谈到铁皮罐子的事，他和冯忠便有以下一段对话，这也是在以后引起歧义的一段对话：
黄说：“我打开了衣橱，里面尽是被单和衣服，没有值钱的东西。”
冯问：“后来呢？”
黄说：“后来我转到床后。”
冯问：“转到床后干什么？”
黄说：“看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冯问：“看到了没有？”
黄说：“看到后墙壁下有一个小洞。”
冯问：“什么样的小洞？”
黄说：“可能是砌墙时故意留下来的，一块砖大小，用一块小木板挡着。”
冯问：“这里面有值钱的东西吗？”
黄说：“这里有一个小圆铁罐”
冯问：“你怎么知道的？”
黄说：“我用手摸的”
冯问：“罐子里有什么？”
黄说：“没有什么。”
冯问：“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还讲那么多废话。”
黄说：“是你们要我讲的。”（事后我们才知道黄元斌在交代过程中按下了不少这样的钉子，令与犯罪分子打了一辈子交道、经验老到的冯忠也始料不及。）
冯问：“你想想，罐子里有什么？”
黄说：“有钱。”
冯问：“有多少钱？”
黄说：“很少几个钱。”
冯问：“很少是多少钱？”
黄说：“五块钱。”
冯问：“是五块钱吗？”
黄说：“是一块钱。”
冯问：“罐子里只有一块钱？”
黄说：“哦，我想起来了，是三块钱。”
冯问：“什么样的钱？”
黄说：“普通的那一种。”
冯问：“普通的一种是什么钱，是这样的钱吗？”说着从口袋里一把掏出几张人民币来，几枚硬币漏掉在桌面上。
黄说：“是硬币。”
冯问：“这样的硬币要藏在墙洞的罐子里？”
黄说：“是的。”
冯问：“把这样的硬币藏在罐子里这有什么意义？”
黄说：“是银元，我说的硬币是指以前的硬币。银元不是硬币吗？”
在黄元斌交代认罪后，我们抽取了他的血液，做了血型检验，结果表明，与死者身体中提取的男性分泌物血型相同。
在对黄元斌居住地实施搜查时，搜查人员发现黄元斌的家中确实非常贫困，除黄元斌房间里有一台没有外壳，用**的铜丝连接着两只喇叭、勉强能发出声音的录音机外，再没有看到一件带有现代文明的家用电器。
案件似乎就这样破获了。尽管我们获取的物质性证据不足，作案工具和偷窃的收录机等物，已丢入长江，无法搜寻，但黄元斌交代的作案过程，不是作案人，是无法知晓的。况且，黄元斌在案后第二天就离开了家乡，即使出于好奇，想要打听侦查情况，也没有了机会。更不用说我们对通过现场痕迹推断的作案过程以及作案工具等作过严格的保密保护了。
我们决定迅速派人去沙洲港找黄元斌的姐姐调查取证，如能取回那三枚被窃的银元，此案的证据就能互为印证了。另一方面，要求审查人员加紧审讯，强化细节，固定口供。
但是，以后的几天，意外的情况相继出现。
黄元斌翻供；
黄元斌的姐姐拒不承认见到过三枚银元；
黄元斌家北向的路边几家缝纫店未发现剪刀丢失。
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我们商量决定，将涉嫌故意杀人的黄元斌刑事拘留；将涉嫌包庇的黄元斌的姐姐、姐夫收容审查；扩大范围调查缝纫店有无剪刀失窃的情况以及五金商店近期销售剪刀的情况。
为了加深直观感受，张武、陈玉林和我准备在对黄元斌刑拘前，再参加一次审讯。其时，郭笑大队长也从江口赶来，我们几个人一起走进了审讯室。
审讯仍然由薛明春和冯忠为主提问。
“黄元斌，这两天考虑得怎么样？”
“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作这个案子，是我欺骗了你们。由于我的欺骗，使你们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使真正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我有罪。”
“那你开始为什么要主动交代？”
“我被你们弄回来，我知道不交代也过不了关。再说，共产党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想，你们这么多精明的公安人员，总不至于会相信我的假话吧。”
听着黄元斌句句话带机锋，郭笑大队长不免有点生气，他大声喝问：“你说，你交代的作案过程是怎么回事？”
“是我听到别人说的。”
“听到谁说的？”
“不认识，听到他们东一句西一句在讲。”
“在什么地方听到的？”
“想不起来了，反正这是真的。”
“你为什么交代得如此连贯？”
“你们问的。在问话中，我一直观察着你们的神色，我回答后你们不再追问，我就知道答对了。”
“你去苏州明明是三号，为什么要说成是二号呢？”
“我平时游手好闲，乡邻们对我印象不太好，我说是二号就离家了，是为了减少麻烦。”
“那三枚银元是怎么回事？”
“是那位老同志掏钱时，有几枚硬币掉在桌上，我联想起来，银元也是硬币。”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硬币是贝壳、铜板，你为什么不说是贝壳、铜板？”
“我……我不知道铜板也是硬币。”
从黄元斌轻佻的神态和回话的机巧里，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颇有心计，不易对付的家伙。他兼有小聪明加无赖的双重习性，在强大的压力下，虽有紧张，但绝不慌乱，说话不少，但多是谋而后动。对这样的对手，审讯人员不仅要斗勇，更重要的是斗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