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阶段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性、充分性和稳定性更加复杂化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典型化事实，因此，不必惊慌或过分渲染。但仅仅简单套用、机械移植他国经验模式治理之策也的确无法解决中国就业现实问题。主动加强劳动力市场治理理论探究，完善和创新基于中国情境化的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才是有效治理中国劳动力市场实践困境的关键所在。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科学。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不能简单拍脑袋，必须尊重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就业市场特点，任何违背或忽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就业市场特点的政策刺激与措施，最后都可能诱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或直接走向失败。本报告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平衡、不充分、不稳定的实证分析基础上，构建了以区间调控为中心的中国特色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体系。研究发现，加强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和精准调控，三管齐用，综合治理，是新时代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体系中，区间调控为政府宏观调控劳动力市场体系的中心，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和精准调控则分别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体系的三个极点，三者各有特点，功能不同，但它们之间是相互支撑、闭合相连、动态机动的，协同影响着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调控的绩效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稳定性。因此，切忌单一施策，单独调控，而应多种调控手段并用，综合干预与治理，才能更好地激发整体效益和倍增效应。此外，考虑到时间维度，区间调控的上、下限（即“就好业”和“好就业”）的内涵与外延将会随着市场化改革的纵深推进而在时序上呈现泛化态势，所以，在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指导下，加大研策、出策、施策、评策，及时丰富经济发展新阶段下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的理论思想、内容与体系，是新时代高质量治理劳动力市场、丰富全球劳动力市场治理理论，继而更好更多享受中国改革红利、助力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课题。

[1]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flexibility）是指面对经济的变化，就业量或工作时间（劳动投入）或工资（劳动成本）进行相应调整的灵活程度。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security）是指面对经济灵活性的变化，劳动者在遭遇劳动市场风险（如失业、不充分就业）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并且最终能够尽快返回到劳动力市场当中去的各种安全性措施的总和。新近研究表明，实现高质量就业，既需适当提高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又要增加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从而达到劳动力市场总体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平衡，即实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稳定性”（flexicurity）。具体参见赖德胜、石丹淅：《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理论探讨与政策建议》，载《第一资源》，2013（1）。

[2] 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国际劳工组织通用的一个指标，是反映城镇常住经济活动人口中，符合失业条件的人数占全部城镇常住经济活动人口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人数/（城镇调查从业人数+城镇调查失业人数）×100%。其特点在于：调查对象不仅覆盖城镇常住人口，还包括居住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失业人员即使不参与登记，也会被纳入统计指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计算公式，登记失业率的分子是登记的失业人数，分母是从业的人数与登记失业人数之和。

[3] 李泓冰：《“抱团养老”呼唤更多帮扶》，载《人民日报》，2018-05-31。

[4] 赖德胜等：《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性别平等化进程中的女性就业》，25～2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5] 联合早报网：《中国人社部：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降至7亿》，http：//www.zaobao.com/finance/china/story20160723-644796，2018-11-01。

[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hrss.gov.cn/ghcws/BHCSWgongzuodongtai/201805/t20180521_294290.html，2018-11-01。

[7]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网：《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基于智联招聘大数据的分析与预测》，http：//www.cier.org.cn/ShowNews.asp？ID=912&Catid=451，2018-11-01。

[8] 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2018-11-01。

[9] 岳昌君、周丽萍：《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分析：2003—2017年》，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4）。

[10]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1] 岳昌君：《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城乡差异研究》，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2）。

[12] 石丹淅、赖德胜：《自我雇佣问题研究进展》，载《经济学动态》，2013（10）。

[13] 罗旭：《2018年大学生就业有何新动向》，载《光明日报》，2018-07-01。

[14] 所谓“慢就业”，是指一些大学生毕业后既不打算马上就业也不打算继续深造，而是暂时选择游学、支教、在家陪父母或者创业考察，慢慢考虑人生道路的现象。

[15] 王智勇：《大学生“慢就业”折射中国社会转型趋势》，http：//sike.news.cn/statics/sike/posts/2018/07/219534835.html，2018-07-21。

[16] 滴滴政策研究院：《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http：//b2b.toocle.com/detail--6420653.html，2018-11-01。

[17] 田永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成熟度测度：2000～2014》，载《改革》，2016（10）。

[18] 赖德胜等：《2011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包容性增长背景下的就业质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赖德胜、石丹淅：《我国就业质量状况研究：基于问卷数据的分析》，载《中国经济问题》，2013（5）；苏丽锋：《我国转型期各地就业质量的测算与决定机制研究》，载《经济科学》，2013（4）；苏丽锋、陈建伟：《我国新时期个人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人口与经济》，2015（4）。

[19] 汪昕宇、莫荣、马永堂：《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载《中国劳动》，2018（4）。

[20] 中国新闻网：《机器人代替人工 企业三年50万工人仅剩下5万》，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4/09-05/6565962.shtml，2018-11-01。

[21] 李长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就业形势与政策选择》，载《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

[22] 李长安：《中美贸易战背后暗藏的“就业战争”》，https：//finance.qq.com/a/20180323/024343.htm，2018-11-01。

[23] 苏丽锋、赖德胜：《高质量就业的现实逻辑与政策选择》，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2）。

[24] 原新、高瑗、李竞博：《人口红利概念及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再认识——聚焦于人口机会的分析》，载《中国人口科学》，2017（6）。

[25] 石丹淅：《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三峡区域调查数据的分析》，载《教育经济评论》，2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