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始终以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意志品格著称于世。无数炎黄子孙，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前赴后继，奋斗不息。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同小康……远古传奇记载了先人们的豪情壮志和不懈追求。
民生中国梦，人类文明史上罕有的壮美集体梦想。为了逐梦，为了生存、生计，为了民生，一句话，为了追求独立、自由和更好的民生，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不屈不挠，前赴后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一切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辈们是中国的脊梁，伟大的抗战英雄们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必将成为21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天，中国梦造就一个个当代传奇，书写一个个斑斓多姿的中国故事，中国梦映射着华夏儿女的共同理想，凝聚起代代炎黄子孙的美好夙愿，成为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
1.2.1 从“小康”到“大同”——知识分子的民生梦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宋代诗人郑思肖诗句）中国梦，时代不同内容不一，领域不同职责不同。孔子被后人称为大贤至圣，然而他更是一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逐梦者。春秋战国，礼崩乐坏，道德失范，战火纷飞，天下无道，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孔子怀着悲天悯人的仁爱之心，为恢复“礼治”而四方奔走，以己菲薄之力希冀挽民生于水火，救生民于倒悬。为实现自己的主张，他周游列国，开馆授徒，陷于困厄而不屈，遭遇讥讽而不坠，坐尽冷板凳而不悔。楚狂接舆的讽谏，长沮桀溺的嘲弄，墨家高人的排挤，都不曾使他动摇。“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就是这样，明知世道艰难，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却仍要四处游说，在失败中前行，试图力挽狂澜于既倒。虽在当时累累如丧家之狗，却如日月，照耀历史。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设想了一个“大同小康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伟大梦想，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民生梦。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天下为公”而不是“天下为家”；财富公有而不是私人藏有；人人都要为了全体的利益进行劳动，反对将劳动的成果为一己享用；每个社会成员，不论老幼鳏寡孤独，都有很好的保障；人人相亲相爱，没有欺诈掠夺。这是一个安逸和谐的乐土，是“老者安之，少者怀之”[1]的“天堂”，这种“小康”“大同”的梦想，成为后世中国人不懈的追求。
与孔子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也不乏与孔子一样的民生理想和追求。墨家代表墨子针对“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2]的混乱局面，设计了一个“兼爱”“尚同”的理想，实际上这就是“大同”理想的张本。墨子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源是人人“亏人自利”，要建设一个平治天下的社会，必须使人“兼相爱，交相利”，把别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别人的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达到“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每个人的民生都得到相应的保障，“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幼小）独无兄弟者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3]人人“利人即为，不利人即止”，[4]大家从事劳动，“使各从事其所能”，没有“财不足”和“食不足”的现象。
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思想家，针对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财富缺乏的状况，提出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民生理想。他们认为，“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有人）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5]因此，哪怕是贤君圣哲，也必须“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6]坚决反对那些把剥削来的财物储藏在仓廪府库之中的“厉民以自养”的作法。
道家思想家老子向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太上不知有之”的社会，面对剥削阶级“服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而广大劳动者却处于“田甚芜，仓甚虚”的悲惨境地，他设想了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在这里，“虽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社会啊，没有战争，大家平等地劳动，对财富也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7]人人安居乐业，生活无忧。很显然，在当时广大劳动人民连温饱都不能保障的时代，老子向往的这个社会，只是一个乌托邦。
到了中世纪，一些知识分子为民代言，为民生鼓呼。魏晋之际的鲍敬言设计了一个“无君无臣”的乌托邦。他把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比作獭食鱼、鹰吃鸟的关系，“夫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而当时的统治者大肆聚敛，造成老百姓贫困，“夫谷帛积则民有饥寒之险，百官备则坐靡供奉之费，宿卫有徒食之众，百姓养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给已剧，况加赋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冻且饥。”老百姓忍饥挨寒，连基本的民生都难以保证，鲍敬言故提出要消除徭役、赋税和掠夺，“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人人过着劳动、幸福的生活，“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8]民生无忧，岂不乐哉。
宋元之际，思想家邓牧提出一种与鲍敬言的乌托邦颇为类似的理想。他尖锐地抨击了统治者，认为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是不劳而食的害民贼子，是吃人的野兽。而要保障广大老百姓的基本民生需要，他主张“废有司，去县令”，使天之生民，人人能够从事一种职业，自食其力。
到了明末清初，一些早期启蒙思想家憧憬着未来的美好世界，带有近代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元素，主张从根源上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9]的思想。颜元和李塨向往近代世界的“平均地权”，反对封建的特权垄断。颜元主张让老百姓拥有土地等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主张“均田”，“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10]李塨更提出了一个空想的方案，主张使地主的土地“全归佃户”。何心隐把宗族作为一个共同体来进行乌托邦实验，筹集了一笔钱，建立了聚和堂解决吃、住和教育这些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不分远近贫富，一律实行义务教育，“子弟不论贫富，其冠、婚、衣、食皆在祠内酌处”。这一使老有所养、幼有所归的民生方案，成为中国民生解决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实验，其思想已接近于恩格斯所说的近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先驱。
中国近代变法思想先驱龚自珍对封建制度的罪孽，诸如贪污、剥削、腐败、混乱进行了抨击，对充斥社会的不平、不齐以及广大老百姓的民生困境表示了巨大的同情。他说：“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罋……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弃，即之丧天下。”[11]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认为要从“本”源上下功夫，这个“本”源就是“人心”，就是要根据才智、能力、德行分配财富土地，实行土地大公有之下的分层享有制度。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不断侵略中国，中国积贫积弱。到了19世纪末，一批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找“真理”以期“维新”救亡。在这个过程中，领导戊戌变法的知识分子康有为，发表了一部带有乌托邦空想性质的《大同书》，提出了“太平之世”，描绘了一幅实行公有制之后民生解决的美好图景。“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太平之世无所苦，所为工者乐而已矣……太平之世，工最贵，人之为工者最多，待工亦最厚。自出学校后，举国凡士、农、商、邮政、电线、铁路无非工而已……太平之世，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四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人皆出自学校，不患无生计之才能，少时之工，不待惰逐而不忧无工之苦。为工又皆掌执机器，而不待沾手涂足，少时工讫，即为游乐读书之时，工厂既可男女同居，又有园林书器足资游乐以养‘魄’，读书以养‘魂’。故太平之工人，皆极乐天中之仙人也。”[12]在康有为看来，那时的人们民生优厚，工人与学人不可分，因为“其工皆学人，有文学知识者也”。农民也都是受过教育的，“皆得有农学考验证书而后用之”。在太平世里，人人都可受教育，而且教育和实践相结合，“若学农必从事于田野，学工必从事于作场，学商必入于市肆，学矿必入于矿山，学律必讲于审判之所，学医必讲于医病之室”。而且对这个世界里衣食住行以至于器用、家具、沐浴等细枝末节民生之事，都作了详细设计，真是一个极乐世界。
1.2.2 从“等贵贱、均贫富”到“天朝田亩制度”——劳苦大众的民生梦
2000多年来，广大劳苦群众为了争取基本的民生权利，不屈不挠，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反压迫、争民生的英雄史诗。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他们在斗争中要求实现一个“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社会，以至强烈地向往财产公有、人人劳动的“太平”世界。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广大劳苦大众没有起码的民生条件，过着非人的生活。繁重的徭役，封建剥削与掠夺以及严刑峻法，广大劳苦大众时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因此，人们首先要求起码的生存和人身权利。这种权利，最初表现为一种“太平”的梦想。而“太平”思想是通过宗教教义模糊地折射出来的，“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有大如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大者，天地能覆育万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养育万物。”[13]所谓“太平”，就是最大的生产和“均”等的劳动、平等地享受这一最高法则，这个自然法比之于天地覆育万物的大公无私。
秦末农民陈胜、吴广在饥馑和完不成徭役处于被斩首的死亡威胁下，揭竿而起；两汉之际的樊崇“以饥馑相聚”，都是为了民生权利的基本保障。东汉末年农民领袖张角在十几年中传布“太平道”，率领“众徒数十万，连接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14]。张鲁在汉中传布“五斗米道”，东晋的孙恩、卢循，晋武帝时的陈瑞等，都以道教的“太平道”为号召，领导农民为争取民生权利进行反抗斗争。他们在争取生存权、人身权的同时，还要求财产共有，人与人之间平等，人人同等劳动，废除特权阶级的靡费，撤除直接压在他们头上的各种大山。这种“太平”思想，类似于恩格斯所说的原始的财产公有、共同劳动的狂暴空想。但是这些农民起义领袖并没有将“太平”梦想停留在简单的宗教教义上，而是希望建立起“天国”，将“太平”的梦想付诸实践。他们实施“义舍”制度，在路上设置亭站，行路的人可以“量腹取食”。他们主张人人平等，就是要人人平等地劳动。
中唐以后，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不仅仅限于人身权、生存权等基本民生权利的要求，而是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纲领或口号，这就蕴含着对解决民生的基础——土地提出了诉求，由早期狂暴的空想向更现实的平均思想转变。唐末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以补不足均有余的思想为号召，带领农民起义争取民生权利。宋初的王小波以“吾疾贫富不平，今为汝均之”[15]相号召。南宋钟相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16]的口号。打破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打碎具有强烈依赖性的人身依附枷锁，是劳苦大众实现自己梦想、获得民生权利的前提，否则要解决民生、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能是幻想。
明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缓慢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诸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7]这一时期，广大民众赖以生存的民生资料——土地，高度集中于皇权，地租的形态开始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变，劳苦大众的生活愈发艰难。农民为争取民生权利而开展起义斗争，也由传统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向对土地的现实要求，即“耕者有其田”“不纳税、不缴粮”等口号转变。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就以“均田免粮”为号召，受到广大劳苦大众的欢迎。“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18]“吃他娘，养他娘，吃养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19]这些民谣鲜明地反映出老百姓最基本的民生理想，那就是没有剥削和掠夺，人人丰衣足食，吃养不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社会，广大人民争取民生权利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宗教的语言表达其理想，以宗法的形式组织民众，想象出了一个“天下一家”“人人不受私”的“太平天国”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既无“此疆彼界之私”，也无“尔吞我并之念”，“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20]洪秀全把“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颁布为付诸实施的各项政策，最重要的就是去除等级制度，把全国的田地分为九等，按照人口多寡进行分配，“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起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21]这种朴素的、农民平均主义的梦想，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很难实现的，但他们对民生理想的追求，特别是“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民生梦想，标志着千百万被压迫农民群众已经开始觉醒。
1.2.3 民主主义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梦
在马克思主义还未来到中国或刚刚传入中国而未和中国的工人阶级结合的年代里，迅速兴起的具有青春性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继承中国历代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和狂暴的空想这一优良传统，走上历史舞台，表达了他们的梦想。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在提出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的同时，也提出了他们带有主观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理想。1904年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矛盾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是人力不能与资本力相抗的缘故。古代农工诸业都是靠人力去做成，现时天然力发达，人力万万不能追及，因此农工诸业，都在资本家手里。资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平民怎能同他相争，自然弄到无立足地……凡有见识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式决不能免得。”[22]“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23]基于对欧美资本主义的这一认识，他提出了“民生、民权、民族”的“三民主义”理想。其中民生主义理想是他最重要的理想，其具体措施就是实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
“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24]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只要“平均地权”实现了，“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25]，而“平均地权”的实现方法，指的就是由国家征收地价税，兼收印契税。
孙中山说：“宜令全国一律改换地契、定一平价，每百两取三两至五两，逾年不换新契者，按年而递加之，则人民无敢故延。加以此后地价日昂，国家收入益多，尚何贫之足患？地为生产之元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则易行，如国家欲修一铁路，人民不得抬价，则收买土地自易。”[26]“现今德国……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人独享其利……中国当取法于德。”[27]
很显然，孙中山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看成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是解决衣食住行乃至基础设施的源泉。孙中山先生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狂热地向往着一个“家给人乐”“民有所养”的“大同”社会，“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予言至此，极抱乐观。”[28]孙中山的“家给人乐”“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的图景和理想，只是一种带有现代色彩的乌托邦，顶多也只是列宁所说的“主观社会主义”，是肤浅的、非科学的，然而他却表达了中国人民向往未来而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理想社会。
“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采取了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变了早期沿袭中国传统“大同”理想，也调整了他的民生梦想，对当时苏联人民的民生表示出崇敬。
他说：“像俄国的人民，可以说自幼而老，一生无忧无虑，推究他们这种幸福，是由于革命而来的，是由于行三民主义，用革命方法早成功的。在英美的政治社会至今还有贫富的阶级，在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国家。”[29]
尽管孙中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也不理解共产党人的民生观，但他把共产主义视为三民主义的好朋友，采取扶助工农运动的政策，这种追求人民幸福富裕的民生理想，是中国共产党出现之前最优秀的思想和最具现实性的梦想，他深深地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他的民生观在今天也不失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