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已有许多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理论研究成果和设计尝试。在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外的讨论侧重于生态环境与对外贸易的相关性研究以及对外贸易的生态效益的计量。相关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通过引入环境要素来扩展2×2×2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在定量分析环境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间开展自由贸易给各自带来的环境影响，如Murrell和Ryterman（1991）；利用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 Model）来计算污染物排放成本的节约，从而测算经济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Walter（1975）、Robinson（1988）；借鉴“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或局部均衡模型直接分析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出口带来的环境影响，如Burniaux（1992）；借鉴环境贸易效应模型，发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倒U形关系，如Grossman和Krueger（1993）；绘制贸易发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 Curve）来分析开展对外贸易与环境质量的相关关系，如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利用时间序列对污染型产业是否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做出判断，如Sorsa（1994）、Low和Yeats（1992）；对相对低收入水平国家是否具有污染性商品的比较优势的研究，如Copeland和Taylor（1994），Beghin、Roland-Holst和Van der Mensbrugghe（1997）；对贸易开发与环境损害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一些与大家的直觉相反的结论，如Tobey（1990）、Grossman和Krueger（1993）；对贸易自由化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相关性研究，如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1998）。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许多探讨，归纳起来主要集中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性、含义、原则以及实现对策建议四个方面。沈根荣（1997）认为，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转变旧的外贸发展战略，制定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对外贸易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张作鹏（1998）提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具有以下几点含义：对外贸易总体规模、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对外贸易的社会效益、对外贸易的技术效益、对外贸易的生态效益、对外贸易的资源效益；资树荣（2001）认为，可持续发展贸易是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一种全新的贸易模式，其内容至少包括贸易品的可持续生产、可持续贸易商品构成、可持续贸易的国际市场、可持续贸易运输与可持续贸易政策五个部分；沈根荣（1997）认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效率、持续性和公平性三个基本原则；薛荣久（1997）等学者认为，要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作指导，制定规划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张作鹏和赵晓晨（1999）及夏友富（2000）等人提出了对外贸易要从计划体制下的粗放型增长向市场体制下的集约型和效益型转变，要制定与环保政策协调的绿色贸易政策立法，将环境成本内在化，使外贸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还应转变观念，开展绿色营销、开发绿色产品，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针对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问题，国内学者也有不菲成果。袁永友、刘建明（2004）对创建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进行了思考，指出指标的设计取向与原则应该是从经济全球化趋势着眼，从社会经济整体结构和综合功能出发，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经济目标，以开放、改革、发展为设计基本取向，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构建7类二级指标的构思：对外贸易规模总量评价指标、服务/货物贸易总量比例评价指标、贸易收益增长比例评价指标、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指标、对外贸易技术效益评价指标、对外贸易生态效益评价指标和对外贸易资源效益评价指标；孙治宇、赵曙东（2010）以江苏省为研究个案，探讨了建立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了设计9类二级指标的思路，较之前人研究增加了对贸易竞争力、贸易的市场结构和贸易社会效益的考察；类似的指标构建研究成果还有郭峰濂（2005）、蒲艳萍和王玲（2007）等。我们仅列举两个典型的指标设计思路，如表1-1和第2章的表2-1所示。
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各级指标的权重赋予问题。国内学者大多采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权重赋值。我们认为对于指标权重的赋予，应该考虑到各个指标对对外贸易发展起到的实质影响作用，而熵值法仅仅通过数值运算确定权重，与经济现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脱离。应该尝试采用基于经验数据的计量模型，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确定各二级指标的权重，以达到更加准确地阐述现实经济含义的目的。
表1-1 袁永友、刘建明（2004）构建的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