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运转情况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国计民生都具有重要影响,政府推行的市场政策要有效、可行,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时代特点不断调整、完善。丹麦“金三角”模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体系完整、效果良好的市场模式,深刻影响了丹麦经济社会各方面。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本书选取就业率、幸福感、创新能力、就业质量、社会稳定等维度来考察灵活稳定模式对丹麦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失业率下降,就业率上升
就业率和失业率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劳动力市场运转情况的重要宏观指标,是政府调整或采取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这些举措又影响就业率和失业率的波动。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丹麦经济受到一定冲击,但灵活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模式使它得以较快恢复。欧盟劳动力调查报告显示,2012—2016年15~64岁劳动力群体的就业率持续提高,失业率稳步下降,经济活动率稳中有升(见表12-1)。其中,2016年丹麦的就业率仅落后冰岛(86.5%),瑞士(80.8%),瑞典(76.2%)和新西兰(75.6%),排名第五,远高于欧盟国家(28国)的平均就业率66.6%;2016年丹麦男性就业率为77.7%,在OECD国家排前十,女性就业率为72.0%,位居OECD国家第五,而OECD国家平均女性就业率为59.3%。
表12-1 近几年丹麦劳动力市场指标变化(%)
续表
二、人均收入高,居民幸福感强
丹麦经济高度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也很高。最近,丹麦的官方报告和雇主组织(如丹麦工业联盟)均预测,丹麦GDP有望在9年之后恢复到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丹麦劳工委员会报告显示,2015年丹麦人均年收入约为3.9万美元,排名世界第六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数据(10月调整版)显示,2016年丹麦人均GDP为53242.91美元,紧随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九位。
有研究发现,收入水平与幸福感存在相关性,却不是因果关系,高的人均GDP只能反映国家和民众的物质水平高,却不能说明国民的幸福感水平。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了关注国民幸福的执政理念,受到认可,引起广泛关注。近年来多个国际机构开展了国民幸福指数调查,丹麦多次名列榜首,被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7][8]
三、市场制度完善,创新能力强
创新能力被视为一个国家在全球激烈竞争中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创新能力建设。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丹麦的创新指数历年均位居世界前列。赖德胜等[9]通过以OECD成员国为例分析指出,在创新能力方面领先的国家,劳动力市场制度也相对比较完善,如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是研发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保障。
四、权益有保障,就业质量高
就业质量从微观、中观、宏观角度有不同含义,本报告关注丹麦劳动力市场整体状况,因此采用其宏观含义进行分析。宏观方面,就业质量最早来源于1995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核心劳工标准,之后该组织在1999年提出了体面劳动(decent work)的概念,其中,特别强调了权利保护、足够的报酬和社会保障、三方对话等因素。[10]赖德胜[11]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就业质量的衡量指标进行了总结,概括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作的稳定性,既包括在同一单位内部工作稳定,也包括连续工作的状态;二是较高的工作待遇和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三是有学习培训和发展的机会;四是工作和家庭间的平衡;五是畅通有效的意见表达渠道和健全的对话机制。从上述维度和衡量指标来看,丹麦都属于就业质量非常高的国家。如前所述,丹麦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体现就是工作转换的低成本、便捷性和快速性,因此国民的工作状态比较稳定;高度发展的经济水平和慷慨的社会福利体系,保障了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收入和安全的工作条件,尤其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利益;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为劳动者提供了终身学习、不断提升技能的机会,体现了丹麦高质量的就业;丹麦无论从价值认知还是社会制度保障,都强调和重视家庭生活,而每周平均不到四十小时的工作时间,也保证了丹麦人有更多时间可以陪伴家人,发展自身的兴趣爱好;经过数百年发展完善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了劳动力市场各方的顺畅沟通、有效对话,因而劳动关系和谐。以上充分说明了丹麦就业质量非常高。
五、收入差距小,社会稳定
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带来社会不稳定,尤其是在高收入水平上,收入差距更容易被拉大。而丹麦通过复杂而全面的税收制度既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又平衡了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通过完善的福利政策又将税收返还给公众,这种收入“转移”举措使得丹麦人口收入分布呈现“纺锤形”结构,即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比例小,稳定的中等阶层占社会多数,贫富差距大大缩小,基尼系数为0.254,收入平等度方面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