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蓬勃崛起的同时，另一种文明也在撒哈拉沙漠中一段绿意葱茏的狭长地带萌发了。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发明、人类文明的诞生，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末期平行发展。不同的是，从乌鲁克到巴比伦，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毁坏与重建，而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延续了3000多年之久。
第一批城市在尼罗河畔出现之前，人类已经在非洲大陆上生活了数千年。早在蒙昧之初，人们就不断想象那些神禽灵兽，数千年间撒哈拉牧民在草原岩石上刻画下各种飞禽走兽，这些后来都成了埃及王权崇拜的偶像。公元前5000年前后，这里发生了气候变化和草原沙漠化，迫使牧民迁徙到了尼罗河谷，那是该地区仅存的一片绿色地带。他们也带来了那些动物的形象，将其转化为神灵，或许也深埋着对以往游牧生活的回忆。[33]
牧民变成了农民，有赖于尼罗河每年的泛滥，才能在肥沃的黑土地上种植庄稼。他们给这片土地起了个名字——“库马特”（Kemet），意为“黑土地”。与美索不达米亚一样，这里也发展出了繁荣的城市和强大的要塞，不过，公元前3000年前后，这里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第一个政治国家出现了。相对来说，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类似于一种地区力量，但在埃及所建立的国家则凌驾于整个地区之上，将整片领土统一了起来。
埃及王权早期的一件器物充分体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统一状态。这块由深灰色石板制成的盾形器物上刻画着动物和人类的形象，还有一些象形文字。如此圆熟精湛的艺术形式已经在这里流传3000多年了。雕像中，象征着神灵荷鲁斯（Horus）的一只猎隼正暂歇在法老像的上方，法老则正挥舞权杖猛击一个敌人；石板上方显示的是法老的名字——在两个长角的人头中间刻着“鲇鱼”（音“nar”）和“凿子”（音“mer”），拼起来就是国王纳尔迈（Narmer）的名字，也许他是埃及第一王朝的开国之君；纳尔迈头戴上埃及和下埃及两顶皇冠（皇冠似乎也是埃及的发明），宣称自己一统天下，成为整个埃及的王。在石板反面，纳尔迈则被刻画成一头长角的公牛，他的上方有两只被称为“蛇豹”的猫科动物，长颈交缠成环状，中间形成一个浅盘，大概是用来盛放黑色的眼影墨水。蛇豹这种奇特的动物可能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的艺术创造，也可能源于撒哈拉牧民的想象，但它从未在牧民们遗留下来的彩绘陶器残片或岩石雕刻中出现过。
▲ 纳尔迈国王的调色石板，约公元前3200年，粉砂岩，高64厘米。开罗，埃及博物馆
纳尔迈石板上那些令人费解的符号基于一些传统的艺术手法，虽然定义不明，却清晰无误地彰显出古代埃及艺术特有的“气质”。最易辨识的是人物为侧面像，没有采用景深技巧或其他视觉修饰。各种网格线与指示线增添了图像的规律性，让它们看起来像是书页上成行的文字，不过我们并不知道埃及人在绘制这些人像时是否真的采用了某一固定的比例[34]。事实上，这些网格的作用是在平坦的表面为图像定位，将图像与象形文字整合在一起。
清晰的图文结合也是一种惯例——古埃及的纪念碑上很少出现仅有图像却没有文字的情形。象形文字本身也是一种绘画，而雕像与画像也能像文字那样传情达意。同样的道理，埃及的塑像与建筑也可谓同根同源，坚实而方正，建筑物也时常具有雕塑的外观。自然的空间感是深植于人类意识之中的，埃及人似乎也给它赋予了某种规律——尼罗河自南向北奔流不息，而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的视运行轨迹正好将它一分为二。尼罗河每年泛滥，宛如一套活动的坐标系，遵循神圣的规律灌溉着河流两岸的平原。几何学在古埃及拥有着孕育生命的力量。
金字塔是雕塑与建筑二者融合的完美体现。最古老的金字塔是在纳尔迈王朝之后约400年建造的，更接近于金字形神庙塔的阶梯式结构。这座金字塔建于塞加拉（Saqqara），毗邻当时的新都城孟斐斯。作为法老乔赛尔（Djoser）的陵墓，这座金字塔属于一个高墙环绕的墓葬群，其中还包括一些假楼，是在法老死后很久举办葬礼时充当背景的。尽管与苏美尔人的泥砖神庙塔差不多同时出现，但乔赛尔金字塔是用石头建造的——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用雕刻的石块建造成的纪念性建筑。此外，神庙塔是实心建筑，是神庙通往天庭的坚实阶梯，但金字塔是空心的陵墓，更像是通往来生的大门。乔赛尔金字塔及周边的墓葬群的设计者是大祭司兼建筑师伊姆霍特普（Imhotep），此人的塑像曾经矗立在乔赛尔墓葬群的入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师们无一人留名于世，而伊姆霍特普的美名千古流传，足见其建筑成就之伟大——正因为他创造出如此精妙宏伟的建筑，后人将他视为神灵，在沙土之上冉冉飞升。
从纳尔迈的时代开始，古埃及历史可以分为三十个王朝。这种方法最初是由一位说希腊语的埃及祭司曼涅托（Manetho）在公元前3000年时提出的。曼涅托的切分方法简化了法老更替的复杂运作，而后人进一步将其简化，仅按照埃及创造力的巅峰时期划分出“古王国”（the Old Kingdom，第四至第六王朝）、“中王国”（the Middle Kingdom，第十一至第十三王朝）和“新王国”（the New Kingdom，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
若进一步简化，那么古王国第四王朝与新王国第八王朝当属埃及艺术真正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伟大发明与精巧工艺总是体现出一种隽永恒久的艺术风格。
古王国第四王朝时期继承了伊姆霍特普的遗产，由此也开启了兴建金字塔的伟大时代，尽管开局有些不太顺利。第四王朝的开国之王是斯尼夫鲁（Sneferu），他想在孟斐斯建造的金字塔拥有堪称完美的几何结构，塔身的每一条边都象征着非洲大地上的太阳光线，相形之下，与之毗邻的乔赛尔金字塔不过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一堆石块而已。斯尼夫鲁把他的金字塔命名为“显现”（Appearance），意指旭日初升，曙光显现。但整个建造过程并不尽如人意。由于地面出现塌陷，劳工们不得不把塔尖削平，如此“弓腰屈身”的金字塔看起来谈不上壮观。后来斯尼夫鲁让工程人员再去改建，最终整体效果大为改善，被称为“红色金字塔”（Red Pyramid），斯尼夫鲁也终于在此“启程”，踏上了他的来世之旅。
斯尼夫鲁的孙子胡夫（Khufu）、重孙哈夫拉（Khafre），将自己的陵墓建在了吉萨（Giza）。在坚实的石灰岩地基之上，规模庞大的建筑，纯粹的几何图案，如此兀立于天地之间，与整个自然界格格不入，显得无比威严。旁边是哈夫拉的儿子孟卡拉（Menkaure）建造的金字塔，表面覆盖着产自图拉（Tura）的亮白色石灰岩，建成之初通身闪耀——在正午的烈日下光彩夺目，到了夜晚仍会发光，直至黎明时分才逐渐隐没在朝雾之中，堪称人间奇观。在沙漠边缘地带，沙丘的轮廓融入天际，山谷里传来市井喧嚣，被风裹挟着四下飘散。和巨石阵中孑然矗立的石块一样，在巨大的金字塔面前，时间仿佛消失不见，法老们希望它们也能带走死亡的终结。
胡夫金字塔是最宏伟壮观的金字塔，整个工程耗费了超过200万块石头，每块至少重达1吨。它的高度将近500英尺（约152米），比乌尔城的神庙塔还高，建成后的数千年间一直是世界最高的建筑。尽管体积庞大，细节却极为精准。墓穴中央开出三条中空的通风井，开口位于上部侧方，各对准一个星辰的方位：南方是天狼星，与女神伊西斯（Isis）有关；北方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熊座（其中包含北极星）中的北极二。不过在古埃及时代，天龙座中的右枢星更接近天空中北极的位置，通过金字塔内的第三条通风井就能直接看到它。人类生活在苍茫浩瀚的宇宙之中，金字塔将这种浩渺深邃的感悟表现得淋漓尽致。
吉萨的每座金字塔都与乔赛尔陵墓一样，是某个墓葬建筑群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墓室，也就是法老家族成员与高官大臣的小型陵墓（mastaba，该词源于阿拉伯语中的“泥凳”，因这类小型陵墓的外观而得名）。金字塔东侧建有一座神庙，每天都为逝者举办纪念仪式。一条步行道直通河谷庙，这是通往祭殿的大门。哈夫拉金字塔的河谷庙气派非凡，以抛光的红色花岗岩和白色方解石建造，庙里摆放着二十三座法老像，均以坚硬的黑色闪长岩雕刻而成，每座都有着不同的姿态与形状。哈夫拉法老本人正襟危坐，头戴象征王权的头巾，身后方的太阳神荷鲁斯正伸出双翼，做出保护的姿态。哈夫拉则面无表情，目视前方，纹丝不动。
如此坚毅冷漠的表情是埃及宫廷作坊创制的一种造像惯例，未必反映现实，况且法老的生活素来骄奢**逸，与这种坚毅的神情相去甚远。就算哈夫拉曾是富于同情与智慧的明君（几乎无此可能），也会被塑造成铁石心肠的暴君。
这尊塑像不仅是巧夺天工的匠心杰作，还有实用的功能——哈夫拉死后，灵魂离开身体，存放于此。为了做到这一点，河谷庙里将举行一个名为“开口”（Opening the Mouth）的仪式，将庙内神像唤醒，用各种法器——如护符、匕首和动物器官——触碰并象征性地打开逝者的眼耳鼻口，以便魂魄进入。石像纹理紧致，坚硬沉重，承载着至高无上的王权，必将永垂不朽，为此花费多少金钱或生命亦不足惜。塑像与陵墓也并非要等到法老死后才正式启用——自法老登基的第一天起，工程师、建筑工人和雕刻工匠就要在其墓葬建筑中艰辛劳作，终年不息。永无止境地修庙建陵也象征着王权永固，直至千秋万代。
▲ 哈夫拉法老像，埃及第四王朝，公元前2558——前2532年，闪长岩。开罗，埃及博物馆
古埃及工匠还有另一种展现生命力的艺术形式。胡夫的兄弟拉赫泰普（Rahotep，也就是哈夫拉的叔父）曾在赫利奥波利斯城（Heliopolis）担任大祭司，神庙中供奉的是太阳神拉（Ra）。拉赫泰普在美杜姆（Meidum）的陵墓遍布雕刻或绘制的装饰，按照古埃及的传统展现了狩猎、捕鱼、耕作和造船等场景——而这些活动将为来生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与权势。[35]与君王的金字塔一样，高官大臣的陵墓中也有图像装饰，人们相信这些图像可以让墓主在死后也能享受生活。在亡者的灵魂通往来世的入口有一扇假门，门上镶嵌着一块石灰岩板，上面刻着拉赫泰普的侧面坐像，身旁的供桌上摆满了切成半截的长面包。雕像上方的象形文字描述了他打算带去来世的各种物品——焚香、绿色眼影、美酒与无花果。石板最初还画着拉赫泰普身披长及脚踝的豹皮的形象。显然这不仅是维持生活所需的日常用品，还是要永久延续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坐拥天下财富的法老，又怎会甘心自己安逸享乐的生活因死亡而中断呢？还有什么比得上这样去糟粕取精华、福寿绵延长生不老呢？
▲ 拉赫泰普王子墓的镶板，埃及第四王朝，公元前2613——前2494年，石灰石，114.3厘米×83.8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陵墓中的形象大多墨守成规，象形文字的记号也比较刻板，除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很难看出拉赫泰普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是斯尼夫鲁的儿子，也就是胡夫的兄弟，仅此而已。墓中还有两尊涂以灰泥并彩绘的石灰石塑像，讲述了另一个故事。拉赫泰普和他的妻子娜菲尔（Nofret）并排而坐（至少这两尊塑像是并排放置的——也许娜菲尔的塑像最初竖立在旁边她的陵墓中）。此处的拉赫泰普没有披豹皮，而是穿着利索的白色短裙，依照惯例，肤色比娜菲尔更为黝黑；他涂着眼影，戴着项链，上面还坠有护身符；娜菲尔则戴着厚重的假发，假发下隐约可见她天然的发色，她身着修身的白色长袍，挂着银饰的条纹衣领下露出两条肩带。若仔细观察，这些细节能让我们超越浮雕作品的套路与符号，窥见他们真实的生活。此处的娜菲尔看起来比她的丈夫更为果决和聪慧。也许她是这段婚姻中更强势的一方，有力掌控着他们的生活，而拉赫泰普本人的日常工作就是在赫利奥波利斯城供奉太阳神。
▲ 拉赫泰普王子和他的妻子娜菲尔，埃及第四王朝，公元前2613——前2494年，着色石灰石。开罗，埃及博物馆
胡夫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叫安赫夫（Ankhhaf），曾担任胡夫金字塔和祭殿的建造顾问。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协调组织工作绝非易事。古埃及人将每两千名劳工分为一组，下分更多小组，小团队之间开展类似体育比赛那样的竞争，以此提高组织效率。但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火药味十足的竞争反而给安赫夫增添了不少麻烦。更糟糕的是，安赫夫后来还辅佐他的侄子，也就是恶名昭彰的暴君哈夫拉。安赫夫的石膏半身像是根据石灰岩雕像仿制的，从他那严肃的神情、松弛的眼皮和冷峻的嘴角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神圣的威严，而是务实的力量。这种生动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雕塑家所用的材料——相比于闪长岩，石膏更易于塑形，而石灰岩更易于雕琢。这很可能出自另一批工匠之手。[36] 画像通常清晰易辨，但这尊塑像远远算不上惟妙惟肖——对古埃及人而言可能也没什么用处。可它却展现出一个陷入现实困境的真实的人。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他当时全然不曾想过亡灵的盛宴，而是把心思都放在了图拉的石灰岩矿场——从吉萨出发沿尼罗河向下不远就是。他正在考虑建造金字塔所需的下一批石灰岩覆盖层。这一画面展现的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冷冰冰的君威王权。[37]
▲ 安赫夫王子半身像，埃及第四王朝，公元前2520——前2494年，着色石灰石，高50.5厘米。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这座半身像坐落于安赫夫位于吉萨的墓室里。他在找人塑像时可能希望创造一种有别于法老的风格。也许他刚听说哈夫拉最近的宏伟工程，并担心是否有些过于奢华。这位法老，也就是他的侄子，命人在吉萨高原**的岩石上雕刻出一头巨大的狮子，而他本人的金字塔陵墓就在附近。这头体积巨大的狮子有着哈夫拉本人的相貌，被称为“吉萨的狮身人面像”（Great Sphinx of Giza），它像是一位神秘而沉默的见证者，永久守护着这位暴君的旨意。
看似千秋万代国运恒昌，可到了公元前2180年前后的第六王朝，埃及古王国还是灰飞烟灭了。王朝的覆灭无疑是旱灾导致的，这是每位法老的噩梦，尼罗河每年的泛滥紧紧联系着国运，它灌溉了两岸的土地，也带来五谷丰登，但没有降水就意味着没有粮食，而法老难辞其咎。
古王国的统治者们被尊奉为神祇，而中王国的统治者则以军事力量巩固政权，这一时期政局动**不安，还爆发了一场内战。这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因此，在后人看来，它比其他任何朝代都更加鲜活生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对人世与命运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其中既有哲学作品《一个人与其灵魂的辩论》（Dispute between a Man and His Soul），也有传奇故事《沉舟记》（The Shipwrecked Sailor），当然还有不朽的叙事体著作《西努赫记》（The Tale of Sinuhe），它讲述了一位朝臣流亡到巴勒斯坦，渴望回归故里的故事。还不乏一些荒腔走板、庸俗滑稽的作品，例如《职业的讽刺》（Satire of the Trades）讲述了一个人建议他的儿子成为书吏，并对其他职业大肆吐槽的趣事。有什么工作比整天待在家里不用出门，抄抄写写就能维持生计更体面呢？肯定比修建金字塔要强吧。
可惜中王国的工匠技艺相比于前辈并没有太大的精进。宫廷作坊里鲜少有作品能够媲美古王国哈夫拉严峻的半身像，或安赫夫、拉赫泰普和娜菲尔栩栩如生的画像，当然也未能建造出比胡夫金字塔更宏伟的陵墓或者比哈夫拉的狮身人面像更疯狂的纪念建筑。
但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创新，在一种宫廷画中，法老展现出更多的个性特征，他们时常显得忧虑重重，五官细致生动，可见工匠观察入微。但这些画像究竟是否形似法老本人，恐怕也无人知晓[38]。最精美的作品之一属于第十二王朝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Senuseret Ⅲ）。在这位法老之前，王朝经历过一段封建制度时期，王子或藩王割据，各自为政，直至中王国开国君主孟图霍特普（Mentuhotep）执政时，埃及才重新统一。辛努塞尔特三世在几位前任的基础上，终于将帝国的绝对权力重新掌握在法老手中。这位辛努塞尔特法老建立起强大的防御体系，最远抵达盛产黄金、大象并大量输出奴隶的努比亚（Nubia），还在孟斐斯附近建成一座新的首都[39]。他还为法老创制了一种新形象。这座半身雕像以微黄的石英岩刻成，辛努塞尔特法老头戴装饰头巾，露出一张饱经沧桑的面孔：眼窝深陷，眼珠凸出，仿佛因疲惫而暗淡无光；眉头紧锁，颧骨凸出，皮肤干瘪皱缩。塑像的耳朵被刻意放大，象征着法老大权独揽，耳目遍及天下。最初为辛努塞尔特刻像的工匠打造了模型供他人模仿，然后苦心孤诣，刻画皮肤下的骨骼结构，竭力表现面孔与头颅形状的微妙变化，最终把这块石英岩变成了一具不怒自威、忧心忡忡的法老真身。
▲ 辛努塞尔特三世头像，埃及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874——前1855年，黄色石英岩，高45.1厘米。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到了第十二王朝时期，尼罗河畔又恢复了安宁稳定，并持续了约50年，直到辛努塞尔特三世死后，埃及迎来了第一位女王塞贝克涅弗鲁（Sobekneferu）。不过，还要等300年，下一个法老文明的巅峰才会到来，那是新王国时代的第十八王朝，在众多国王和一位女王的统治下持续了两个半世纪。
第十八王朝时，南部城市底比斯（Thebes）成了埃及帝国金碧辉煌的都城。王朝第二位法老阿蒙霍特普一世（Amenhotep Ⅰ）统治埃及时，兴建庙宇，还修建了一座被希腊人称作“塔门”（pylon）的建筑，就是在一个小门的通道两侧各建一座平顶的塔楼，形似象形文字“akhet”（意为“地平线”），整个庙宇和塔门连成一体，象征着东升西落的太阳。尼罗河西岸的干谷，也就是干涸的河谷地带，通常是底比斯王朝的传统墓葬地，其中就有著名的“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阿蒙霍特普在这里建造了自己的陵墓，还首创了一种新的墓葬方式，即把尸体埋在一处独立的地下墓室中；墓室的方位是保密的，需要经过一段长长的斜面通道才可到达，以此来阻止盗墓者入侵（阿蒙霍特普的墓室至今未被发现）。
第十八王朝的所有建筑虽然形式新颖，但表面刻画的象形文字与图案风格与1000多年前的纳尔迈石板如出一辙。其中最出其不意的建筑是建于底比斯戴尔-埃尔-巴哈利（Deir el-Bahari）的一座神殿。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个悬崖上住着母亲女神哈索尔（Hathor），而神殿是为第十八王朝第五位法老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女王建造的。她是整个埃及最伟大的法老之一，也是有记载的历史上第一位手握实权的女性（但她并不是第一位女性法老，塞贝克涅弗鲁在300年前就已得到了这一头衔）。
哈特谢普苏特女王位于戴尔-埃尔-巴哈利的神殿与胡夫大金字塔一样，与周围地貌自然融合，看起来不像出自人类之手，更像是大自然鬼斧神工之作。绿意盎然的平原上开辟出一条林荫大道，道路两旁原本排列着200多座狮身人面像，都有着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面孔。道路逐渐爬升为两条宽阔的坡道，直接通向女王神殿里柱廊林立的庭院，神殿四周还环绕着一些小圣殿。整个建筑呈几乎完美的对称图形，让它看起来不像是太阳神庇护下的石头建筑。现在看来，建筑正面林立的圆柱更接近1000年后古代波斯和希腊的建筑风格，而非尼罗河两岸常见的样式。
▲ 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神殿，戴尔-埃尔-巴哈利，埃及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1507——前1458年
在神殿深处，人们凿开岩壁，修建了一座神庙以供奉阿蒙-拉神，阿蒙-拉神当时是埃及的主神。圣殿周围还遍布着哈特谢普苏特的塑像，但并非都以女身示人。依照当时惯例，大部分塑像还是将她刻画成一位戴着头巾的男性长老——毕竟一位女性君主会给历史悠久的君王造像传统带来不少麻烦。从她的一些坐像可以看出她是一位女性，双手摆放在膝上，表明这是用以供奉的塑像，因此摆放在小圣堂或神殿较为隐蔽的地方。哈特谢普苏特在她祖先的塑像上刻上了女性专属的称呼，刻意将前任男法老的形象进行女性化处理——此举虽说是颠覆传统，但同时也延续了历朝历代法老的权威，就是让全世界都必须屈从于君王的意志。
哈特谢普苏特是位强势威严的君主，她修建了商路，极大地增加了王朝的财富与权势。除了戴尔-埃尔-巴哈利的神殿，她在底比斯还修建了不少其他的宏伟建筑，这都应该归功于新王国时期法老们积累的显赫财富。他们以武力征服并统治了大片疆域，最远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向南抵达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100多年后，在第十八王朝的第九位君主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埃及帝国的煊赫声势达到了最高点——就连法老石像的高度也达到了顶峰。在留存至今的塑像中，阿蒙霍特普三世塑像的数量超过了史上任何一位法老。没人像他那么狂热地为自己造像，让自己的印迹遍布埃及和努比亚的大小神庙，并将它们全部改为供奉造物主和太阳神拉。他还把底比斯的神殿与桥塔进行重建和扩建，并摆放成百上千座母狮神塞赫美特（Sekhmet）的塑像，还给自己建造了庞大的墓葬群，规模堪称整个古埃及之最。但这个墓葬群离河流太近，在他死后没过几百年就毁坏了，只留下两座巨大的阿蒙霍特普三世坐像，把守着陵墓的入口，自罗马时代就一直被称为“门农巨像”（Colossi of Memnon）。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塑像是埃及帝国全盛时期的辉煌成就，这位法老也自视为太阳的化身，接受天下臣服、万民膜拜，控制着太阳神拉每日横跨苍穹，运行不息[40]。
可惜，看似千秋万代的太平盛世并没有持续太久，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次子阿蒙霍特普四世发起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不仅废除了从北方尼罗河三角洲到南方努比亚普遍崇拜的隼神荷鲁斯和许多神祇，还废除了自古以来的主神阿蒙（Amun），用独一无二的全能之神阿顿（Aten）取而代之，阿顿即有形的太阳，具体表现为一个球形太阳的图像，它辐射出的光线最终落在伸出的双手之上。
为了巩固这一巨大转变，阿蒙霍特普四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埃赫那顿（Akhenaten，意为“阿顿的什人”或“阿顿的光辉灵魂”），并迁都到新的城市埃赫塔吞[Akhetaten，如今被称为阿玛纳（Amarna）]，新都就建在自底比斯沿尼罗河往下至孟斐斯途中的石灰岩悬崖边。这里的人们供奉阿顿神，也就是太阳圆盘，在露天神庙里膜拜太阳与阳光。而埃赫那顿每天乘着镀金战车，在护卫的簇拥下穿城而过，以此象征太阳每日的往复运行[41]。相形之下，古埃及传统的崇拜形式是对着形同鳄鱼或小鸟的神灵吟唱颂歌，不免显得幼稚了些。埃赫那顿还写下了一首**澎湃的诗篇《阿顿颂歌》（the Great Hymn to the Aten），这是后人在宫廷高官墓中的铭文里发现的。他在诗中赞颂“唯一的神”阿顿创造了世间万物：
你在天堂的地平线上，无与伦比，光彩耀眼，
噢，永生的阿顿，你是生命的创造者！
当你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照耀着每一片土地，
多么壮丽，多么伟大，多么光彩夺目，
俯视着每一片土地，
你的光辉笼罩四海
直到你全能创造的边际。
这不仅是艺术风格的变革，也是信仰观念的革命。在此之前，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人们从未像这样狂热地崇拜过某个独一无二的神祇，甚至连埃及文明中开天辟地的创造之神卜塔（Ptah）都不曾受到如此礼遇。
传说埃赫那顿的父母是出于真爱而结婚的。他的母亲提耶（Tiye）是位美貌的平民，后来在宫廷里却很有权势。在许多雕塑作品中，她与丈夫并排而坐，尺寸相同——这对于法老的妻子而言并不多见。
也许是受到母亲的影响，甚至是听从了她的建议，埃赫那顿也娶了心爱的女子为妻，即纳芙蒂蒂（Nefertiti），她的形象一度成了美貌的标准。他们在位共17年，后来被称为“阿玛纳”时期（the Amarna period），这时的形象艺术焕发出一种妙不可言的新气象。陈旧的宗教价值观与僵化的套路让位于一种全新的感受，充满着率真的情绪与毫不遮掩的生活情调。人体形态变得更加圆润，更加女性化，有着圆鼓鼓的腹部与大腿，脑袋狭长，仿佛在新的灵性感悟中得到了拉伸。这些人体塑像生机勃勃、充满力量，表现出对享乐和生育的极大关注。正如哈特谢普苏特曾被刻画成男人，此处的埃赫那顿显得丰腴而妩媚。他一手挥舞着蓝色的橄榄枝，鸭子在宫廷彩绘地板上随意飞行。埃赫那顿和他的新娘纳芙蒂蒂高贵优雅又情意绵绵，他们似是在花园漫步，又像是在**调情。两人衣袂翻飞，飘飘欲仙。纳芙蒂蒂一边递给丈夫一朵鲜花，一边沐浴着埃及春天的和煦阳光。
这种新精神也启发艺术家创造出一件伟大的雕塑作品。为赞颂纳芙蒂蒂的美貌，当时的宫廷雕塑家图特摩斯（Thutmose）为她制作了一尊半身像。塑像上的王后表情娴静端庄，脖颈优美修长，佩戴着华美的项圈；她的五官立体精致，头戴华丽时尚的蓝色皇冠，上面缠绕着黄金头饰；她的双眼造型独特，眼角朝鼻翼倾斜，眼尾朝着太阳穴优雅地收窄。整个塑像没有一处不显示出优美典雅的气质。她脖颈上还有几条细小的皱纹，眼睛下方也有些不易察觉的皱褶，微妙地透露出岁月的痕迹。即使在青葱岁月，真正的美感也是一种时光的积淀。
▲ 王、后浮雕像，可能是埃赫那顿和纳芙蒂蒂，埃及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353——前1336年，石灰石，24.8厘米×20厘米。柏林国家博物馆
纳芙蒂蒂半身像是在宫廷雕塑家图特摩斯的作坊里创造出来的——至少是在这里被发现的，这片废墟直到2000多年后才终于重见天日。而图特摩斯的名字就刻在一尊象牙马的眼罩铭文中。他的工作室里还保留有其他石膏像，这些惟妙惟肖的个人像可能都是直接灌注而成的，刻画的应该是埃赫那顿的家族成员。图特摩斯的墓地位于塞加拉的大墓场（可能与捧上神坛的建筑师伊姆霍特普的墓地很近），碑文写着“真实之所的首席画师”（Head of Painters in the Place of Truth）。我们今天只能遥想图特摩斯画作的模样，而“真实”一词在他的石膏作品中却是显而易见的。那种强烈的真实感来源于艺术家对人物面貌的真切观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纳芙蒂蒂半身像那摄人心魄的细节感。“真实”对应的古埃及词汇是“玛特”（maat），意指真理与宇宙的秩序，以此命名的玛特女神身材窈窕，头发上插着一根鸵鸟羽毛。这位头戴羽毛的女神形象时常出现在阿玛纳时期的艺术作品中，是打破常规套路的有趣调剂。在这一时期，大自然不再是一种风格化的背景，而是在阳光照耀下逐渐觉醒、日益温暖的景致。
埃赫那顿死后，他的雄心壮志也随之灰飞烟灭。以往的神祇被重新奉上神坛，古老的君王礼仪规范也被再度遵循。宫廷回归传统的宗教中心底比斯，埃赫那顿的继位者（也是他的女婿[1]）被称为图坦卡蒙（Tutankhamun，最初写作Tutankhaten，新名字的后半部分表示古老的众神之王阿蒙复位）。图坦卡蒙算不上一个出色的法老，他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拆除他岳父的成就。他英年早逝，葬于一座小墓，里面塞满了金银珠宝。他的镀金面罩是一件巧夺天工的精品，但高超的匠艺似乎全部用来夸耀祖先积累的财富，其中大部分是勤勉的哈特谢普苏特法老通过贸易积攒下来的。图坦卡蒙的面罩仿佛在回望1000年前的吉萨狮身人面像，带着一种冷漠而专断的神情。
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曾在公元前450年来到埃及游历，当时的统治者已经是波斯人了[42]。古埃及曾有数百年被异族统治的历史，古老的传统逐渐分崩离析，古王国的辉煌文化只剩下一些古物古迹，金字塔时代气吞山河的魄力早已遍寻不见。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埃及约70年后，在希腊托勒密王朝（Ptolemys）统治时期，波斯人终于被赶出了埃及，直到这时，古埃及宫廷匠造才再度闪耀旧日的光彩。这时期的半身人像鲜明生动，让人想起图特摩斯的作品，以及更早的拉赫泰普和安赫夫时期的作品。其中，一座无名祭司像的细节极为传神，头颅形状光滑而不算平整，五官臃肿，略显憔悴。如此生动的人像更接近同时期在意大利半岛上制作的罗马共和国时代肖像作品，但它也自带一种恬然淡定、沉稳自持的气质，让我们一看便知，尽管他颇有些罗马风范，但肯定是位埃及祭司。罗马雕像常采用质地偏软的大理石来雕刻，但这座雕像是刻在硬砂岩上的，这种坚硬的材料与当时的艺术风格一样僵硬死板，但这位工匠的技艺却让石料呈现出肌肤般柔韧细腻的质感。遗憾的是，古埃及几乎所有的艺术家最终都未能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位也不例外。
托勒密王朝是在亚历山大入侵后统治埃及的希腊王权，时间长达300年之久。这一时期修建了许多新的庙宇，一些传统形式也得以复兴——这种“古风”至少在表面上象征着尼罗河两岸一如往昔，天下太平。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地中海岸边亲手建立了新首都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这座大都市的通用语言是希腊语，这也奠定了整个托勒密时代的文化基调，即希腊与埃及的雕塑与建筑风格是彼此并存的。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里亚兴建了一座图书馆，附属于被称为“博学园”（Mouseion）或“博物馆”（Museum）的学院机构。这里提供优厚的薪资与理想的食宿条件，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学者，其中不乏一些埃及的饱学之士，如祭司曼涅托，正是他把埃及法老的历史切分成便于记忆的若干王朝。不过学院中大多数依然是希腊人——据说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和叙拉古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 of Syracuse）也跻身其中。亚历山大里亚的另一个伟大建筑是法罗斯灯塔，用巨大的石块建造而成，高达数百英尺，矗立在城市最大港口入口处。可惜它们和大图书馆一样，最终只留下一些微不足道的表面印迹，只有灯塔顶端的宙斯（Zeus）像在提醒世人不要忘记希腊对埃及的征服。
▲ 祭司头像（“波士顿绿头”），埃及第三十王朝，约公元前380——前322年。硬砂岩，高10.5厘米。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尽管如此，埃及最终的命运还是屈从于罗马，而其强敌——叙利亚的塞琉西王国（Seleucid）——也在公元前63年被罗马将军庞培（Pompey）击败。克里奥佩特拉（Cleopatra）是托勒密十二世的女儿，却也不幸成了埃及的末代法老。公元前30年，当眼看着情人罗马将军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在自己的怀抱中奄奄一息的时候，想必她也意识到自己与整个埃及的命运都已走到了尽头。无论她最终以怎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始终是埃及王权形象的刻板教条中无法言说的主题，因为法老是不允许失败的。克里奥佩特拉在世时明艳动人，貌若天仙，死后也得到世人长久的膜拜。可惜此时的埃及已被罗马洗劫一空，此后历经劫难，雄风不再。
古代埃及的能工巧匠可能自诩在非洲大陆上无人能及，但他们的技艺远非独一无二。尼罗河谷是被干燥的沙漠地带环绕的狭长地区，地理位置相对孤立，但并未完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它东面连接着西奈半岛（Sinai），往南和往西通往大片陆地。相比于崇山险隘，沙漠还是较容易通行的。商路可以延伸到撒哈拉沙漠以南，再一直向西延伸至尼日尔河流域。这里的草原与森林，也就是今天的尼日尔，零散分布着许多村寨。除埃及外，古代非洲现存数量最大的塑像就是在这里制造出来的[43]。这些陶俑个性鲜明、表情生动，头部特征尤为醒目，往往放置在墓地的上方或附近。这些薄壁中空的容器用成卷的黏土制作成型，打磨光滑后，再塑造五官[44]。
人们以发现地附近的村名将这些人俑称为“诺克”（Nok），它们通常有真人大小，着力体现平衡感与图案纹饰，以灵动流畅的形状表现不同的身体部位。人俑的眼睛刻得很深并刺穿出孔洞，精心梳理着发髻和辫子，大张着嘴巴，看起来就像是在说话或唱歌，自成一派风格。也许他们正一路唱着歌送别亡者前去来生——这可比苏美尔人的葬礼温和得多，也好过在沉寂的金字塔里度过永生。
最古老的诺克人俑是在约公元前900年制造的，不过，许多“首次”出现的艺术形式其实都可以追溯到更久远之前。它们可能属于400年前图坦卡蒙的时代，也就是第十八王朝晚期的艺术传统。有些人俑上装饰着法老的弯钩和连枷，有些人俑的胡子编成长长的辫子，正如我们在图坦卡蒙的面罩上所见。我们无法确知这些诺克人是如何了解到这个伟大的东方文明的，毕竟两地隔着数千英里的沙漠地带。也许当时有商队往返于北非海岸和西非富饶的铜矿和锡矿之间，这些形象或器物也就随着他们的行李来到了这里[45]。和埃及法老时期的雕塑一样，诺克人俑头部的风格似乎也保持了1000年，只是在相同的基本特征基础上发展出许多变化。不过人俑的气质与埃及塑像迥然有别，完全体现出另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不仅能够变换形态，还懂得发明创造，全然不拘束于眼前的表象，创造出强健有力、感情丰沛的生动形象。在尼罗河两岸，刻板而僵硬的巨石建筑沉默地矗立了数千年，而这些“歌唱”的人俑让我们发现了非洲大陆上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
▲ 诺克文化头像，尼日利亚拉芬拉，公元前900年，赤陶土，高36厘米。拉各斯国家博物馆
[1]图坦卡蒙一般被认为是埃赫那顿和纳芙蒂蒂的儿子，女婿只是一种说法，也有人称他是埃赫那顿的侄子。———编者注（此后不标注均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