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是举世闻名的古代城邦，不仅因为最初的民主政治在这里萌芽，还因为人类创造的许多最为精美壮观的雕塑与建筑作品也诞生于此。希腊雕塑家铸造和雕刻的人物不仅有着光彩照人的体态，还焕发出震慑人心的精神力量，堪称举世无双。希腊人还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建造风格，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古典风格”。这些建筑和里面摆放的雕塑一样，充满了直抵人心的表现力。这些神庙与雕像是用于供奉奥林匹斯山诸神的，但如此卓越的艺术成就也让人第一次意识到，其实人类也可以拥有神一般的创造力。
一切源于回忆。史诗《奥德赛》创作于公元前8世纪前后，古希腊诗人荷马在诗中追忆了古老岁月里那些辉煌的宫殿和神话般的英雄人物。年轻的王子特勒马科斯（Telemachus）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奥德修斯（Odysseus），拜访了皮洛斯国王涅斯托尔（Nestor）和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Menelaus）的宫殿。两座宫殿极其宏伟华丽，里面摆满了黄金杯和青铜兵器——“墨涅拉奥斯的华丽殿堂像日月辉映，闪闪发光”。可惜奥德修斯并不在那里，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他在返乡途中遭遇狂风，偏离航线，历经千难万险。而那场著名的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正是墨涅拉奥斯国王的爱妻海伦被掳（据一些古代文献记载，特洛伊战争期间海伦在埃及的生活其实颇为滋润）。
荷马笔下的时代比他所生活的早了约500年，他所描述的那时的人类充满了神的力量，有些甚至是神的子女。海伦的母亲勒达（Leda）曾被众神之王宙斯玷污失身；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在战斗中杀死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Hector）而飞升天庭，接受神一般的崇拜。古埃及人崇拜动物，波斯诸神往往面目不清，但希腊人对神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把诸神视为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
荷马回忆中那个古老的希腊世界已经消失不见了。那曾是属于迈锡尼人（Mycenaeans）的希腊，正是他们对特洛伊发起了战争，那时的宫殿废墟一直保留到荷马生活的时代。古代特洛伊与希腊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成为此后数百年间希腊故事的起源；那些大小事件，无论是流传于神话还是记载于史料，都被载入了荷马的两部伟大诗篇：《奥德赛》和《伊利亚特》。
荷马笔下的英雄时代起源于地中海文明，可以一直追溯到荷马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前。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期，在爱琴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Crete）上，人类文明开始初露曙光。当地居民被后人称为米诺斯人（Minoans，这个名字来自神话中的米诺斯国王），他们从自然环境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而身边那个神奇的海洋世界，也在各种器皿表面得到了生动再现。他们用墨鱼的墨汁在陶土杯上写字。在一件彩绘陶器上，神话中的海神特里同（Triton）在海星、珊瑚和礁石间穿梭游乐。一个圆形陶瓶上画着一只章鱼，长长的触手伸向周围的海草、礁石和海胆，这位艺术家凭借直觉将人们熟悉的海洋生物转化成精美的装饰图案，章鱼翻转扭动的触角，让人首次感受到了自然世界的力量与欢愉。在此后的1000多年间，这种力量与欢愉在地中海地区盛行不衰，例如米诺斯人热爱跳牛运动，并将其中的动感与**通过雕塑与绘画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创造出了史上最早的一些身体腾空的画面，还在宫殿墙壁上绘制出了热情奔放的连续螺旋图案。在他们的宫墙装饰画上，年轻男性佩戴孔雀羽毛，女性**上身舞蹈，四周环绕着百合与兰花。这些画面充分展现了海岛居民无忧无虑、尽情享乐的生活[64]。
▲ 章鱼花瓶，希腊帕莱奥卡斯特龙，约公元前1500年，陶瓷，高27厘米。伊拉克里翁考古博物馆
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锡拉岛（Thera，今天的圣托里尼岛）火山喷发，克里特岛上的第一个人类文明就此终结。这场浩劫让克里特人元气大伤，最终被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者迈锡尼人征服。迈锡尼人在山丘上建造了坚不可摧的城堡，那是曾带领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城的名将阿伽门农的大本营[65]。
若无战事，迈锡尼人就会将大部分精力用于锻造青铜兵器和囤积黄金。对他们来说，战死沙场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因此也留下了许多图像记录，让人不免想起《伊利亚特》中描述的那些英勇的战斗。在皮洛斯的山丘上，距离涅斯托尔的宫殿不远处，一座迈锡尼武士的墓地里发现了一块彩色玛瑙，上面刻着一位持剑的武士斩杀一个举着长矛的人，下方还躺着另一名死去的士兵。整个作品细腻精致，堪称微雕的杰作[66]。这位武士的肢体与肌肉形态优美，细节准确，特征鲜明，当时的人赏玩这件微雕时——因为尺寸微小，恐怕要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想必会对这难得一见的珍品细细品味，大加赞赏。这可能出自米诺斯的一家雕刻作坊，因为米诺斯人在宝石雕刻方面享有盛名；但它仿佛是从荷马笔下那个神话与历史交叠缠绕的传奇世界直接穿越而来的。
荷马曾将特洛伊战争中那些不屈不挠的大小战事比喻为无法遏制的熊熊烈火。在此后的400多年里，人们在雕刻和建筑方面也投入了同样灼热的**。在这段艺术发展时期之初，艺术家的主题不仅包括米诺斯人和爱琴海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也包括迈锡尼人狂暴而旺盛的**，当然还有他们对人体的理解与欣赏——特别是肌肉健硕、充满胜利感和英雄气魄的人体。约1000年后，这一艺术传统在雅典城邦达到了巅峰。
迈锡尼文明覆灭后，历史进入了一段黑暗时期。只有诗歌的意象与节奏中，或者荷马和其他游吟诗人口口相传的作品里，还保留着对那个古老时代的回忆。公元前8世纪中期，文明的曙光终于穿透迷雾，希腊发展出了一套书写系统，也就是在地中海东岸经商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发明的字母。荷马史诗被书写成文，故事中的画面也开始展现在世人眼前。留存至今的绝大多数艺术作品都是陶瓶上的绘画，它们记录下了早期希腊的兴衰变迁，特别是雅典城邦与科林斯（Corinth）城邦的发展历史[67]。
最早出现的陶绘多为抽象的几何样式，以各种形状和花纹填充空间，在一片喧嚷热闹的场景中，人类的形象逐渐出现了。最初只不过是些火柴人，但很快就出现了丰富活跃的人物形象，或战斗，或竞赛，或畅饮，或**。面容沧桑的游吟诗人曾在集市广场上娓娓道来的那些故事，如今变成了鲜活生动的画面。一个浅盘上绘有神话人物赫拉克勒斯（Herakles，也就是大力神），身披标志性的狮皮盔甲，正在与特里同搏斗，赫拉克勒斯渐渐占得上风，海豚也在他们身边游来游去。画面外围还有海仙女（Nereids）在翩翩起舞。这幅画线条简单，以黑色绘图，并刻入瓶身表面。这些被称为“黑绘陶”的作品最早出现于公元前700年前后的科林斯。至少就陶瓷工艺而言，科林斯称得上当时首屈一指的艺术名城。画面上围成圆圈的海仙女让人仿佛回到了米诺斯人的时代，她们在清澈湛蓝的水中浮现并加入战争，身姿绰约灵动，充满韵律感。
▲ 水杯内部纹章，有赫拉克勒斯和特里同的形象及海仙女舞蹈，约公元前550——前530年，陶瓷，直径32厘米
新的艺术风格给人带来更多愉悦，很快也催生出新的瓶画技巧，在约100年后雅典的陶器作坊里首次出现。这其实是个简单的反转，原本是红色背景下的黑色人物，转变成黑色背景下的红色人物。如此一来，人物显得更为自然、丰满和厚重——就好像是逆光突然变成顺光，从前剪影般的轮廓也变成了圆润的实体。此时的绘画技巧日臻完善，灵动的笔触令画面更加鲜活逼真。一尊红绘酒瓮（一种用来兑酒的器皿）上绘有两名**勇士的四分之三侧面躺卧像，上方是披着狮皮、手握棍棒和弓箭的赫拉克勒斯。画面上模糊的线条表示人物站在起伏不平的地方。这位艺术家——许多古希腊瓶画艺术家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位也不例外——现在被人称作“尼俄柏画师”（Niobid Painter），名称来自酒瓮的另一面所绘的内容：尼俄柏（Niobe）在神面前吹嘘自己的十四个孩子，没想到这一愚蠢之举给她的孩子引来了杀身之祸[68]。
这些瓶画技艺之高超，让我们不免推测当时希腊世界其他地方的绘画大概会是怎样的（可惜无一留存至今）[69]。曾有一些尺寸较大的画作是绘制在墙壁或木板上的，这也带来了图像解读的一场革命：人物看起来更为丰满圆润，而戏剧性的场景更能凸显他们的个性与情操，也就是人们传达出的道德感。根据希腊旅行家帕萨尼亚斯（Pausanias）的记述（但他的游记是在500多年后才写下的），当时的著名艺术家波吕诺托斯（Polygnotus）曾画下特洛伊的屠城惨状和奥德修斯在冥府的经历，他把众多人物形象分布于不同的层次，让他们仿佛存在于真实的空间，而不仅仅是平面上的图案。帕萨尼亚斯对此评价“人物众多，美不胜收”[70]。又根据罗马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说法，波吕诺托斯还有一些首创，他曾给女性人物画上透明的服饰，还画出张开的嘴巴甚至牙齿来呈现人物表情——尽管有时效果并不理想[71]。古希腊画师很有竞争意识，促使他们的艺术创造越发精巧，追求亦真亦幻的奇妙效果。普林尼曾提到一位名叫宙克西斯（Zeuxis）的画师，这位画师因画工精湛而暴富，竟用金线将自己的名字绣在长袍上。根据普林尼的记载，宙克西斯画的葡萄惟妙惟肖，甚至引来小鸟偷食。但他还是比不过另一位名叫巴赫西斯（Parrhasius）的画师，他笔下的帷幔几可乱真，宙克西斯辨不出真假，还请他拉开帷幕以便展示幕后的画作。
▲ 双耳喷口杯，绘有赫拉克勒斯和雅典娜等主题，尼俄柏画师，约公元前460——前450年，陶瓷，高54厘米。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古希腊的画师们互不相让，竞相创造出各种错觉游戏，同时也练就了更加细腻生动的绘画技巧。在这些工艺精品面前，尼俄柏瓶画就多少会有些相形见绌，但若没有了它们，早期希腊世界也就不会如今天所知这般清晰鲜明了。希腊瓶画艺术承载着希腊人的回忆。
在希腊神话中，绘画起源于一种创造回忆的行为。普林尼的著作《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有这么一个故事：科林斯的一位少女在与爱人临别之际，将他的影子的轮廓勾勒成像——这则故事精辟阐明了形象艺术的起源，正如那些留在岩洞墙壁上的人类手印也保留下了人类身体存在过的印迹。在古希腊神话中，灵感女神缪斯的母亲叫谟涅摩叙涅（Mnemosyne），意思是“记忆”。
希腊雕刻艺术的另一个源头是希腊神话。最初的纪念碑雕像是木质人像，后来逐渐采用石灰岩和大理石。根据传说，这些早期雕像的源头是最早出现在克里特岛上的一种雕刻艺术，是一位叫代达罗斯（Daedalus）的艺术家徒手创造的。正是这位代达罗斯奉国王米诺斯（Minos）之命，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王宫（Palace of Knossos）建造了那个著名的迷宫，迷宫的中央就放着那个半人半牛的米诺陶（Minotaur）。代达罗斯可谓设计师兼创造家的鼻祖。他的杰作还不止于此：为了逃离国王米诺斯，他发明飞行器让自己从克里特岛飞到了西西里岛——众所周知，他的儿子伊卡洛斯（Icarus）在飞行时因过于靠近太阳而不幸坠海。代达罗斯是希腊艺术传统中的“首席发明家”（Protos Heuretes），是各种新技术新形式的“发明创造第一人”，他的名字是发明创新的同义词，他本人更是创新、匠心与精巧的楷模[72]。就像古埃及时代的伊姆霍特普，代达罗斯也是受世人膜拜的艺术大师，但与伊姆霍特普不同的是，目前没有丝毫证据表明代达罗斯确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当然，代达罗斯式的雕塑约从公元前7世纪就已经存在了。那些直立的雕像刻有面具一般的脸庞，就像在1000多年前基克拉泽斯（Cycladic）群岛上那些光滑大理石雕像的直立扩大版。位于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之间的这片群岛还包括纳克索斯岛（Naxos）和圣托里尼岛，这里曾发现过一些特征不明的女性雕像，她们双臂交叉放于胸前，眼睛与鼻子刻画得尤为细致。基克拉泽斯的人像和大多数古代塑像一样，都涂着鲜艳的颜色，也许还睁着大大的双眼，就像埃什努纳朝拜者那样。
当时的雕塑艺术——无论是基克拉泽斯风格还是代达罗斯风格——还从南方的非洲大陆北岸汲取了一些灵感。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已经在尼罗河沿岸、亚历山大里亚以南的瑙克拉提斯（Naucratis）建立了贸易中转站（希罗多德的埃及法老考察之旅就是在此处登陆的）。埃及的纪念性石雕对希腊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设立了标准，也激发了希腊人的竞争意识[73]。
不久之后，希腊的雕刻作坊就发展出了新的类型，这些青年男子的雕像被称为kuoros，而青年女子的雕像被称为kore——两者总称为（按照阳性复数形式）kuoroi，即“青年立像”。这是最早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希腊雕像——克里特和爱琴海群岛都过于遥远，不能算作希腊世界。青年立像是对青年时代英雄主义的纪念，也是对英年早逝的伟大英雄的缅怀——当然有些雕像的主人死时已是老年，却希望世人能够记住自己全盛时期的身姿风采。这些男女青年立像被放置在圣殿里，以表达希腊对波斯作战胜利后的感激之情，或者用来庆祝在马车或搏击比赛中取得的胜利。青年男性立像通常神情骄傲，全身**，宛如奥林匹亚运动会上的选手。这项运动赛事在那时已经有百年历史了。青年女性立像则多少有些服饰——在这之后将近200年，希腊艺术家才创造出了首个**女性雕像（不过仍有一些尺寸较小的**女性的小刻像）。这些青年立像或多或少受到埃及雕像风格的影响，姿态较为僵硬刻板。但他们紧紧握着拳头，昂首注视前方，一只脚略微靠前，打破了埃及雕像的套路，显露出自己独有的气质。他们专注的目光充满了力量，打开了一片新世界。
公元前6世纪中期，科林斯工匠雕刻了一尊名为“泰涅亚的阿波罗”（Apollo of Tenea）的青年立像，他挺直了身躯，显露出灵活的肌肉，微凸的眼睛里充满了欢愉。他面带微笑，鼻头尖翘，让人几乎可以想象到双颊绯红、满面春风的模样。脖颈部分却过于平直，像一截基石那样显得很不自然，说明这些英雄人物尚未完全走出代达罗斯的神话时代。与埃及雕像不同的是，这些希腊雕像并非注视着不朽的永生，而是眺望着下一个海岛和下一片海岸线。他们的微笑也充满了希腊人的好奇心，而不是埃及人的救赎感——他们乐于探究世界，也乐于了解自己。
希腊人长期统治着周边海域。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在非洲北部海岸和黑海周边，他们都建立了贸易中转站和殖民地，为希腊故土城邦带来富裕和繁荣。这里的城市居民也逐渐产生了一种身份认同感，将自己称为“希腊人”（Hellenes），并使用统一的语言（Greek一词是晚些时候才出现的，源自这个国家的罗马名字Graecia）。这一时期希腊本土与东部地区的战争几乎从未中断。青铜刀剑的劈砍声与石像的凿刻声都是日常熟悉的声响。在较早时期，他们的劲敌始终是来自东方的伟大文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公元前490年，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战胜了波斯人，这场不可思议的英勇胜利给希腊人带来了信心，也为整个希腊世界奠定了自信的基础。10年后，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进一步巩固了雅典的荣耀，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在政治家兼演说家伯里克利（Pericles）的领导下发展到黄金时代。可惜这个高光时刻过于短暂（几乎所有的高光时刻都很短暂），在随后与敌国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遭到了灾难性的重创。正因如此，这段黄金时期就越发令人瞩目，因为希腊雕塑家与建筑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达到了艺术成就的顶峰，其艺术理念对后世产生了长达数千年的深远影响。
▲ 青年立像，又名“泰涅亚的阿波罗”，约公元前560——前550年，大理石，高1.53米。慕尼黑，雕塑美术馆
至少就雕塑而言，青铜器是最早一批完美杰作。在荷马笔下的英雄时代，青铜不仅用以锻造锤炼成兵器，还可以制成合身的盔甲，覆盖在肌肉雄健的身体表面。最早的青铜人体雕像也是用类似的方法制成的，就是将有延展性的金属片捶打成适合的形状[74]。
铸造而成的青铜像是将金属熔化后倒入模具而成的，最早出现在希腊的萨摩斯岛（Samos）。这方面的灵感还是来自埃及与西亚，萨摩斯从这两个地方进口了大量的铸造青铜器。
但是，希腊作坊里打造的青铜塑像，包括那些“青年立像”，无论是在规模还是细节上都远远超出了前人的水平。没过多久，雕刻家们就开始尝试锻造神像了。在他们的手中，众神之王宙斯伸展双臂，似在丈量空气，这位富有创意的天神意欲向人间发射一道雷电。他拥有运动健将一般强壮的躯体，作品的塑性与铸造无一不体现工匠对人体结构与尺寸的深刻理解。但这并不仅仅基于精准的解剖学分析，还融入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宙斯也是一位哲学家，是强健体魄与高贵道德的理想结合。对于希腊人来说，人类的尺度有着哲学与道德上的意义——典雅高贵的比例代表了品行高尚的人生。如果说古埃及人运用粗糙的刻画方式，一以贯之地承袭了固有的人物形象，那么古希腊人则精准丈量人类的身体，以求传达其内在的精神力量。
希腊艺术家创造的大多数青铜雕像后来都被熔炼了（当然很多被用来制造兵器）。侥幸留存的一些也在船难中遗失——后来才被世人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早期青铜作品只留下了大理石复制品，而且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可能比原版更完美，而相比之下另一些只能充当庭院里的摆设[75]。
有一尊大理石复制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雕塑水平。这一名为《荷矛者》（Doryphoros， doru是古希腊步兵所持的长矛）的雕像是雅典人波留克列特斯（Polykleitos）的作品，他是整个古代世界最伟大的雕塑家之一。与以往那些僵直、静态的青年立像相比，《荷矛者》的复制品可谓迥然有别。其身体各个部分变得更为清晰，肌肉舒展，手臂抬高并摆出姿态。荷矛者看起来既像在前行，又像在站立——这可不像亚述人的“拉玛苏”雕像那样刻着五条腿，而是通过姿态的微妙平衡来实现的。他的躯干朝向左侧，而头部朝着右侧，完美地呈现出动态和平衡。铸造成型的青铜似乎被注入了生命力，连大理石复制品也焕发出自信与自知的神采。
波留克列特斯还曾写过一部名为《法规》（Canon）的论著，可惜未能保存下来。他在书中论述了自己关于比例和对称的理论，明确了人体的各个部位，全书连贯完整，一气呵成。后世许多人都曾想找到波留克列特斯刻画人体的公式，但只能在其他古代文献中获得一些吉光片羽。不过，即便知道了那些数字，也未必能帮助我们鉴赏这些作品。无论是身体比例，还是其他理性的、哲学的甚至是道德的观念，包括个人气质与情操，都非常直观地体现在那些青铜铸像或大理石雕像之中。
表现生命也意味着需要刻画出运动感。公元前5世纪最著名的青铜像将《荷矛者》的那种动感表达得淋漓尽致，那就是雅典雕塑家米隆（Myron）的作品《掷铁饼者》。这位运动健将将铁饼摆到最高点，在身体回转前稍作停顿，让收紧的弹力充分释放，将铁饼投掷出手。
希腊人在雕塑方面的革新就像是一枚铁饼被远远抛入湛蓝的天空，既突兀，又深远。当时的雕塑家究竟是如何将人体细节刻画得如此逼真，还蕴含着深刻的哲思的呢？这很难用三言两句解释清楚。艺术家们已不再满足于直觉式的创造，他们在从世界汲取智慧的同时，也表达出对世界的真情实感。
▲ 《荷矛者》，古希腊波留克列特斯，原作约创作于公元前440年，大理石复制品创作于公元前150——前120年，高2.12米。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现在想来，艺术创造的自由当然也离不开政治的自由。当时的雅典已经有了崭新的民主理念，虽然和后来的民主政治理想相比尚有局限，但也赋予个体更多的权利，培养出一种全新的人文价值观。当然，这两者间的联系是很微妙的——即便在法老的极权统治下，古埃及雕塑家也能创造出鲜明生动的雕塑形象。不过，这种将人体作为自由主体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雅典以外的古老传统，例如克里特岛的米诺斯艺术家绘制的跳牛画面，也带有很强的政治寓意。自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主题：希腊革命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改变了上千年来动物形象在艺术界的统治地位。希腊工坊制作的许多墓葬浮雕中都出现过动物，如贵族青年喜爱的狮子、美洲豹和精瘦的猎犬形象。但这些都是驯养动物，充其量更像是对野生动物的嘲讽。希腊人并不关心人类之外的动物的内心世界。对他们来说，自然是人类的自然，是通过人类的眼睛看到的世界。
希腊雕塑家与建筑师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创意源泉——战争带来的**与竞争，而马拉松战役就是其中的转折点。如果希腊人能够以少胜多，打败波斯大军，那么希腊为什么不能拥有与波斯波利斯和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比肩的宏伟建筑呢？在马拉松战役结束10年之后，波斯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者薛西斯的率领下又打回来了。他们首先赢得了温泉关（Thermopylae）战役的胜利，接着又攻陷了雅典，在雅典卫城摧毁神殿，推倒雕像，其中就包括纪念马拉松大捷的雕像。
直到第二年希腊人在密卡尔（Mycale）战役获胜，终于将波斯人赶走，雅典人才能在数十年后，在政治家兼演说家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重建雅典卫城。人们修建了一座神庙，供奉城市守护女神雅典娜的神像，以取代原来旧神庙中那个被称为雅典娜·伯利亚斯（Athena Polias）的橄榄木雕像。新雕像由雕塑家菲狄亚斯（Pheidias）亲手制作，他曾打造出一个全身覆盖着象牙与黄金的高大的雅典娜神像，可惜后来被毁了。这尊雅典娜神像头戴帽盔，手持长矛和盾牌，仿佛随时准备迎战，将胆敢再度入侵的薛西斯后代赶出雅典。她还手持一尊小巧的胜利女神塑像，将其置于圆柱之上，象征自己的赫赫功勋。能与菲狄亚斯的雅典娜巨像相提并论的，只有他为另一座宏伟神殿打造的神像，那就是奥林匹亚神殿中的宙斯神像。尽管是一尊坐像，但宙斯的头还是几乎顶到了天花板，雕像有14米高，周围用黑色石灰岩修建了一个浅池，里面注入橄榄油，池中的倒影让人感觉神像的尺寸又增加了一倍。
菲狄亚斯新创作的雅典娜神像被安放在雅典卫城的帕提侬神庙（Parthenon）里。这座神庙不仅历经沧桑，也寄托了许多想象。神庙建在阶梯式的基座之上，基座两边朝中心微微弯曲，形成视觉上的缓冲，令整座建筑不会显得过于沉重，仿佛它正在深深地吸气，缓缓地抬升。周围的圆柱似乎也在鼓胀或收缩，同样微微朝中心倾斜，让人觉得它们在不断地延展上升，直达诸神居住的天庭[根据计算，天空就在神庙屋顶上方1.5英里（约2.4千米）处]。这座神庙恢宏壮观，充满自信，当然也洋溢着自由的感觉，连石头都显得那么轻盈自在。
▲ 帕提侬神庙，雅典，古希腊菲狄亚斯设计，公元前447——前432年（图为19世纪版画）
在外层圆柱的上方，沿着神庙的四边被称为“内楣”的位置，有92幅表现各种战斗场面的浮雕：诸神大战巨人，希腊人与特洛伊人和亚马孙人作战，还有阿庇泰人[Lapiths，希腊色萨利（Thessaly）山区的传奇部落]大战半人马，等等。每一幅浮雕都代表着希腊对波斯作战的胜利。山形墙，也就是两侧圆柱顶端的狭窄三角楣上刻画着雅典娜的神话故事：神庙正面描绘的是雅典娜的诞生，她的哥哥赫斐斯托斯（Hephaestus）用斧子劈开父亲宙斯的头颅。她诞生的那天，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升上天空，月神塞勒涅（Selene）则随之落下；另一座山形墙上雕刻着雅典娜与波塞冬在争吵谁是保护阿提卡（Attica，也就是雅典地区）的最佳人选。最后雅典娜获胜，这座城市也由此得名。
最精美绝伦的装饰当属神殿内侧顶端环绕的饰带部分。没人能够确切知道其中的象征意义，只知道它展现了一场全城庆典中的游行场面，这是一年一度的“帕提侬节”，人们在这一天向雅典娜·伯利亚斯的旧橄榄木神像敬献新织成的羊毛披风。
雕像中的人群洋溢着高涨的**。骑兵最先准备出发，他们系好凉鞋，骑上骏马，勒紧缰绳跃跃欲试。一排排的骑兵按透视法精雕细琢而成，宛如神庙两侧倾泻而下的两股水流。马蹄敲击着干燥的泥土，保持着稳定的节奏，马背上的骑兵全神贯注，在如此庄重的场合不敢有丝毫怠慢。这些动作被一块块大理石板切分开来，就像是乐谱上切分出的一个个小节。沙尘飞扬，人声喧嚣，这熙熙攘攘的场景中有时只露出一张面孔、一只马蹄，或一截挺立的鬃毛。石料的质地让人感受到紧紧凝聚的决心，也表现出游行队伍行进中不断增强的动感与气势。 接下来队伍稍作停顿，仿佛有股激流涌入更大一片舒缓的水潭。驾驶战车的车夫衣袂翻飞，带来更为庄严的节奏，骏马的眼珠也因费力和兴奋而鼓胀凸起。接下来的气氛越发严正庄重。政客与长者一边交谈，一边望向前方。前排站着的有乐师，也有手捧托盘或端着水壶的侍童，盛宴即将开始。再往前有几名青年牵着母牛，牛身庞大，让整个画面的节奏缓慢了下来。临近祭祀之时，动物们仿佛本能地感受到了牺牲的命运，开始变得警惕而焦躁。一头牛昂起头来，朝着天堂的方向哞哞地叫着，可它的控诉被瞬间凝固，永久地回响在时光长河中。接下来的画面是穿着厚重长袍的少女，排成单列行进，手中拿着罐子和碗盘。更多的年长政客走过之后，终于出现了诸神端坐的画面，他们漫不经心地闲谈着，就像王室成员在剧院里看戏。作为整个庆典的主角，雅典娜女神坐在她哥哥，也就是持斧的赫斐斯托斯身边。一个孩童将庆典的长袍敬献给雅典娜女神的最高祭司，在仔细审视后，他再把长袍放在橄榄木雕像的大腿上。随着时间的流逝，雕像也逐渐变得面目不清，和敬献的长袍一样光滑而古老。
值得一提的是，正当祭司检视长袍时，腰线其他画面中的骑兵则在整装待发。这就是帕提侬神庙腰线装饰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它展现出雅典人强大的凝聚力，万众一心，又各司其职。每个人都为这座繁荣强大的城市而骄傲，也为雅典在与波斯战争中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在雅典为牺牲将士举行的冬季祭奠仪式上，著名的执政官伯里克利曾在那场著名的葬礼演说中盛赞雅典人民：“我更希望你们能每日关注到雅典真正的伟大之处，并深切地去爱她。”[76]从帕提侬神庙腰线的装饰上，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归属感、自信心和胜利的**，以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激发出的幸福感。
▲ 两名骑兵，帕提侬神庙西侧饰带，古希腊菲狄亚斯创作，公元前438——前432年，大理石。伦敦，大英博物馆
正因历时短暂而更显灿烂辉煌。经历了前50年的黄金时代后，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可谓盛极而衰，如遭天谴。雅典暴发了严重的瘟疫，导致数十万人暴毙，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详细记录下当时的惨状，并收录进了他在目睹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写下的著作中。在这场大战中，斯巴达领导的军事联盟在阿契美尼德波斯的帮助下，击败了雅典及其同盟军。在伯里克利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自信稳固的希腊，已经走到了终点。
这个时代的基调并不是波留克列特斯和他的《荷矛者》表现出的那种泰然自若，而是这非理性的乱世间频繁发生的劫掠与动**。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剧作《酒神的女信徒》（The Bacchae）中。这部剧作写于他在马其顿的流亡岁月，讲述了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回到家乡底比斯证明自己神威的故事。当时陪同他的还有一群女信徒，是他周游亚洲时招揽的；这些女人穿着鹿皮，手中挥舞酒神杖，这种用大茴香和常春藤制成的魔杖可以从地里造出美酒，这些女信徒就在西塞隆山（Cithaeron）举行她们的祭祀仪式。底比斯国王彭透斯（Pentheus）是狄俄尼索斯的表兄，他拒不认可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教派。于是狄俄尼索斯对他的信徒高喊，“来一场地震吧！把大地震碎吧”！[77]最终，彭透斯被女信徒撕成了碎片，为首的竟然还是自己的母亲阿高厄（Agave）。她曾被疯狂的酒神迷惑，也成了西塞隆山的女信徒，当时因疯狂而失去心智，竟然以为自己杀死的是美洲狮的幼崽。这件事不仅造成了底比斯的卡德摩斯（Cadmus）王室的覆灭，而且令整个希腊诸神世界都受到了来自东方异教的侵扰。
《酒神的女信徒》于公元前405年首次在雅典演出，不过那时欧里庇得斯已经离开人世。这一时期的雕塑界也吹来了一股新风，撩动着胜利女神和爱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衣裙的皱褶。这时的雕像不再力求表达征服与胜利，而是传递出一股躁动不安的渴望。一座怀抱孩童的强健男性雕像就表达出了这种情绪上的转变。这很可能出自公元前4世纪最伟大的雕塑家之一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之手。其形象之生动，细节之完整，可追溯到波留克列特斯和米隆时代的风格。不同的是，这座雕像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类的温情，甚至还有些许幽默。他们仍是神的形象——赫尔墨斯（Hermes）正看着婴儿时期的狄俄尼索斯，脸上带着微笑，也许他预见到这孩子长大后会成为酒神，招揽众多女信徒，从东方而来，闹得天翻地覆，声名狼藉。他们的姿态动作也都富有人情味——婴孩伸出手，似乎想去抓一串葡萄，而赫尔墨斯故意晃着葡萄逗弄他。这一幕就此被永恒地固定了下来。相比于伯里克利的雅典理想与古代青年立像所崇尚的高贵与好战，如此柔和感性的作品确实大不相同。
▲ 《赫尔墨斯与狄俄尼索斯》，被认为是古希腊普拉克西特列斯所作，约公元前340年，大理石，高213.4厘米。奥林匹亚考古博物馆
制作塑像的工艺有所不同，人们观赏塑像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尼多斯岛（Knidos）俯瞰海面的山丘上，一座圆顶小神殿坐落在芬芳袭人的金桃娘树丛深处。神殿里有一圈圆柱和低矮的内墙，还竖立着一座**女性雕像。这尊雕像中表现的是一位女性刚脱下衣服准备沐浴的场景。她体态丰满圆润，此刻正有些手足无措——身体微微前倾，做出保护的动作，因为担心被人窥视而拉起长袍遮掩身体。这一刻并非只属于她一个人，而是就此展开了一段故事，并传播到了整个世界。在这个故事里，伟大的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创作出第一座女性**像，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观瞻；而偏远小岛上的这个神殿更令人兴奋，仿佛是阿佛洛狄忒信徒的隐秘果园。和欧里庇得斯笔下的《酒神的女信徒》一样，他们在此恣意纵情，流连忘返。在雅典卫城的众多雕像之中，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这尊阿佛洛狄忒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她身上暗示着某种视觉的力量——一个被注视、被渴望的女人。据说有人来此造访后，情欲炽热到丧失理智。希腊作家琉善（Lucian）在《风流韵事》（Affairs of the Heart）一书中曾记载自己前往尼多斯神殿的经历。在“旖旎暧昧的微风中”，供奉神殿的女人给他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疯狂迷恋上了阿佛洛狄忒的大理石像，还在神殿中过了一夜，在阿佛洛狄忒光洁的大理石身躯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迹；事后他羞愧难当，竟然投海自尽了[78]。在那个时候，阿佛洛狄忒象征着色情的狂想，也意味着纵欲的危险。
这种情欲的释放是当时潮流的一部分，它逐渐偏离了波留克列特斯和米隆那种理想化的、片面关注理性的艺术追求。当时的作家开始第一次反思雕像艺术的历史，也有人开始收集绘画和雕塑作品[79]。古希腊雕塑家，西基昂的色诺克拉特斯（Xenokrates of Sicyon）在公元前280年前后写下了第一部有史记载的艺术史。虽然这部著作后来遗失了（他所有的雕刻作品也未能留存下来），但他的思想得以保留，记载于老普林尼在公元1世纪撰写的《自然史》中，这是包含着古代世界人类知识的最伟大的百科全书。普林尼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形象艺术的发展，以及公元前4世纪时，利西普斯（Lysippus）和阿佩莱斯（Apelles）的作品分别达到了雕塑与绘画艺术的巅峰。这些论述部分就来源于遗失的色诺克拉特斯的艺术史著作。
这时期的形象艺术更深地融入了日常生活。艺术家们创造出一些睡着的人像、痛苦的人像，或者有悖于崇高理想的普通画像，如肥胖、畸形和丑陋的人，至少不符合当时审美的习惯。在狄俄尼索斯塑像中，动物回到兽群，而人也恢复了动物的天性。想象力不用再恪守数学规律，或谨遵波留克列特斯遗失的《法规》，而是遵循现实的世界与真实的身体。经历过伯里克利统治下高贵完美的雅典时代后，人们开始回归天性，也感到轻松自在。这时的人们认为完美本身也是有局限的——与“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和“赫尔墨斯与狄俄尼索斯”相比，波留克列特斯和米隆的杰作似乎缺乏了人情味。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的尺度，让我们重新去审视古代雕塑传统的觉醒，青年立像上天真的微笑与无尽的好奇，还有神话中代达罗斯那些源源不断的巧思与发明。
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雅典对斯巴达人和波斯人的惨败之后，伯里克利时期的希腊就再也没能恢复元气——敌对城邦之间的战事连绵不绝，从科林斯、斯巴达，到底比斯和阿尔戈斯（Argos）。当希腊城邦联军被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击败后，权力逐渐向北迁移到了马其顿王国。
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18岁的儿子亚历山大追随父亲参加了决定性的喀罗尼亚战役（Battle of Chaeronea），也正是这位亚历山大，日后打造了雅典时代之后的全新希腊。亚历山大最终于公元前323年死于巴比伦，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间立下赫赫战功，其中包括征服埃及、击败波斯，并将希腊和马其顿的影响力拓展到整个西亚地区。世人称其为“亚历山大大帝”，可谓实至名归。在那个城邦与王国相互勾连、联系密切的时代，希腊人发现，除了自己的文化，其他文化形式也很有趣——并非所有的异邦人都是野蛮的。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可能是采用“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这个词的第一人，当有人问他来自哪里时，他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80]。根据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记载，历史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事务紧密联系着亚洲与希腊，万事万物都指向同一个目标”[81]。所谓“希腊文化的世界”也体现在这些密切相关的国家与地区，不仅覆盖面积广大，而且包含的种类繁多。
艺术家们也铸造了许多亚历山大的塑像。至少按照色诺克拉特斯的说法，这些艺术家都是希腊艺术史上的翘楚。据说，只有雕塑家利西普斯和画家阿佩莱斯才有资格为这位伟大的马其顿首领塑像或画像。若要将他的形象刻在宝石上，那只有著名的宝石工匠珀戈特列斯（Pyrgoteles）才能担此重任。
可惜阿佩莱斯绘制的亚历山大画像无一幸存。如今，我们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去了解阿佩莱斯如何运用各种希腊幻想绘画的技巧，结合奇异的主题，想方设法地展现亚历山大的伟岸风采。在以弗所（Ephesus，古希腊城邦，在今土耳其境内）的阿尔忒弥斯（Artemis）神庙墙壁上有一幅非常引人注目的画板，画面中的亚历山大大帝变成了手持闪电的宙斯。这是一幅精妙的杰作，根据普林尼的描述，那闪电看起来几乎要从画面中喷射出来[82]。
相比之下，利西普斯并未过分奉承讨好，也没想过仿照菲狄亚斯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巨型宙斯像来为亚历山大塑像（阿佩莱斯肯定动过这个念头）。他为亚历山大铸造了一些青铜半身像，可惜也未留存后世。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赞美这些塑像隐忍克制，具有“男性和雄狮般”的气质。普鲁塔克曾经写道，利西普斯是以诗意的手法而非通过浮夸地炫耀来展现亚历山大的伟大气魄的，雕塑“脖子微微向左倾斜，双眼深情似水”[83]。这不免又让我们想起青年立像那种遥望远方的凝视。此后有不少大理石复制品都保留了这个充满诗意的杰作，它不是一件塑像作品，而是远见与雄心的象征。
埃及古王国时期的祭司与高官画像曾经改变宫廷雕塑家僵化的艺术风格。同样的道理，希腊文化的人像塑造也逐渐远离达官显贵，开始体现寻常百姓身上的一些普遍特征。作品开始刻画人物心理，变得更有戏剧性，讲述真实的人生故事而非怪力乱神的神话。这尊半身像刻画的是公元前4世纪著名的演说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我们可以在这尊雕像上看到主人公多灾多难、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正如普鲁塔克讲述的那样——他历经悲惨童年，克服包括言语障碍在内的各种身体疾病，终于成为雅典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他不甘屈从于马其顿的统治，还曾领导希腊人民反抗亚历山大大帝——给当时的执政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亚历山大死后，他依然坚持不懈地进行爱国抗争。最终，为了不被马其顿人活捉，他在波罗斯岛（Poros）服毒自尽。
▲ 狄摩西尼像，古希腊波里尤克托斯创作，原作约创作于公元前280年，大理石复制品完成于公元2世纪，35.4厘米×21.3厘米。纽黑文，耶鲁大学美术馆
在亚历山大死后的300年间，虽然希腊雕塑家仍在为彰显荣耀而雕塑作品，但此时罗马的势力已经在慢慢崛起，大有取代雅典卫城之势。这时出现了另一座阿佛洛狄忒的塑像，她轻柔地扭动身姿，厚厚的裙摆遮住双腿。这座雕像后来以发现地的岛屿名字米洛斯命名为“米洛斯的阿佛洛狄忒”。但历史上还是根据罗马人的习惯，将其称为维纳斯。她肌肉匀称，英姿飒爽，与尼多斯神殿里的**神像相去甚远。“米洛斯的维纳斯”看起来并不像是真实的肉身，更像是穿着服帖的护身铠甲。这座雕像约在公元前100年完成，距离普拉克西特列斯那座遗失的阿佛洛狄忒雕像已经过去200年了。我们现在很难将这两件雕塑作品进行直接比较，但不难想象它们从纯真到圆熟的变化，原始的欲望也成长为坚韧的爱情。
地中海地区有一座城市帕加马（Pergamum），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小亚细亚的继承者之一创建的。在这里，古老的雅典雕塑传统重新焕发生机。城中要塞是存放该国阿塔里德（Attalid）王朝财富的宝库，后来也因图书馆和艺术工坊而著名。帕加马人热衷于创造艺术品并发扬古希腊的求知欲，而且品位颇高——他们自视为东方的雅典人，而他们的敌人，也就是沿巴尔干地区移民而来的凯尔特高卢人，则被视为西方的野蛮人。相比于雅典人，帕加马人并不吝啬通过雕像来表达对敌人的尊敬。他们甚至在帕加马卫城的神庙里放置了三座雕像，其中两座是一对高卢人夫妻，丈夫不愿两人被俘，无奈先杀死妻子后再举剑自刎；另一座雕像被称为“垂死的高卢人”（the Dying Gaul），刻画了一位士兵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样子。其上唇的胡须和黄金项圈都表明他来自北方部落，而他的姿态却带有高贵的气质，舞台感的造型表明他死得英勇壮烈，堪比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
《垂死的高卢人》体现出希腊世界独有的对痛苦与死亡的迷恋。这座塑像在公元前4世纪也并非前所未有：他的姿态在早期希腊艺术中就出现过，例如在埃伊纳岛（Aegina）神庙的山形墙上就雕刻了一位战士倒地的画面。这位埃伊纳岛战士身体**，痛苦地注视着地面，拒绝接受失败。他紧握盾牌，似乎相信自己还能再站起身来投入战斗。从一开始，希腊雕塑作品中就传递出一种超越胜负输赢的情感——这尊埃伊纳岛战士塑像雕刻于公元前500年前后，早在雅典雕塑的黄金时代之前。而希腊文化圈的雕塑家们就以较为柔和与感性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情感，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并不是用财富或来生的承诺去抵抗死亡的，而是在痛苦中寻求救赎。
▲ 《垂死的高卢人》，原作约创作于公元前230——前220年，此为大理石复制品，古罗马，高93厘米。罗马，卡比托林博物馆
西方拉丁姆地区（Latium）的罗马人向来对这些痛苦的意象不感兴趣，但也有一个例外。他们热切地崇拜帕加马工坊制作出的最后一件雕塑作品，挣扎与痛苦的画面似乎预示着希腊世界的终结，尽管内容表现的恰好是希腊世界的起点，也就是特洛伊战争。
乍一眼看去，画面上是一堆纠缠的肢体，有一个肌肉健硕、留着胡须的男人和两个体形较小的青年，他们身上盘绕着两条粗壮的巨蛇。整个画面充满了帕提侬神庙腰线浮雕中那种饱满的**。这是特洛伊祭司拉奥孔（Laoco?n）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本想揭露希腊军队躲在巨型木马中潜入特洛伊城的诡计（这可能是最昭然若揭，也最荒诞不经的攻城战术），却被天神派来的巨蛇绞杀。雕像呈现的这一刻，他们渐渐感受到了绝望，意识到无论如何挣扎都是徒劳，迟早会被强大的巨蛇制服。右侧的青年做出悲惨的姿态，俯身想把腿挣脱出来，但蛇又缠上了他的肩膀；与此同时，位于中央的父亲也发出痛苦的喊叫，仰起头祈求天神怜悯，可惜也是徒劳。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为此曾写下著名的一段，“两条巨大的海蛇弓起身形……充血的眼睛怒目而视”，它们游到岸边，对毫无防备的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展开袭击。
两条蛇分别缠住他的儿子，用尖牙啃咬他们可怜的肢体。接着他也落难了，当他手持武器赶来救援时，两条蛇也将其捉住，紧紧缠绕；此刻，他腰间被缠了两圈，它们披着鳞甲的脊背在他脖子上也绕了两圈，还在他头上高高地昂起…… 他挺身向天庭发出痛苦的咆哮，可能是斧子未能砍准，那受伤的公牛逃离祭坛，还拼命甩掉脖颈上的斧子。[84]
▲ 拉奥孔，被认为是古希腊阿格桑德、阿泽诺多罗斯和波留多罗斯的作品，公元1世纪，大理石。梵蒂冈博物馆
罗马人是通过一件大理石复制品了解到“拉奥孔”雕像的，这座复制品出自罗得岛三位希腊雕塑家之手，分别是阿格桑德（Agesander）、阿泽诺多罗斯（Athenodoros）和波留多罗斯（Polydorus）。普林尼高度赞扬了这座用一块石料雕刻出的复制品，称其展现出“巨蛇紧紧缠绕的精彩画面”[85]。到公元1世纪时，人们更为欣赏的是它富于戏剧性的美感，而不是背后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对于罗马人而言，它更象征着希腊的灭亡，古老的城市最终屈服于罗马人的统治。不过，“拉奥孔”将迈锡尼时代的暴力精神与英雄主义永远保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这一传统也永远活在《荷马史诗》中的形象与律动里，活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雕塑家与画家的想象中，也活在帕加马雕塑家满怀同情与悲悯，为战败者雕刻的塑像中。说到底，特洛伊象征着一场崇高的战败，这座爱琴海岸的小岛距离帕加马要塞其实只有几步之遥。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艺术成就在整个古代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雅典之后，这些艺术理念更是广泛传播，发扬光大。希腊雕塑的形式传到了东方和西方——不仅包括罗马世界，还包括波斯和小亚细亚的王国，向南还抵达了埃及。随着亚历山大的铁骑与战车横扫四方，希腊雕塑风格也开始在整个中亚地区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形象艺术与文化信仰也给它带来不同的变化。我们在前文提及的中国秦兵马俑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雕塑艺术就极为接近。不过，烧制这些兵马俑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埋葬在陵墓的地下，而非展示于卫城的高堂。在制作方法上，兵马俑是大批量铸造成型，而希腊大理石像则是在漫长时日里慢慢凿刻打磨而成的。
希腊世界与非希腊世界最精彩的碰撞发生在黑海地区。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开始在那里开辟殖民地。他们也因此了解到北方草原上那些游牧部落的生活，那些牧民与勇士属于游走在广袤天地间的各个部落，他们拥有辽阔的草原，从西方的多瑙河畔，横跨整个中亚地区，直到蒙古国和中国北部，再向北就是西伯利亚冰雪覆盖的荒原。“他们既没有城市，也没有堡垒，”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这样描述那些被称为斯基泰人的游牧部落，“但他们走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家。”[86]正因为他们把家安放在马背上，所以根本不会去想大理石像或石头神庙。相反，他们用贵金属制成各种装饰品，通常用来装点马具、武器或做庆典的点缀。这些装饰物常有相互交织的动物图案，让人不禁想起古代中国的饕餮纹和凯尔特人的金属制品。此外他们也用这些图案来装饰身体，也就是文身。
斯基泰人的游牧路线途经了周边四个定居文化——中国、波斯、亚述和希腊，但他们始终坚守自己的古老传统，保持着北方草原部落特有的动物造型艺术。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里的动物，要么在争斗，要么神奇地变形，变成其他模样：公羊的羊角是由兔子组成的；牡鹿的鹿角能变成小鸟；美洲豹的利爪与尾巴也是由小动物组成的。一只牡鹿的鹿角贴着脊背，好像是在奔跑或者游泳，这件作品是由一片金箔压制成型的，原本可能是镶嵌在一位勇士首领的盾牌中央[87]。我们难免会从这只雄健的斯基泰牡鹿联想到数千年前石器时代的驯鹿渡河牙雕。但两者之间有一处差异非常重要：驯鹿是用长毛象的象牙雕刻成的，是用一种动物材料制成另一种动物的形象，但这个斯基泰牡鹿则是用黄金打造的人世间的艺术品。
▲ 牡鹿盾牌饰板，公元前7世纪末，金，19厘米×31.7厘米。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