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一定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重新学习”。他在阐述重新学习的内容和意义时指出：

这样一次重新学习，包含着两方面同样重要的内容：一方面是更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指导我们思想和一切行动的理论基础，另方面是更好地掌握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掌握现代技术和经济管理科学。这样一次重新学习，将贯串四化建设的全过程，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并且长期坚持下去。这样一次重新学习，加上全国教育文化事业的有计划的积极发展，将是一个包括全国上下，各行各业，亿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内的，向科学的伟大进军。[2]

可见，“重新学习”和“向科学进军”，这是党的事业的要求，是四化建设的要求，也是历史的要求。

在这个重新学习的过程中，史学工作者，有必要特别重视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这是提高我们自身的理论水平、专业水平的需要，也是史学工作承先启后的需要。

作为中年史学工作者，我们大多是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一般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在学校都比较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受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这种情况，对于一代人的成长，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论从当时学习的理论课程来看，还是从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和文章来看，由于受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影响，其中有些是不符合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这反映在历史研究上，问题是很突出的。例如，那时候讲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总是把它说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讲到改革和改良，一般都把着重点放在批判它的软弱和不彻底性，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则往往缺乏深入的分析；评价历史人物，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等等。好像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中，“四人帮”煽起“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阴风，当时就能洞察其鬼蜮伎俩的有识之士虽不乏其人，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却也被这恶风吹得目眩神迷。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还很不深入。所以，当一个口号、一种理论、一股思潮出现的时候，由于缺乏鉴别的能力，因而可能把原来是正确的东西误认为错误的东西而加以反对，或者把并不十分正确乃至于完全荒谬的东西误认为正确的东西而加以信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工作的胜利，使我们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这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仍有很大的距离。为了进一步缩小这个距离，我们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必须在系统地全面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上下功夫。

我们以往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还不善于把它跟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史学传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还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来总结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和丰富的史学遗产。举例说来，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方面，还缺乏系统的和深入的研究，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我们对中国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的斗争、发展，尤其是对历史上唯物主义历史观萌芽的产生、发展，还没有做出比较系统的和详尽的总结；我们对中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史书编撰体裁，也缺乏细致的分析和评价，尤其缺乏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去批判继承这些体裁的讨论和探索。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还较多地停留在表面上，还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真功夫。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这个不足，也只有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过程中，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才能逐步得到克服。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它在中国的命运也是如此。自从20世纪20年代前后起，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回答了中国的历史命运的问题。他们的许多著作，跟当时的革命事业息息相关，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是向自己所处的时代交了卷的。目前，我国处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应当怎样交上这份“答卷”呢？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课题。前不久，白寿彝同志在一次史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群众教育”等问题，认为这是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新课题。这说明，老一辈历史学家仍然在思考着当今史学工作的一些根本问题。我们中年史学工作者，应当在他们的带领和帮助下，向我们所处的时代交上合格的“答卷”。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深刻的历史见识不行，不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不行。应当说，跟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相比，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已经不必像郭老那样去翻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像侯老那样去翻译《资本论》了；我们也无须像他们那样去过流亡异国的生活，或者即便在自己的国土上也必须躲到乡间去写作；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已不用担心在历史研究中会遭到“抓辫子”、“打棍子”的待遇。总之，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条件是很好的。但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执着地追求和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却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难道不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么！

还有，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对于肩负着承先启后重任的中年史学工作者来说，一方面固应看到自己的不足而发愤，另一方面还应把帮助青年史学工作者提高理论水平视为自己的天职。从更长远的观点看，青年史学工作者是我国史学事业的未来和希望，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历史科学的大旗要靠他们擎起。青年史学工作者大多具有思想敏锐、敢于提出创见的优点，这是很宝贵的。他们当中也确有一些在专业上和理论上都有相当基础的同志，但是，就多数同志来说，他们是否也存在着某种急于求成和在理论上缺乏顽强钻研精神的弱点呢？记得在一次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庄严场合，我曾听到一位答辩者说：历史是客观的，研究历史不应强调要有某种思想作指导，因为那样做就会改变历史的客观性。我听了之后，不禁愕然！如果说这种情况只是极个别的话，那么下面这种情况就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了。最近，我在评阅报考历史学硕士研究生的试卷过程中发现，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来阐述问题的考生，只是极个别的；而大多数人都是在试卷上机械地复述和背诵历史教科书中的条文，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后一种情况，无疑是带有普遍性的。它至少可以部分地反映出，我们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在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方面是不够的。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的话，势必要局限他们的发展和他们将来可能获得的成就。因此，中年史学工作者有责任用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去帮助青年史学工作者，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过程中，和他们携手并进。我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危机”论，我们当然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永远不需要发展的神话。我们只有在重新学习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同中国的历史实际、史学传统以及当前的历史运动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做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笔者在专业上和理论上都是很幼稚、很肤浅的，但是我确信：在重新学习（包括学习理论和学习专业）的过程中来一次“脱毛”，争取在“向科学的伟大进军”中不掉队，这是十分必要的。

[1]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在1983年上半年出版的两期杂志中，开辟了“开创史学工作的新局面”专栏，这篇短论即是应这个专栏之约而撰写的。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3～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