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开始造像,绘画即在物体表面留下印迹、勾勒形状,也就此诞生。最早的绘画是居住在非洲大陆的人类在岩石或贝壳上刮刻留下的痕迹,但这些图画早已消失。至少100 000年前,非洲大陆上就出现了人类,即所谓的“智人”。又过了20 000~40 000年,人类逐渐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随后就出现了现存最古老的图画,出土于苏拉威西岛、肖维岩洞,还有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等地区。那么,人类在此之前就已经萌生出造像的本能了吗?人类造像艺术是起源于非洲吗?

就现有证据来看,也许确实如此。自人类尚未走出非洲的古老时代流传下来的石块与贝壳上就刻着图案——它们经历了数万年才有幸留存至今,可见当时有多少图像艺术消失于沧海桑田,无人知晓。从痕迹转化成可以识别的图画想必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人类还尝试创作出了第一批图画,随后又消失不见,沉寂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

约25 000年前,在今天纳米比亚南部的洪斯山(Huns)一处岩洞(后来被命名为“阿波罗11号”)中,曾有人在一块石板上画了一只动物的形象——腿脚细长,长着犄角,看着像一只羚羊[331]。这块光滑的石英岩板为绘画提供了完美的表面。这幅画,也许还有其他几幅画,当时应该就斜靠在岩洞的墙边,或者在人们的手中交接传递,这些线条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颖方式,极大地激活了观赏者的心智与思想。这是非洲大陆上现有最古老的形象画。尽管它的创作时间晚于世界其他地方发现的绘画作品,但它很可能来自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艺术传统。

▲ 动物形象,来自阿波罗11号洞穴,纳米比亚,约25 500~25 300年前,石英岩上的木炭线条,两片共计宽度约10厘米。纳米比亚国家博物馆

非洲现存的古老艺术中绝大部分都是岩画,除了人类形象,画中还出现了大象、长颈鹿、羚羊和其他动物,创作者是居住在今天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地区的狩猎-采集者,也有些居住在莫桑比克的热带雨林地区。如今这些人被统称为“桑族人”,他们创造出了地球上留存时间最为久远的造像艺术,可以一直追溯到至少10 000年前,在有些地区一直流传到了近代。

桑族人创作的图画中,保存最完好的位于南非的德拉肯斯(Drakensberg)山区,就在山脚下一处开放式砂岩岩洞的墙壁上,这里被称为“猎物关”(Game Pass Shelter)。洞中砂岩表面画着大羚羊的形象,用细腻的棕色、红色与白色的颜料上色,还描绘出了阴影。这群大羚羊中有一头正在濒死挣扎,身后的三个人呈现出跳舞的姿态。他们手持羚羊的蹄子,仿佛已经变身成那头濒死的羚羊。这一地区的桑族人笃信羚羊有着强大的灵力[332]。尽管无人确知,但人转化成动物的画面似乎表明他们正陷入某种癫狂的幻境,舞蹈者进入了濒死动物的灵魂,也算是战胜或超越死亡的一种方式吧。

这位桑族画家究竟何时画下了垂死的羚羊与舞蹈的人们,我们已无从知晓:可能已有2000年或者20 000年之久。数千年来,非洲大陆上出现过众多不同的艺术传统:在尼日尔的阿伊尔(A?r)山区曾出土直立对称的勇士雕像,戴着羽毛头饰,挥舞着投矛,还用缰绳勒着一匹马。在东非,当地牧人在石头上刻出一些几何形状,类似于他们在牛羊或其他动物身上所做的标记或在自己皮肤上留下的印记。坦桑尼亚东非大裂谷的孔多阿(Kondoa)岩画上有身材苗条的猎人戴着硕大而华丽的头饰,手持弓箭,旁边还有大象、长颈鹿、犀牛和牛羚等动物。除了西非地区,在非洲大陆各个地方,从北非的摩洛哥到东非的索马里,再到南非的海角,都曾发现这类绘画与雕刻[333]。尽管人类绘画在非洲最初的源头已经无迹可寻,但非洲始终拥有全世界最杰出最多样的岩画作品,它们见证了当地狩猎-采集者与牧人的生活与信仰,他们正是最古老的造像艺术家的直系传人。

▲ “猎物关”,德拉肯斯山区

罗马人征服埃及后数百年间,王国与新都层出不穷,商路贯穿各地,绵长而繁忙,此时,一种新的建造形式在撒哈拉南部地区出现了。阿克苏姆(Aksum)王国(在今天东非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境内)于公元1世纪建造了纪念碑式的石头建筑、宫殿、陵墓,还有高耸的石英石碑,有些石碑上雕刻着建筑细节,看起来像是高挑而单薄的多层建筑,其中最高的一座超过了30米——比任何一座埃及方尖碑都要高。阿克苏姆王国位于商路沿线,向西可达罗马帝国,向东连接着阿拉伯及其后的伊斯兰世界。公元4世纪时,基督教传播到了这里,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Ezana)皈依基督教(此前不久君士坦丁大帝与罗马也先后皈依了基督教),此后就出现了新的教堂建筑形式,例如在高台上建造宏伟的长方形金字塔,或者在岩壁中凿刻出教堂,并用彩色壁画装饰,与遥远东方古国的那些佛窟十分相像。这些高地环境中的建筑,标志着一种新的世界主义思想在非洲东部萌发了。

伊斯兰教也在公元7世纪传到了东非地区,然后朝相反方向传播,跨越北非海岸,传入马格里布地区和西非大草原,并极大地带动了新建筑形式的发展。杰内(Djenn)古城(位于今马里)创建于公元9世纪,是当时西非最大的城市,也是后来马里王国的都城。马里王国吞并了图瓦雷克族(Tuareg)的聚居地廷巴克图(Timbuktu)之后,杰内古城也成了伊斯兰建筑与艺术的重镇之一。13世纪时,这座古城迎来了第一位穆斯林苏丹的统治者科伊·孔波若(Koi Konboro),人们在城中用泥土(这种建筑材料被称为“土坯”)建造起一座高墙环绕的宏伟清真寺,每年还会举行涂抹新泥的仪式。

▲ “重建旧清真寺”,来自菲利克斯·杜布瓦,《神秘的廷巴克图》(伦敦,1897),第157页

与阿克苏姆石碑一样,用土坯建造并不断翻新的杰内大清真寺历经岁月洗礼,不仅象征着传承与延续,也是当地人对远道而来的宗教信仰做出的回应。对于罗马人的统治,北非沿岸地区、东方的叙利亚与西方的不列颠的反应各有不同,但正是这种来自当地的强烈反应,给人一种持久与永恒的感觉。

在西非的森林地带,也就是今天尼日利亚沿大西洋海岸的村镇中,人们发明了青铜与黄铜铸造技术,也创造出一种别样的持久与永恒。尽管铁器的熔炼与锻造工艺此时已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但青铜让人们能够创造出金属制造工艺中更为复杂、精巧的形式。

我们所知最古老的非洲青铜铸造于公元9世纪前后,出现在名为“伊博·乌克武”(Igbo-Ukwu,意为“伟大的伊博”)的热带雨林的贸易聚居地。这里的撒哈拉商路连接着尼日尔三角洲与东非地区,最远可达阿拉伯半岛。当地人可能从商路往来的货物中获得了制造青铜器的灵感,不过他们用以制造合金的金属,如铜、锡和铅,都可在附近开采获得,铸造技术也极有可能是当地人逐步发展起来的[334]。伊博·乌克武的金属器具制造采用了“失蜡法”,这是青铜铸造的最古老方式之一,也就是将一个蜡质模型包裹在陶瓷外壳中,熔化(失蜡)后留下一个模具的空腔,再将熔化的金属注入其中。这种工艺令伊博·乌克武的雕塑家们得以创造出非常繁复的纹饰,也制造出了更为精美的器皿。有一只大型水罐乍一眼看上去好像缠绕着绳索,仔细端详就会发现绳子其实是用青铜雕铸而成的。只有非常高超的技艺才能展现出如此巧妙的错觉艺术。这里的青铜器,或者说至少是现存的这些,都被放置在墓室里,很像是凯尔特人首领放在墓穴宝藏中的青铜器,或者是中国商朝和秦朝统治者的陪葬品[335]。

再往西一点是约鲁巴(Yoruba)人的中心城市伊费(Ife),在几百年后,非洲第二个伟大的金属制造艺术传统就将在这里萌芽。艺术家们创造出陶土与黄铜头像,栩栩如生的工艺让人想起埃及后王朝时代的雕塑。如此水准的金属雕像在欧洲直到罗马时代才出现,那也是至少100年后了。伊费头像面部的条纹看似激**着生命能量的波纹,令人感觉定心凝神、从容自在。这种气质非常契合约鲁巴人的信仰,他们将内心的能量称为“阿舍”(ase),它主宰着世间万物,也包括人类。它位于人的头脑中,并通过脸部表现出来[336]。作为王权的象征,“阿舍”体现着一种澄澈清明的精神能量,呼应了约鲁巴文化中所说的那种“长流不息的河水”[337]。伊费头像被认为具有神圣的力量,这一点很接近佛像,但又更深入地表现出每个个体的突出特点。这些头像究竟是一个个单人的头像,还是在作坊里用同一个模子批量制造的,我们已无法确知。但看着这些头像,我们仿佛能够读懂他们的人生故事,也就是说,代表权势的造像也能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变化。

伊费艺术家们制造出了许多雕像,只不过绝大多都遗失或被毁,还有一些被熔化后制成了工具或武器。不过,金属铸造的技术从未真正失传。它在约200年后又在尼日尔三角洲,也就是更西方的贝宁(Benin)王国,再次出现。

▲ 立架上的绳罐,伊博·乌克武,公元9——10世纪,含铅青铜,高32.3厘米。拉各斯国家博物馆

▲ 戴冠的头像,伊费,14——15世纪早期,铜合金,高24厘米。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与古迹委员会

按照传统的说法,贝宁王国的统治者是约鲁巴人的后裔,他们还继承了伊费工匠在金属制造方面的禀赋与技巧。15世纪时,贝宁王国的第十二位首领伊瓦雷(Ewuare)登基,他也是贝宁第一位伟大的国王[被称为“奥巴”(Oba)]。据说他曾将当时的贝宁古城烧成废土,然后重新建造起一座华丽宏伟、坚不可摧的新城。他还创建了新的宫廷官僚制度,设置宫廷礼仪以巩固王权,以便四处征讨,不断开疆拓土。

伊瓦雷创建的城市与其王宫中装饰的非洲大陆上最壮观精美的铸像,完全可以媲美伊博·乌克武与伊费的作品[338]。黄铜制成的豹子与蟒蛇守卫着伊瓦雷的宫殿,殿内还有用象牙、木材、陶土和金属制作的雕像,摆放在供奉王室祖先的神龛上。曾有一位荷兰地理学家参考传道士的记载,还查阅了17世纪中期荷兰参与大西洋奴隶贩卖时的贸易站建设资料,他将当时的贝宁宫廷建筑描述为“与荷兰的哈勒姆城一样庞大”,城里有许多王公贵胄的居所,还有宏伟壮观的画廊,都以原木柱子做支撑,表面覆以金属饰板,饰板上描绘着贝宁国王从各处掳掠来的战利品。建筑物的屋顶覆盖着棕榈叶,上面装饰着“一座小塔楼,顶端尖细,另有铜雀立其上,伸展双翅,宛如活物”[339]。

那些金属饰板上展现了祭司手捧礼器和雕花宝盒的景象,盒中盛放着柯拉果,随从吹奏着象牙雕成的喇叭。在一幅画面中,一位“奥巴”佩戴着风格独特的“奥迪加”(odigka),也就是用珊瑚珠制成的高领项圈,手里抓住两头花豹的尾巴,将它们甩到半空中,这象征着他是野生世界的绝对主宰,享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只有他能在一年一度的伊古埃节(Igue)上献祭豹子,以此进一步强化王权威势。“奥巴”的腰带上挂着两条泥鱼——这种鱼能够放射电波,故受到贝宁人的崇拜——又或者是代表双腿,象征着为人们提供深海宝藏的海神“欧罗肯”(Olokun)。这位“奥巴”被塑造成一位法力强大的自然驯化师,能够驾驭山川河流的狂野力量,无论是家养的动物还是凶恶的野兽,都是这股力量的化身,也都是贝宁艺术的重要主题[340]。

贝宁人也会给远道而来的访客造像。15世纪早期,来自葡萄牙的雇佣兵、商人和外交官都已进入贝宁人的日常生活。15世纪中期,他们沿着非洲海岸线一路南下,在圣乔治·达·米纳(S?o Jorge da Mina)建起了一座堡垒。葡萄牙人与贝宁人开展贸易,贩卖珊瑚珠、用以庆典的服装布料和黄铜锭,还有被称为“马尼拉”(manillas)的黄铜小手镯,再把这些东西熔化后为王宫铸造黄铜雕像。葡萄牙人从贝宁人那里得到各种象牙制品,有精美的盐碟、狩猎用的号角,还有鸟形把手的勺子。

▲ 贝宁王太后吊坠面具,16世纪,象牙、铁与铜合金,24.5厘米×12.5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他们还曾购买奴隶——贝宁国王本人就是个奴隶贩子,他从敌对国家掳掠人口贩卖到葡萄牙,后来还贩卖到荷兰、英国和法国。画面中的葡萄牙人很容易辨识,他们有着狭长的脸型,蓄着胡须,穿着特有的服饰,还拿着燧发枪,这是最早抵达非洲的枪械之一。贝宁人极为用心地将这些外来者刻画得容易辨识,并把这些人像与历代国王的雕像、象牙雕刻与其他物品一同摆放在王室祖先的祭坛上。贝宁人把葡萄牙人也视同海神“奥洛肯”,按照当地的传说,他们也已经被“奥巴”伊瓦雷驯服[341]。

贝宁人用黄铜制作的葡萄牙雇佣兵雕像并不是典型的非洲人形雕像。从最古老的岩石雕刻开始,非洲的人物造像都极具风格化与象征性,并不追求外表形似,而是基于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形象重构。人们用木头、布料、植物纤维或其他容易腐坏的材料制作面具与雕像,用于祭祀舞蹈,以求从丛林、沼泽与森林,或动物与其他灵物身上汲取野性的力量;有时也用在生老病死等重要的仪式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部非洲与中部非洲这片广袤土地上,从北方的马里到南方的马拉维与莫桑比克,人们在表演中都会使用各种精美的面具,数百年来一直如此。

在非洲西部,从事农耕的多贡族(Dogon)自15世纪起就遗世独立,居住在尼日尔河畔的邦贾加拉悬崖(Bandiagara Escarpment)之上。多贡的文化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他们的雕像与面具上,有动物,也有人物形象,还有邻近的部落,其创作内容之丰富、种类之多样,在非洲西部都是首屈一指的。当地人用天然纤维制作面具,用贝壳做装饰——通常是用来做眼睛;有时也在木头上雕刻面具以展现不同的动物:兔子、羚羊、鳄鱼和鬣狗……常用于悼亡仪式,陪伴着亡者离开自己的村庄,穿过田野山林,奔赴来生。

在多贡的雕塑作品中,人体形态细长,由几何形状构成,完全不符合真实的生理构造,却又充满了轻盈灵动的力量。这些雕像被摆放在祭坛上或神龛中,用在祭祀仪式中,代替它们的主人进行祈祷,恳求以降雨创造世间万物的天空之神“阿玛”(Ama)的庇佑[342]。这些人像通常都摆出祈祷的姿态,例如有一尊代表了村中长者的大型木雕像,手臂高高举起,正在恳请“阿玛”为粟米地带来降雨云。

非洲西部和中部地区的雕像与面具绝大多数出自讲班图语的族群之手。它们是重要的仪式用具,采用这样的造型设计也主要是为了激发恐惧或愉悦的情绪。使用一次后,这些雕像与面具可能会被毁掉,或者被藏匿起来,时隔数年再重见天日。在中非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一大片区域生活着松野族(Songye),他们用木头雕刻面具,还在上面刻画出黑白相间的条纹,让人联想起细纹斑马头颈部的鬃毛。男性面具有着醒目的色彩,女性面具则有着沉静的单色调。与伊费青铜头像上的纹饰一样,这些波纹也代表着涌动在体内的能量线。面具上肿胀凸出的眼睛拥有看透世间表象的非凡洞察力。像鸟喙一样噘起的方形嘴巴看似正在全神贯注地唱歌或讲话。与所有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面具一样,这些面具并非仅供观赏,而是有着切实的功用,也就是用来实施法术,甚至是某种诡异、滑稽和恐怖的法术——往往关联着某个变身或幻化的奇妙瞬间[343]。

▲ 举起手臂的男性人像,多贡族,马里,14——19世纪,木质,高210.5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 女性面具,松野族,刚果民主共和国,19——20世纪,木质彩绘,30.5厘米×18.1厘米×15.6厘米。达喀尔,黑人文明博物馆

若论对人体自然面貌进行抽象表现,那么居住在加蓬东部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柯塔”人(Kota)的雕塑可谓达到了极致。柯塔人创造出了极具原创性的圣物匣,他们在木质构架上包裹黄铜或纯铜薄片,制成扁平的形状,然后放在装有祖先圣物或遗骸的柳条筐上。与许多纪念圣物的传统一样,图像也是一种与亡人对话的方式,同时也可以让圣物焕发神力,正如佛塔的刹柱能将佛祖舍利子的能量传播到更远的世界。在其中一件作品中,人像脸部由黄色的黄铜与玫瑰色的纯铜构成,发型精致,身体是单独一截刻有花纹的青铜,竖立在两条剪刀状的腿上。

松野族、柯塔族和多贡族制作出了多种多样的人像——在整个西非与中非地区肯定还有更多——这说明木雕与木制面具在当时西非和中非的一大片地区均有分布。这种装饰的想法可能随着人类最早期的迁移四处传播,例如多贡族中有一些人最初来自马里的杰内族,而松野族原本来自今天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卢巴(Luba)王国。不过我们还是将他们视为非洲大陆上各个王国伟大宫廷传统的遗存,无论是刚果、库巴还是马里,又或是众多的小君主国家,他们都曾是这片大陆的主宰,直到商人与殖民者带来了战争与疾病,还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

▲ 人形圣物匣,柯塔族,19——20世纪,木头、铜与黄铜,73.3厘米×39.7厘米×7.6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这些古老的非洲君主国家中,邵纳人(Shona)的祖先是说班图语的,他们在1300年前后在一座山顶上建造了迷宫一般的大津巴布韦卫城,四周环绕着石头城墙,这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极为壮观宏伟的建筑物[344]。石墙宽厚坚实,蜿蜒盘绕,以石英石块砌成,完全没有使用砂浆,有些地方高度达到10米。墙体像蛇身一样弯曲起伏,无一处笔直,也无一处折角。这类建筑还时常就地取材,用四周环境中散落的光滑大圆石制成门廊、塔楼和楼梯,大大小小的圆形相映成趣。他们还用围墙环绕起一片类似天井的区域,在其中建造小小的居所。他们所用的建筑材料被称为“达噶”(daga),是一种陶土,也被涂在石墙表面以使其更加光滑。

这种独特的建筑结构与非洲其他地方的建筑截然不同,也为当地人提供了有效的保护。邵纳族当时处于一个欣欣向荣的文明形态的巅峰时期,占据着该区域贸易的枢纽地带,与东部海岸的繁荣城镇有贸易往来,还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货运路线。商人用金、铜或牲口进行贸易。黄金是在西部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的河流中开采淘洗的,经过海运运往埃及进行贸易;铜是来自北方的非洲王国。交易的商品中有许多来自遥远国度的珍稀物品,如叙利亚的玻璃制品、波斯的彩色陶器,还有中国的青花瓷[345]。

卫城中也发展出不少艺术品作坊,制造出了该地区考古发现中最神秘莫测的作品:用柔软的滑石或皂石雕刻出脖颈修长的鸟,看起来有点儿像鹰,但是没有利爪,却长着酷似人类的腿脚和脚趾。这些鸟外表光滑,造型简洁,看起来并不像是某种具体的鸟类,更像是鸟类总体的象征。这些体态沉重、无法飞翔的生灵可能代表着当时的王室祖先。当地人的聚居地四周竖立着许多石英石柱,其中一些位于大型居住地东侧的一个类似圣殿的小围场里,上面就摆放着这些鸟类雕塑,可能是用于一些与王族、祭祖或求神相关的仪式[346]。圆柱上的鸟类雕像不仅曾出现在古埃及,也在贝宁出现过,可能出自贝宁工匠之手。而人腿与动物身体相结合的方式也让人想起古希腊的狮身人面像。津巴布韦的石鸟是一种灵物,1000年来一直出现在当地的岩画与石雕作品中。

现在看来,那些巨大的石英石墙体和塔楼并没有太多军事功能,更像是大津巴布韦统治者的强权与风格的写照。1450年以后,这座卫城开始衰落——可能是因为贸易环境的变化,又或者是周围土壤变化造成粮食减产——这个伟大的非洲国家江河日下,直至颓然倒塌。等再度出现在世人眼前时,它已然成了非洲辉煌历史的一个象征。

大津巴布韦,领地外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