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性观部分得益于古典人性观，部分得益于基督教人性观，部分得益于与众不同的现代主题。从经典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古典理性主义，到更富于自然主义色彩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古典成分似乎在逐渐消减。也就是说，在古希腊时期处于从属地位的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之自然主义，在现代已经取得宰制性地位。这种现代自然主义与基督教将人视为“创造物”的观念相一致，但是与基督教的“上帝影像”的理念相矛盾，早期文艺复兴运动在反对人是原罪者这一基督教理念时，强调了后一方面。在现代人性概念中，古典人性观、基督教人性观以及独特的现代人性观奇特地混合在一起，这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混乱。这些困难和混乱可简要归纳为：（1）那些在理想的与自然的理性主义内部之间以及在（理想的或自然的）理性主义与生命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现代人性观的内在矛盾；（2）那些已受到现代历史驳斥的、关于现代文化中人类本性的假定，尤其是关于个体性的假定；（3）那些与已知的历史事实相悖的关于人性的假定，尤其是关于人性本善的假定。

（1）在现代文化中，一个尚未解决的悖论是：理想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所强调的东西相互矛盾。前者倾向于反对基督教的谦卑，否认人具有生物性的学说和人的原罪说。这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情绪，对该主题的思考主要受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学说的影响。布鲁诺关注于确立人类自我意识的无限性，在其泛神论体系中，空间之无限性只是精神之无限性的有趣类似物。他赞扬哥白尼天文学说所取得的成就，因为哥白尼“将我们的知识从牢笼中解放出来，在这以前，人们只是透过窄小的窗孔去遥望星星”。以同样的方式，里昂纳多·达·芬奇关注更多的是去证明那用于开启自然奥秘、揭示自然规律和可靠的自然重现现象的数学方法，恰是人类伟大智力的成果和象征，而不是去证明数学方法是自然手中的一种工具。彼特拉克（Petrarch）将自然视为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人类看到了自身的真实伟大。

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仍有着一种不太引人注目的旋律，它最终导致了18世纪的自然理性主义。这一旋律，在弗兰西斯·培根对自然的主要旨趣，以及蒙田从人类自然差别的多样性来理解人类的尝试中，都能够发现。培根担心“人类精神的不安”——那是对无限的渴望，布鲁诺称之为人性的真正标志——将“在对各种原因的发现中极其严重地阻碍”审慎的科学归纳过程。因此，现代文化从早期文艺复兴的本质柏拉图主义，普遍滑向17世纪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式的斯多葛主义，然后又滑向18世纪更为激进的唯物主义和德谟克利特式的自然主义。虽然现代人止步于根据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来了解自身的水平，但是，现代人关于人之自然理性与人类理性二者的关系，甚至比斯多葛学派更为混乱。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最充分暴露出这种混乱。而对这种自然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回应则出现在德国的唯心论中。在德国唯心论那里，除康德外，理性和存在的概念比在柏拉图主义那里更加无所限制。作为现代文化之源的笛卡儿，设法纯粹从思想特性上来设想人，而从机械特性上来思考自然，他无法找到一个将两者统一起来的有机体。因此，在笛卡儿本人的思想内部便同时体现着现代性的矛盾和现代性的过度铺张。

依据社会历史，从一种对将人视为创造物和原罪者的基督教唯心主义的反抗，到一种将人视为“上帝的影像”之观点的自然主义反抗，这一现代思想的转变过程或许可以被解释为一段反资产阶级之巅峰。中产阶级世界一开始就有一种令人惊骇的感觉：以为人类精神具有征服自然的力量。然而，消灭了中世纪人借以在精神上超越自然的终极凭借之后，尽管人实际上承认自身的独立性，但在资产阶级和技术的世界仍止步于在自然的可依赖性和宁静中寻找自己的庇护所。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同时表现出以上这两种态度。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种对自然野蛮掠夺的精神，它将自然看作是财富的宝藏，而这些财富将为一切被视为美好生活的事物提供保障。人类支配着自然。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至少在理论上依赖于一种天真的信念：自然支配着人类，而且，自然的前定和谐将阻止人类事业本身免于任何严重的灾难（重农主义理论）。

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理想主义二者的冲突之所以复杂，正是出于以下这个深层原因：浪漫自然主义的反对者把人解释为首先是生命体，他发现，无论是苍白的理性还是机械的自然都不是开启人类真实本质之门的适当钥匙。从某些方面上看，这种对人的浪漫解释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现代人类学学说中的最新要素。因为事实上，前者仅仅在古典的或基督教的思想中得到了些许预示。其最为苦涩的果实便是现代法西斯主义。……理性主义者与自然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我们时代影响最大的问题，它与一切可能的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都有牵连。要言之，现代人无法决定，究竟应该主要是从人的理性之独特性的角度来理解自己还是应该从人与自然之密切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自身？如果是后者，那么，该密切关系究竟是指自然的和谐与无害状态，还是指人的生命活力——一条人类本质的真正主线？因此现代人的某些确定性是自相矛盾的；并且，能否根据现代文化用以考察上述问题的那些假定来解决这些冲突，可能还是一个疑问。

（2）现代文化中的个体性观念属于现代人关于自身的确定性之列，这些确定性已逐渐为现代人自身的历史所消解。文艺复兴时期对个体性的极端强调，明显是一朵只能在基督教的沃土上成长的花儿。因为文艺复兴表面回归的古典文化完全缺乏这种个体性的强调。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主要借助于新柏拉图主义的概念才得以盛行，从而建立其关于人的自尊与自由理念。但是，如果不以基督教的理念为其预设前提，这些概念就不能生产出个体性的理念。文艺复兴尤其想建立一种人类精神自由，用以反抗基督教的神圣前定论学说。［9］

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借用柏拉图主义的概念来赞美人类精神自由。根据皮科的观点，上帝对人如是说：“独有你不受任何束缚，除了按我们所赐予你的意志去接受它之外。我把你置于尘界之央，以便你能较轻易地观察尘界，把持其中的一切。我创造你这样一个生物：既不是俗世的，也不是神圣的，既不是必死的，也不是不朽的，以便你能做自己的创造者并按你自己希望的方式去生活。”

如果说文艺复兴主义者是想通过强调人的独特性及其精神自由，借用古典的思想来挑战基督教关于人的依赖性及其缺陷的观点，那么很显然，古典主义是无法独自提出这种为文艺复兴主义者如此珍视的个体性观念。这种个体性观念必须被视为部分是基督教的遗产，部分是资产阶级个体突现的结果，后者是从中世纪历史与传统的沉淀、范式及束缚中挣脱出来才得以突现的。这种资产阶级的个体认为自己是自身命运的主人，不能容忍宗教团结和政治团结，而这种团结是古代和中世纪生活的特点。用社会的俗语来说，一个人可以说，当他破坏了中世纪的团结时，可以说他就失去了个体性。他发现自己不过是技术文化的技艺者，而技术文化创造出来的互相依赖的机械整体，比农业社会中任何已知的东西更要束缚人。另外，不管是在有机的农业社会，还是在更为机械的技术社会中，没有人能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完全彻底的而又小心谨慎的个体。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的个体没有获得可靠的根基，不论是在它最先得以表述的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中，还是在18、19世纪晚近的自然主义中。理想主义最初强调人类自由和人对自然的超越，最终却在理性概念的普遍性中以最后在神圣整体的无差别性遗失了个体。自然主义从强调自然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开始。所以，描绘地理多样性影响下的社会和道德习俗的多样性便是蒙田的兴趣所在。但在自然的多样性中却缺少个性，在纯粹心灵或纯粹自然中又没有个体性的立足之地。正如理想主义者使个体性消失在绝对的心灵之中一样，当自然主义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考虑问题时，也使个体性消失在“意识流”之中；而当自然主义者从社会学的角度考虑问题时，个体性则消失在“运动规律”之中。因此，在文化的层面上，文艺复兴时期以及18世纪的个人主义便这样被消解了，一如在政治的层面上，资产阶级的自由理想主义被消解并最终屈从于法西斯主义的集体主义一样。真实的个体性只能通过宗教的前提预设来维系，无论是在所有的生物机体的形式中，还是在社会历史张力下，宗教的前提预设都能对人类的个体性之当下介入持以公正，然而却又能对人类个体性以其自我超越的最高境界达到对所有历史境界的超越给予高度赞扬。人既是创造物，又是上帝之子，这种矛盾是个体性观念的一个必要假设。个体性观念必须要足够强大，以抵抗历史对他自身的压迫；同时必须要足够现实，以公正地对待社会生活中各种有机的凝聚体。

（3）现代人类学的最终确定性是其对罪恶问题的乐观处理。现代人有一种本质上轻慢飘然的良心，当现代人一致反对基督教的人之原罪观时，没有东西能比得上这种一致反对（现代人关于基督教之人负有原罪一说一致反对）给现代文化的诸种分歧之不和谐的声音带来更多的融洽。人的原罪存在于人的人格之央，即存在于人的意志当中，这一理念已被普遍否定了。这一否定似乎使基督教的福音完全与现代人无关，这一否定的事实比其他任何对上述理念的不信任要重要得多。如果现代文化主要是按照人的理性能力的独特性来设想人，那它就会发现，人的罪恶根源在于人的各种自然冲动和自然需要，而现代文化则希望通过加强人的理性能力使人摆脱这些自然冲动与自然需要。这种本质上的柏拉图理念成功地渗透到了诸多的社会理论和教育理论之中，即使这些理论表面上属于自然主义而非柏拉图主义。另一方面，假如现代文化主要是按照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理解人的话，那它就会希望把人从邪恶的混乱中拯救出来。而正是由于引诱人返回和谐、宁静和无害的自然，人的精神生活陷入了上述的混乱。就这一点而言，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机械的理性主义与卢梭式的浪漫主义似乎分享着共同的基础。被视为本质善的要么是理性人，要么是自然人；对于人要获得拯救而言，惟一必需的要么是从自然的混乱中升华到心灵的和谐，要么是从精神的混乱中进入自然的和谐。拯救策略彼此之间是如此尖锐地对立，这一事实证实了现代人距离解决他们生活中罪恶的问题还很遥远。

现代乐观主义一个更为深远的后果是进步理念所表达的一种历史哲学。现代人期望或者是通过自然本身的内在力量，或者是依靠理性的逐步拓展，或者是凭借消除诸如教父制度或专制政府和社会阶级划分等某种罪恶源头，以便他能够实现某一完美的社会。进步理念包含许多要素，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要素是：现代文化被自身彻底遗忘了。进步理念只可能产生于基督教文化之中。相比古希腊人认为的历史无意义说，进步理念便是《圣经》神启观和希伯来意义上的历史有意义说的世俗化版本。可是，由于基督教人性有罪说被有所削弱，于是基督教哲学变得不再复杂，并为对其作简单的历史解说开通了道路。这种解说尽可能将历史进程与生物进化密切关联，而无论对于人的独特自由，还是对于人有可能对该自由进行邪恶的误用，都无法做到公正裁断。

对于这种有关个体和人类总体事业的乐观主义，当然也有悲观主义的反应。在霍布斯的机械自然主义和尼采的浪漫自然主义中，一种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得到了精致的阐述。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就是尼采思想的现代产物之一。在此，有关人性，我们没有任何可行的见解，然而，在这种悲观主义中，也不存在任何良心的不安。虽然，自我主义（egotism）和权力意志被基督教思想视为原罪的典范，而且，按照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它们也被视为一种缺陷，这一缺陷需要借助新的教育和新的社会组织才得以逐渐消除，但在现代文化中，它们却被认为是正常的和规范的。权力意志为霍布斯所认同，为尼采所赞颂。在霍布斯那里，反对个体自我主义在政治上存在着一定的优势，但对于以国家的形式出现的集体个人主义却毫无优势可言。在尼采重估价值的思想中，造成生活之冲突的人类生活特征被提升到理想的崇高地位。霍布斯的犬儒主义和尼采的虚无主义在当今政治生活中造成的致命后果随处可见。

证实基督教的人的概念的有效方式，是把它看作是厘清现代性混乱的一束可能的光源，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必须思考关于现代文化的诸种问题，我在此仅仅简单地勾画了这些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将在后面三章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