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上说，结构主义者并不完全否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性。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在《在历史的垃圾箱里》中就说过，我们不仅承认历史的存在，而且还对历史怀有一种崇拜的心情。但是，他们反对建立一种主体性主导的历史哲学。
从根本上说，人类经验都具有历史性，真理是有时间性的。因此，历史将保持着叙事倾向。然而，叙事与结构并不矛盾。19世纪以来，虽然理解或解释的历史并没有完全取代传统的叙述史，却深化了叙述史。也就是说，“作为叙述的历史学应该是更深层的，而不是像说故事般的一件接一件描述”[1]。历史的时间性，决定了它必定具有过程。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就像文学叙述的情节一样，也是从起点导向终点。由此，历史叙述应有一定的结构和序列，使各种材料或因素密切相关，前后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的理解和分析式的解释，都是为了进一步说明用情节连接起来的事件。历史的时间序列和表述历史的语言，都决定了历史性与结构性的内在联系。任何叙述都有情节结构，正像研究社会结构的英国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使一个‘叙事’成为有说服力的故事的，不仅仅是情节的连贯，而且……还包括对行动的‘场景、环境和起因’的理解。不过，行动赖以发生的场景和环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解释它们的时候所运用的逻辑框架，与描述和‘理解’行动所不得不使用的框架是一样的”[2]。
鉴于此，我们认为，对历史结构以及表述历史的语言结构的研究，并不完全是结构主义哲学影响的产物。历史的结构特征，首先，是由历史事实的历时序列决定的；其次，是由解释或叙述历史的语言决定的；最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使历史的结构性和历史学研究的结构方法更加明晰了，但也使之更加片面了。
实际上，历史的结构性已经为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尽管接受的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他们逐渐认识到，人类活动的时间是有走向的，人类社会是由一系列制度化的网络或结构组成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就认为，“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结构无疑是建筑的构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另有一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全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3]这些结构以及它们与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都是我们可以相对科学地加以探索和确认的。历史知识的相对性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只有量上的差别，在认识的结构性和抽象性质上是同等的。
对结构主义者来说，与其说人、主体和个人是重要的，不如说他们都是在语言交流的框架中被塑造的。如果说语言完全是个人的，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文化生活和社会交流。在这种意义上，结构主义克服了历史主义的局限性，或者说，结构主义是历史主义的有益补充。完全从个人和时间的维度看问题，容易走向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从而走向反历史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就像安克施米特（F.R.Ankersmit）所看到的，“历史世界的碎裂，详细叙述不再被看作是更大整体的表达，关于再现本体论的唯名论倾向，所有这些后现代主义观点都早已存在于历史主义之中”[4]。作为历史主义的补充，结构主义方法对20世纪60～70年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第一，结构主义者都热衷于语言现象。他们不仅痴迷于人类语言所具有的制度特性，而且也迷恋语言具有的无限生成的特征。结构主义者——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与语言和符号的密切关系，都是得益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研究成果的影响。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索绪尔理论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注意。①对于索绪尔来说，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都是一个记号，而语言就是作为一个记号系统发挥作用的。索绪尔认为，记号是由能指（signifiant，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signified）两部分组成：前者是声音，属于声学部分；后者是思维，属于概念部分。在这种理论中，外部存在的事物本身被忽略掉了，因为假如我们要指涉周围的世界，只要求助于语言记号就行了。不难看出，对当下不在场的历史事实的研究，与索绪尔语言研究的结构方法是不谋而合的，二者在研究中都缺少或搁置了物质的对象或指称（references）。②索绪尔还认为，语言记号是任意的。这种任意性既表现为由于能指及其指谓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只是习俗意义上的，也表现在所指层面上不同民族在整个词语表达领域里均具有不同的方式。语言系统并不具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语言在形式上是变换不定的。这种认识也与历史主义相契合，可以说表现了语言学的历史主义。③然而，索绪尔区分了语言（langue，language）和言语（parole，speech）：语言是某种理论体系或语言结构，人们在交流与沟通时，必须遵循整体语言系统的规则；言语是言说者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系统。索绪尔认为，只有致力于研究语言而不是言语，才能把握语言产生实际功用的原则之所在。这就是说，只有掌握整体，才能理解部分。循着这条道路，索绪尔的方法就忽视了个性和生成性的东西，从而远离了历史主义的维度。④对我们的研究主题最有意义的方面，也许是索绪尔区分了研究过程中的共时（synchronic）坐标轴与历时（diachronic）坐标轴。与19世纪的语言学家对语言进行历时性研究不同，索绪尔走的是共时性道路。索绪尔的研究模式启发了结构主义者，他们都关注超时间的理想条件下的特定系统和结构。
第二，由于对整体和共时性结构的偏爱，结构主义者大都厌恶动态的东西。例如，巴尔特不仅看电影时，甚至在谈电影时，都感到不自在，因为电影的流动性让他厌烦。由于不喜欢运动的东西，他总是企图将运动完全编码，使其易于控制。巴尔特更喜欢停顿、短小、省略、简洁、碎片、闪电，因此他对照片情有独钟。在他看来，不同的照片类似于结构的转换。然而，同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巴尔特并不是完全拒绝变化，相反他关注变化，不允许自己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所迸发出来的多种洞见和设想，轻易凝固成一种僵死的学说。但是，在结构主义的语境中，变化是定格化的照片排列。这种偏爱不变的和稳定的东西的倾向，至少在某些方面与年鉴学派的方法论是不谋而合的。例如，年鉴学派第三代杰出代表勒卢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提出了“总体史”的概念，他认为总体史必须关注全部可用的经验证据，梳理全部可能的资料来源，但要寻求社会循环和事态的深层结构。从社会变迁的结构主义观念，“引向了不动的历史（l' histoire immobile）这种明显的悖论”。对此，拉杜里的回答是，因为在持续许多世纪的或多或少结构上静止的地质—经济—人口学的总体性范围内，存在着循环和事态。[5]
第三，结构主义反对统一的连续过裎，只承认多样性和非连续性。例如，在《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人种学家把多种多样的社会形式理解为展现于空间之中，而这些社会形式则呈现为一个非连续的系统。于是，人们认为，多亏有了时间维度，历史似乎才不是给我们绘制了那些彼此分离的各个状态的画面，而是绘制了有关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连续过渡的画面。而且如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把个人历史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连续的变化，历史知识似乎证实了内在感觉的存在。历史并不满足于从外部向我们描述存在物，或者最好说并不满足于给予我们有关内在性的断断续续的启示，其中每一个启示都是独立的，彼此始终互不相关：它好像在我们之外重建了我们与这个变化的本质联系。”[6]作为人类学的代言人，列维-斯特劳斯断定历史学家历史连续性的设想是不能成立的。为了追求或“发现”历史的意义，就不可避免地选择地区、时期、人群和人群中的个人；而且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选择，创造出不同的意义世界。因此，他认为，“一部真正完全的历史将取消自己：它的产品等于零。使历史能够成立的是，事件的一个子集合，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于一批个人能具有大致相同的意义，这些人不一定经历过这些事件，然而他们甚至隔几个世纪还能考虑它们。因而历史绝不单是历史，而是‘为……的历史’（l' histoirepour）。它是片面性的，即使它为自己辩解也仍然必定是片面的，而且其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片面性。”[7]譬如，你要写法国大革命史，你的著作不可能既符合雅各宾党人的历史观，也符合吉伦特派的历史观，还符合贵族的历史观。根据这种理由，列维-斯特劳斯得出结论说：“历史是由诸历史领域组成的非连续体的集合，其中每一领域都由一特殊频率和由一在前与在后的特殊编码来确定的。”“于是把历史过程想象为一种连续的发展不仅是虚妄的，而且是矛盾的。”[8]因此，历史既不是客观的存在，也不是内在统一的学科，它只是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编码的一种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走出历史，历史才能通向生活世界。尽管列维-斯特劳斯的论断有片面性，但历史进程也确实有不连续的一面。比如，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也说过：“在我看来，连续性决不是历史最显著的特征。……在每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我们面临各种偶然的、未预见到的、新的、生气勃勃的和革命性的事件。”[9]
第四，结构主义还持一种体系自我调整的封闭态度，因为“这种自身调整性质带来了结构的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10]。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在谈到理性伴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改变自身时，也承认人的思维方式反映着他与世界和他人的关系。但是，由于他的反历史和反发生论的观点，所以就力图把结构最后构造为如同数理逻辑体系那样的非时间性的基础上面，从而把思维结构看成是自我封闭的系统。就此，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为了使实践成为活的思维，必须首先（在逻辑的而非历史的意义上）使思维存在，这就是说，它的初始条件必须在心理和大脑的客观结构的形式中被赋予，没有这种结构就既不会有实践也不会有思想。”“于是，人类的知识的整个过程就具有一种封闭的性质。”[11]
第五，结构主义并没有完全摆脱元叙述，它也有特殊的元叙述语言。任何结构都需要某些前设性的规定，如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正义与非正义，等等。实际上，这些前设规定就构成历史学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正如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等人所说的，“元叙事或总叙事是安排历史诠释与写作的总纲”[12]。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主义并不能摆脱元叙述，它只是改变了元叙述的存在形式。由于结构主义仍然有元叙述的地位，所以，它与叙事史之间不可能是完全绝缘的。
第六，结构也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对历史时间方向的划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认知现象，因为“时间和速度是政治性的”。[13]传统的线形时间，甚至古代、中古和现代的划分，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所有的元叙述形式都蕴含着极权主义，都带有偏袒的立场和宣传目的。正因如此，后现代主义才力图彻底颠覆历史话语的元叙事形式。或按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话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14]后现代主义在抨击元叙述的同时也抨击元叙述的形式。例如，福柯的谱系学力图摧毁线形的结构，解构因果联系的强制性，消解长时段的结构主义历史观。按照谱系学的观点，结构的历史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历史观试图发现独立于一切特定事物而存在的一系列不受时间限制的关系，成为某种超时空的逻辑真理。系谱是构成式和生成性的过程，它涉及历史知识、斗争、颠覆、关于冲突的回忆、约束与话语的相互联系以及统治策略。谱系学的时间是不连贯的、碎裂的和互不隶属的，它着重于考察破裂和中断之物，关注局部的、脆弱的、非法的知识，反对一切有关统一实体和统一真理的设想。谱系学不需要起源、因果关系、综合、历史规律、真理、隐藏的意义、内在深度和对进步的信念。哲学时间观的这一变化，与历史写作的反西方中心论，是相辅相成和互为根据的。既然西方的现代化与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那么，西方也就不具有逻辑上的优势和特权。
第七，结构主义方法注意的是共同性，个性在这里几乎没有地位。在历史学中，有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超越了以突发事件和戏剧性过程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表述方式，以基层日常生活的基本数据变化为根据，寻找中长时段内起根本作用的稳定的社会结构。所以，历史学家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大人物的特殊表演上，而是转向带有循环性质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上。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使原来政治和军事突发事件变成了社会常态生活的某种断裂。如果说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深层的水流，那么突发事件就是水流奔腾所形成的浪花。虽然浪花引人注目，但它们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相反地，支持浪花的深层水流才是根本的存在。面对在数量上几乎无限的社会生活，逐一描写每个事件的情节将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永恒存在的力量是重复的，重复的节律必然表现出某种结构性。这样一来，历史学家就可以通过在长时段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结构性认识，把握作为历史基础和历史本质内容的那些普通百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劳作与生活。由此，英雄史变成了人民史，王朝史变成了社会史，事件史变成了结构史。结构史涉及在事件、行为和思想中表现出的社会规则、社会角色、社会关系和社会符号的系统。
目前，历史学家对那种宏大叙事，越来越抱有戒心。但是，很多哲学家也在拆解体系，消除那种人类历史是某种神圣计划的展开的观念，反对各种脱离经验观察句子的形而上学。一句话，现代哲学家纷纷以自己的形式回归生活世界。在其代表作《自我的根源》一书中，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详尽论述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肯定日常生活”（the affirrmation of Ordinary）的意识逐渐加强的过程。[15]这一倾向与史学实践的变化不谋而合，当代历史学也看重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不是精英们的表演。当然，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从戏剧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活动转向了普通人的日常劳作与生活，并不是听从哲学指导的结果。但是，这也并非是远离哲学的成果。毋宁说，哲学与历史学在同样的话语背景下，出现了近似的转向，并在同样的背景下通过互动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