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它是构建一切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共同的理论基础；第二是国际贸易理论，它是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科学性的基石。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起源于20世纪后半期人们对环境和发展问题的反思与创新。工业化进程起步以后逐渐形成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念，单纯地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发展的主要指标，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标志，主张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可以把环境质量放在经济增长之后，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才有必要、有能力解决环境问题。这种发展理论适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世界经济很快出现复苏，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恢复到并开始超越战前水平，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开始起步。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也开始凸显，且越演越烈，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制约因素，迫使人们对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进行反思。60年代后期出现了以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为代表的、以负增长或零增长为特征的另一种发展观，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有目的地停止物质资料和人口的增长，回到“零增长”的道路上去。这种发展观念同样是把环境与经济发展简单地对立起来，把自然界从单纯的索取对象变为单纯的保护对象，在现实中既没有为发达国家所接受，也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冷遇。因为如果遵循这种观念，富国将意味着放弃现在的经济增长成果，穷国将有可能永远处于贫困状况而得不到发展，人类社会将停滞不前，环境保护也会缺乏动力和支持，最终人类文明将走向荒芜。
如何走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对立两极化误区，寻求真正有利于社会文明繁衍生息的发展模式，成为影响人类未来的重大课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理论应运而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它既有别于不计自然成本的传统经济增长观念，又不同于消极保护自然环境的零增长观念。
1.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先是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被正式提出进行讨论的。这次研讨会云集了全球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代表，目标是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有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自此以后，各国致力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义，现时已拟出的定义有几百个之多，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指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1年，美国人布朗（Lester R.Brown）出版《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界定的作者是挪威首位女性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她的可持续发展定义被广泛接受并引用，也是本报告坚持的可持续发展定义。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文件，进一步阐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和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最初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是针对资源环境问题提出的，但是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一不需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因而人们广泛拓展了其应用领域。最初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了狭义上的概念，广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则是“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它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换言之，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须知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与狭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相比，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更为重要的方面。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与终极目标仍然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之，在可持续发展中，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生态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才是目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的统一。正是从这种广义的角度去理解可持续发展，人们因此能够提出诸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甚至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政党的可持续发展等课题。本报告阐述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即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提出的。
我国政府一直以来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近年来还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渐形成体系，并上升到战略高度：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主要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的国情，这三个方面的内涵分别如下：
（1）经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性，而不是以环境为由取消经济增长，但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更强调“发展”而不仅仅是“增长”。可持续发展要求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提倡文明消费，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益。与之并进的理论研究则以区域开发、生产力布局、经济结构优化等作为基本内容，力图用“科技进步贡献率抵消或克服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率”，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基本手段。
（2）生态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发展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在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改善和提高地球的资源生产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以生态平衡、自然保护、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等作为基本内容，使资源的利用控制在自然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污染控制在自然可吸纳的能力之内，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3）社会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是发展的内在因素和环境保护得以实现的机制。鉴于地球上自然资源分配与环境代价分配的两极分化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提出发展的本质应包括普遍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创建一个平等、自由、富足的全球社会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以社会发展、社会分配、利益均衡为基本内容，把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取得合理的平衡作为重要指标与基本手段。这就是说，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生态可持续发展是条件，社会可持续发展才是最终目的，人类应该追求的是以人为目标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发展。
2.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1）公平性原则
公平性原则是指机会选择的平等性，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代际公平性；二是指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性，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实现当代人之间的公平，而且也要实现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的公平；三是指人与自然，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公平性。这是与传统发展的根本区别之一。各代人之间的公平要求任何一代都不能处于支配地位，即各代人都有同样选择的机会空间。
（2）可持续性原则
可持续性原则是指生态系统受到某种干扰时能保持其生产率的能力。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保持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根据可持续性的条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生态可能的范围内确定自己的消耗标准。因此，人类应做到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处理好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
（3）和谐性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是要促进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如果我们能努力按和谐性原则行事，那么人类与自然之间就能保持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也只有这样，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
（4）需求性原则
人类需求是由社会和文化条件所决定的，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结果，与人的价值观和动机有关。可持续发展立足于人的需求而发展人，强调人的需求而不是市场商品，是要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向所有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
（5）高效性原则
高效性原则不仅是根据其经济生产率来衡量，更重要的是根据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来衡量，是人类综合发展的高效化。
（6）阶跃性原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的需求内容和层次将不断增加和提高，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身隐含着不断地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的跳跃发展过程。
2.1.2 可持续发展与对外贸易
人类对环境与国际贸易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起初，环境问题被认为主要是一国的国内问题，应由一国的国内法加以规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国际分工使得环境污染跨越国界，对全人类的生存前景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变暖加剧、臭氧层消耗、热带雨林减少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严重，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引起了各国的重视。同时，国际贸易额与贸易量迅速增长，远远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由此带来的资源消耗和废物垃圾一方面增大了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以商品和服务的国际流动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贸易的发展。环境与贸易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和具有内在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则是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良好的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基本目标都是通过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不断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从而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将环境保护纳入贸易领域，不但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而且能够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贸易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在贸易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人们应该努力寻求或者构建一种贸易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既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取得贸易的增长，也不能为保护环境而放弃贸易的增长，这种发展模式需要把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一种新的国际贸易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本报告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也是希望能够为实现国家的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的参考指标。
贸易是一个国家国内经济的外延，贸易政策和贸易结构都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对外表现和调整依据。国际贸易反映并影响着一国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就业和工资以及资源配置等许多方面，如何实现贸易增长和国内其他领域的和谐共存是国家制定贸易政策时的重要参考因素。此外，贸易是连接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桥梁，更是连接各个国家经济的纽带。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活动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和广泛，这就使得国际贸易的外部性影响不断加深。各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活动不仅影响到本国的国内经济社会，还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
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签订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也称《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定》）在开篇就提出了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其序言指出：本协定各参加方，认识到在处理它们在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关系时，应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度增长以及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为目的，同时应依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考虑对世界资源的最合理利用，寻求既保护和维护环境，又以与它们各自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和关注相一致的方式，加强为此采取的措施。世界贸易组织（WTO）也已经明确地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建立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之一。这是自1987年“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第一次被提出后首次在多边贸易体制的正式法律文本中出现。WTO在序言中所规定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贸易增长。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通过贸易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也是各个成员构建和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主要目的，也只有通过贸易的增长才能实现WTO关于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度增长以及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的要求。第二是保护环境。保护环境是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所以WTO要求“考虑对世界资源的最合理利用，寻求既保护和维护环境又发展贸易的对策”。第三是社会公平。这里的社会公平包括“国际社会公平”与“国内社会公平”两个方面。从国际层面讲，一个缺乏公平的国际社会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尤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依赖程度空前加深，可以说，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发展也不会持久。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使得目前南北差距不断扩大，这种现象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在国内层面上，一国国内缺乏社会公平的话，该国同样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一国国内如果不能保证社会公平也是违反WTO“可持续发展”要求的。WTO协议要求成员国应按照WTO的要求，在国内外贸政策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成员方贸易行为的一个评价标准。
2.1.3 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国际贸易理论
如前所述，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理论是构建评价体系的经济学基础，为科学衡量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程度提供了经济学衡量方法。
1.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
（1）绝对优势理论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创始者，是倡导自由贸易的带头人。斯密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于1776年写出了一部奠定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斯密第一次把经济科学所有主要领域的知识归结成一个统一和完整的体系，而贯穿这一体系的基本思想就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思想。在此基础上，斯密扩大了市场的范围，开始探索国际市场和对外贸易的产生与发展。在《国富论》中，斯密通过对国家和家庭进行对比来描述国际贸易的必要性。他认为，既然每个家庭都认为只生产一部分它自己需要的产品而用那些它能出售的产品来购买其他产品是合算的，同样的道理应该适用于每个国家。
斯密是从劳动分工开始论述国际贸易问题的。他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劳动数量。其中前者的作用尤其大，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取决于分工。一国内部的劳动分工原则也适用于各国之间。他强调，国际分工的基础是在各自占有优势的自然禀赋中后天获得的有利条件。前者是指导致自然赋予的有关气候、土壤、矿产、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因为一个国家在生产某些特定商品时，或许有非常巨大的自然优势，这种自然优势是不可逆转和替代的，因而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竞争。后者是指通过自身努力而掌握的特殊技艺，或称之为技术。各国应当按照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然后交换各自的商品，从而使得各国的资源、劳力、资本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相反，不注意发挥优势进行生产，只能导致国民财富的减少。斯密所讲的优势实际上是绝对优势或绝对利益，意在说明为了更多地增加国民财富，一国应该专业化生产和出口那些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那些本国具有绝对劣势，即外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所以通常称之为“绝对优势理论”（Absolute Advantage Theory）。一国的自然优势和后天获得的优势又总是体现为生产某产品的成本优势，即该国生产特定商品的实际成本绝对地低于其他国家所花费的成本，因此这个理论又称“绝对成本理论”（Absolute Cost Theory）。根据绝对优势贸易理论，各国应该专门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不生产但进口其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斯密还论述了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好处，概括说来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互通有无，交换多余的使用价值。就是说，把本国多余的商品输出国外，换回本国无法生产或生产不足的商品，满足双方的需要。第二，增加社会价值，获取更大利益。由于各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参差不齐，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自然不尽相同，这样通过对外贸易得到的某些商品的数量会超过本国所可能生产的，从而节省了本国的劳动力或增加了使用价值。第三，互惠互利，共同富裕。一国从对外贸易中得到的主要利益在于输出了本国消费不了的剩余货物，因此，即使两国贸易平衡，由于都为对方的剩余货物提供了市场，双方还是都有利益。所以对外贸易具有共同利益，而不是一方得到，另一方受损。斯密对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率先作了理论探讨，并且明确指出国际贸易可以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而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这些都是斯密对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贡献。可以说，是斯密首先把国际贸易理论纳入了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开创了对国际贸易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先河。
绝对优势理论是近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山理论，自然成为一切贸易理论的起点和基础。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需要重视我国依照绝对优势理论进行进出口的产品在对外贸易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将这种作用量化到评价体系中，有利于更加科学地评价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2）比较优势理论
在斯密之后的另一位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其贸易学说是他整个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嘉图所创立的著名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 Doctrine）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演进的重要基础，自此以后一个多世纪的相关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其理论的补充、发展和修正，而未推翻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一书中论证了以“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理论。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考察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也是从论述个人的分工和专业化开始的，而且他也明确指出，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活动应该根据各国的自然优势和后天获得的优势来进行。所不同的是，斯密讲的优势是指绝对的优势即生产成本绝对低于别国，而李嘉图心目中的优势则是一种相对的优势，也就是比较优势。李嘉图反对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基础建立在各国绝对优势的差别上，认为这种理论无法解释所有产品都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同样要参与国际交换的现实。
李嘉图指出，从个人之间的分工来看，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例如，在制鞋和制帽两方面甲都比乙强，不过制帽只强1/5，而制鞋要强1/3，甲的更大优势在制鞋，乙的更小劣势是制帽。所以，甲应该专门制鞋而乙应该只制帽，然后双方通过交换都能得到更多的鞋和帽。这就是说，尽管乙在两方面都具有绝对劣势，但那种绝对劣势较小的商品生产（制帽）实际上就是他能得到“比较利益”中的相对优势。因此，贸易活动中的相对优势即是指较大的绝对优势，或较小的绝对劣势。这种优势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的相对差异带来的，反映了它在生产成本上的相对差异，所以又称为“比较成本说”（Comparative Cost Doctrine）。李嘉图进一步强调，这种优势标准其实更加适用于国际贸易，因为劳动、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不可能在国与国之间随意流动，经济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既不会也不可能把它们的居民全部移送到富国，它们唯有正视本国实情，通过国际分工与贸易来增加本国财富，所以发挥相对优势是至关重要的。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不仅论述了国际贸易能够互惠互利，而且阐明了这种国际贸易利益具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遍意义。更重要的是，他指明了取得国际贸易利益的关键所在，是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的思想准确地概括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极具启迪意义，甚至对经济以外的日常生活也具有哲学层面的普适指导意义。由于比较优势理论是我们国家绝大多数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根据，因而研究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优势理论自然是重要基础之一。
古典贸易理论奠定了国际贸易学的理论基石，用严密的逻辑分析了国际分工的科学性和价值，是自由贸易最早的理论支持。古典贸易理论所倡导的国际分工建立在优势的基础上，而相比斯密的绝对优势，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在现实社会中更容易实现。“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思想仍然是当代各国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考虑，对外贸易的价值也从此开始被人们重视。从本质上说，贸易的发展对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利用资源都有重要作用，而作用的发挥其实就是建立在各国的优势基础上。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古典贸易理论单纯追求短期的、狭义的比较经济利益，而忽视了长期的、广义的经济利益，特别是生态环境效益。需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为了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在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等缺陷下难免会导致决策失误和“短视”。因此，一味追求贸易的增长，忽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进行野蛮作业反而会损害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而在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到这种粗放式贸易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和技术，而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劳动力成本较高。因此依据比较优势理论，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也正是长期以来的国际贸易格局。虽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从而引起很多人对“比较优势陷阱”的担忧，即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虽然能获得利益，但是贸易结构不稳定，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坚持认为比较优势是对外贸易发展的最初动力和基础，在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我们依然应该遵循“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原则。当然同时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优势是相对的，而且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会转换，所以如何保持既有优势并挖掘新的优势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这正是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所希望达到的最终目标。
2.新古典贸易理论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
（1）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产生始于对斯密和李嘉图贸易理论的质疑。在斯密和李嘉图的模型中，技术不同是各国在生产成本上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可是到了20世纪初，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往已很普遍频繁，技术的传播已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许多产品在不同国家的生产技术已非常接近甚至相同，但为什么成本差异仍然很大？可见除了技术差异以外，一定有其他原因决定各国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赫克歇尔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不同和产品生产中使用的要素比例不同应该是造成比较优势存在的重要原因。
赫克歇尔和俄林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图贸易模型中的局限性，指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而不仅仅是劳动，即资本、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也在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影响到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此外，他们注意到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配置，如有些产品的生产技术性较高，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资本投入，这种在生产中所需的资本投入比例较高的产品可以称为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些产品的生产则主要是手工操作，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这种在生产中所需的劳动投入比例较高的产品则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当然，这里的某种要素密集型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些产品相对于一些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但是相对于另一些产品而言可能就是资本密集型。
另外，各国生产要素的储备比例也是不同的。有的国家资本相对雄厚，被称为“资本充裕”国家；有的国家人口众多，被称为“劳动充裕”国家。这里的“充裕”也是一个相对概念，用资本/劳动的比率（人均资本）来衡量。如果美国的人均资本高于中国，美国就是资本充裕的国家，中国则是劳动充裕的国家。但如果中国与柬埔寨或孟加拉国等国相比，中国也许又该算成“资本充裕”的国家。
由于产品的生产需要使用多种要素，产品的相对成本不仅可以由技术差别决定，也可以由产品生产中要素比例和一国资源储备稀缺程度的不同来决定。一般来说，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劳动力价格会偏低，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会相对较低；而在资本相对充足的国家里，资本的价格会相对较低，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可能会有利。因此，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一般拥有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而资本充裕的国家，则具有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利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俄林进而得出结论，一国应该进口那些昂贵生产要素占较大比重的商品，而出口那些便宜生产要素占较大比重的商品。可见，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既决定了各国的相对优势和贸易格局，又是进行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
（2）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拓展
自从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开始对其进行拓展和检验。在所有拓展中，影响较大的是一系列基于要素禀赋理论的相关定理的提出与阐发。其中与原始的H-O理论本身联系最为密切的定理主要有三个：两个关于商品价格变动与要素价格变动之间关系的定理，即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一个关于要素禀赋变化及其影响的定理，即罗伯津斯基定理。这些定理是在要素禀赋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国际贸易动因而得出的，应该算作H-O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有人将它们称为广义的要素禀赋学说。以下分别介绍这三个重要的定理。
①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
按照H-O定理的推断，国际贸易首先会促使两国同一种商品价格趋于一致：封闭经济下本国较为便宜的商品受到外国较高价格刺激而大量出口，价格随之上升；本国原来较为昂贵的商品受到便宜的进口产品冲击而价格下降。如果不考虑运输成本与贸易壁垒因素，国际贸易带来的最终情形便可想而知：两国同一种商品的价格均等化。由于商品价格是由要素相对价格决定的，因此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商品相对价格的上述变化对要素相对价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斯托尔帕（Wolfgang Stolper）和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两人共同研究得出重要结论：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上升，并使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下降。这就是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由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重要结论：国际贸易会提高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原因在于贸易后一国出口商品相对价格上升。因为根据H-O定理，一国出口商品实际上是在间接地出口其丰裕要素，那么按照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国丰裕要素实际报酬上升，稀缺要素实际报酬下降。这一定理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于发现国际贸易虽然可以改善一国整体的福利水平，但这种福利水平的改善程度对不同要素拥有者是不同的。换言之，贸易会对一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其现实意义也不言而喻，即一国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奖出限入政策，使得某些特定的要素所有者福利提高，这无疑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②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这一定理的基本含义是：随着自由贸易的发生，两国间产品的价格将趋于均等，并进而使两国间要素的价格也趋于均等。
当然，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实现是有严格条件的。萨缪尔森在其《再论国际要素价格均等》（1949）一文中指出，讨论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实现必须以下列条件为前提：首先是不变的产出物，即贸易发生前后两国生产同样两种产品；其次是不变的要素投入与不变的技术，即生产每种商品都使用土地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两国生产每种商品的技术水平一样；再次是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即两种商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一种是土地密集型的，另一种则须是劳动密集型的；进而是不变的要素供给，即两国要素禀赋状况不变；最后还必须保证没有贸易壁垒与运输成本，商品在国际间完全自由流动，但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完全不流动。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要素价格的均等是以商品价格的均等为先决条件的。在现实中，由于运输成本和一些贸易壁垒的存在，各国的商品价格难以达到一致，因此国际间要素价格均等化在现实中一般也难以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实现的其他先决条件在现实中也很难满足。
虽然要素价格均等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是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却很明显。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指出，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会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两国的所有工人都能得到同样的工资率，所有的土地都能得到同样的土地报酬率，所有的资本都能得到同样的收益率，而不论两国生产要素的供给和禀赋状况有任何差别。因而任何人为的贸易障碍都会阻止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实现，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停滞或反向运动。这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③罗伯津斯基定理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最初是以不变的要素禀赋为前提的，即假定一国要素禀赋固定不变。事实上，这一假定与现实多少是脱节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一国的要素禀赋经常发生改变。通常来说，一国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会随时间而增长。同样，通过资本积累，一国的资本存量也会增加。各类生产要素数量的变化可能导致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而要素禀赋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比例变化究竟会对产出产生怎样的影响，则是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探讨的重要问题。1955年，英籍波兰经济学家塔德乌什·罗伯津斯基（Tadeusz Rybczynski）发表了《要素禀赋与相对商品价格》一文，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罗伯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Theorem）：在商品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如果一种生产要素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这种生产要素的产品的产量增加，同时导致另一种产品即非密集地使用该要素的产品的产量减少。换句话说，中国资本的增加会使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汽车、钢铁、高技术产品等）的生产增加，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大米、服装、鞋类等）的生产减少。在这里，商品价格不变是一个重要条件，因此，这一理论只适用于国际贸易中的“小国”，即不能左右国际市场价格的国家。此外，罗伯津斯基定理不仅可以解释进口替代增长时国内进口工业生产扩大、出口工业下降的现象，也可以用来说明出口扩张型增长对出口工业生产和进口工业生产的影响。
要素禀赋理论及以后的拓展理论开始将更多的要素纳入生产公式，对现实世界的指导性大大加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贸易既建立在各国的要素禀赋上，又反过来对要素禀赋产生影响。如果将环境要素也看成一种生产要素并引入要素禀赋理论，那么环境要素充裕的国家将会充分利用本国的充裕环境要素生产那些环境密集的产品，即污染型产品，并在环境要素密集的产业进行专业化生产；而资源环境相对缺乏的国家将出口环境稀缺型产品。就我国的情形来说，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量相当低，落后于许多国家。由于政策不当和价格低于世界市场价格等多种原因，我国仍大量出口污染型产品。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人均量来看，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并不富余，要保持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从粗放型生产转向集约型生产。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禀赋是既定的，但是改进生产工艺和技术以提高资源的生产效率，去满足更多人的需求是可以实现的，这也正是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所要实现的目标。在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从而保证评价体系的完整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