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前文所述的指标构造方法，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将各省（区、市）2002年各指数与2010年[1]相比较，对比8年来发生的变化。因各省（区、市）统计年鉴统计口径不一，且有些年份数据缺失，对数据处理做如下说明：
①三级指标中的世界市场份额全部改成中国市场份额。如指标“出口的世界市场份额”，这里改成“出口的中国市场份额”，并由各省（区、市）出口总额除以中国出口总额计算得到。
②三级指标中的出口商品集中度采用各省（区、市）出口前7位的商品计算得到，同理出口市场分布度采用出口额排名前7位的国家。因部分省（区、市）统计年鉴给出的是主要商品出口数量而非金额，故部分省（区、市）出口商品集中度指标缺失。
③因各省（区、市）统计口径不一致，故三级指标中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采用机电产品的出口数据，出口商品竞争力指数采用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总出口数据来进行比较。因为机电产品占我国出口比重较大，高新技术产品在调整我国出口结构方面起重要作用，故较具有代表性。
④因部分三级指标缺失，故在计算二级指标（贸易结构指数和贸易竞争指数）时，只将可获得的三级指标进行加总平均。此举是为了尽可能地保留更多的省（区、市）以进行比较。同理，在计算经济效益总指标时，部分省（区、市）贸易竞争指数指标缺失，将其权重40%平均分给其他2个二级指标（即贸易规模指数和贸易结构指数各占50%权重）。
3.3.1 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经济效益指标概况
依上文方法处理数据后，得到2002年各省（区、市）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经济效益指标如图3-13和表3-2所示。
图3-13 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指标
表3-2 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指标及其二级指标值
续表
通过图3-13，可看到经济效益指标大于0.3的省（区、市）有广东、上海、江苏、安徽、天津、重庆、四川、北京、浙江、辽宁和山东，这些多为沿海的重要港口、对外贸易额较大的地区。而内陆地区如陕西、广西、甘肃、西藏等排名较靠后。
图3-14至图3-16分别显示了2002年各省（区、市）的贸易规模指数、贸易结构指数和贸易竞争指数，数据缺失的地区未在图中列出。
图3-14 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贸易规模指数
从图3-14我们看到，广东的贸易规模指数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而贸易结构指数和贸易竞争指数处于中上水平，可见广东的经济效益指标排名第一，多由贸易规模指数所拉动。贸易规模指数排名前10的省（区、市）也与经济效益指标前10的省（区、市）相差无几，仅安徽、重庆、四川的贸易规模指数排名并不靠前。但由图3-15、图3-16可知，安徽的贸易结构指数排名第一，重庆、四川的贸易竞争指数也居前列。从三级指标的数据上来看，安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和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远高于其他地区，且出口市场分布度指数也极高，因此带动了安徽的经济效益指标排名。重庆和四川由于地域上相近，出口结构及各三级指标也较为接近，机电产品出口比较优势较大，因此通过贸易竞争指数的较大权重，拉动了其总体经济效益指标。
图3-15 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贸易结构指数
图3-16 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贸易竞争指数
另外，在统计三级指标数据时发现，各省（区、市）的出口结构和出口市场分布差别很大。例如，东部沿海地区和多数内陆地区，以对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的出口居多，然而西部的新疆，多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出口，广西、云南等西南地区，多对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出口，且初级产品出口比重较大。图3-17展示了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经过标准化后的外贸依存度指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最高的地区分别是广东和北京。大多数省份，尤其是浙江、福建和江苏这些加工贸易十分发达的省份，由于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出口依存度显著高于进口依存度。而吉林、黑龙江由于地处内陆，加工贸易并不占优势，因此进口依存度高于出口依存度。海南由于制造业尚不发达，进口依存度也高于出口依存度。
图3-17 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外贸依存度指数
图3-18 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指数
图3-18为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指数分布图。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数据齐全的18个省（区、市）中，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这几个东部、南部沿海省市有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这些都是当时加工贸易较发达的省市。而吉林、黑龙江虽然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但工业制成品多用于内销，出口较少。图中还显示出，重庆和四川也有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主要原因是凭借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契机，重庆、四川积极实施了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并重的经济政策。尤其是重庆，作为中西部唯一直辖市，拥有长江黄金水道和三峡库区开发建设、承东启西的区位等独特优势，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产品出口和支持对外贸易企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大幅度上升。
图3-19为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机电产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同图3-18类似，上海、江苏和广东有较高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尤其是广东，这说明此时广东的加工贸易已经以机电产品为主，出口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而其他少数省份仍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优势的阶段。例如，山西的出口多以初级产品和半成品为主，机电产品出口相对较少，故有较低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图3-19 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机电产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3.3.2 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经济效益指标概况
图3-20 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指标
如图3-20和表3-3所示，同2002年相比，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指标的排名有相同之处，但也有略微变化。广东依然位居经济效益指标榜首，江苏和上海仍在前3位之列，分别为第2位、第3位；且前10位同样以东南沿海省（区、市）为主。然而，2010年的排名也有不同之处。首先，最明显的改变是北京的经济效益指标由2002年的第9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5位，这充分体现了北京既是我国首都也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2002年我国加入WTO之后；而安徽的排名从第4位变为中等的第13位，这与安徽的出口市场集中度有很大关系。2002年时安徽的出口市场集中度极高，而且主要出口国家和进口国家存在错位现象。而加入WTO之后，我国与美国和欧盟产生了较多的贸易摩擦，经常受到这两个国家（地区）反倾销措施的制约，这对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安徽来说有很大影响，因此为了改善状况，2010年安徽开拓了多元市场，加大了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出口。其次，在指标大于0.3的地区中多了陕西、福建、新疆、贵州和山西5个地区；而辽宁的经济效益指标由2002年的0.328下降到2010年的0.139。经济效益指标大于0.3的省（区、市）越来越多，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对外贸易总体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与各地区自身贸易、经济发展目标及其他因素有关。例如，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陕西在“十一五”时期取得了显著成果。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陕西成为我国4个实现外贸正增长的省（区、市）之一，并且进出口贸易进一步优化。“十五”时期，一般贸易是陕西进出口的主要方式，而“十一五”时期，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一并成为陕西进出口的主要方式，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也不断提高。而福建作为东南沿海省份之一，实现外贸的快速增长也是情理之中。
表3-3 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指标及其二级指标值
续表
图3-21呈现了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的贸易规模指数。同2002年一样，贸易规模指数的排名同经济效益总指标的排名十分类似，广东、上海和江苏仍旧占据排名的前三甲。青海、贵州等欠发达地区贸易规模较小。而天津由于拥有重要港口，贸易规模远大于其他内陆省份。广西的贸易规模指数同2002年相比有较大的提升，这要归功于广西的出口市场分布。与其他地区不同，广西的主要出口市场为东盟国家，尤其是越南，越南已经连续十年保持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相比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地区）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因此并未影响到广西的出口。然而广西的出口结构中仍以一般贸易为主，并保持了高速增长，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例有所下滑。这几点可在图3-22和图3-23中看出。此外，江西的贸易规模指数明显提高，排名由2002年的倒数第5位上升到第15位；而内蒙古的贸易规模指数由第16位下降到第29位。
图3-21 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贸易规模指数
图3-22呈现了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贸易结构指数（仅包括数据完整的地区）。新疆的贸易结构指数高居首位，是一个较为意外的结果。因为数据缺失，所以无法将其同2002年相比较，但由三级指标的情况可以看出，新疆的出口市场分布度指数较高，多集中在东亚地区，而这些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所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未给新疆的出口带来过大影响。位居第2位的是广东，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的提升，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8年来在贸易结构转变方面的成果。四川排名靠前应归因于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份额，正如前文所说，四川加大对贸易的投入，机电产品占出口比例创新高，拉动了四川的贸易结构指数。此外，从图3-22还可以看出，贸易结构指数排名前列的省（区、市），几乎都为内陆地区，由以上分析得知，这些内陆地区有些有较高的出口市场分布度指数，有些出口商品集中度较高，有些工业制成品比重较高，这些都拉高了它们的贸易结构指数排名。
图3-22 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贸易结构指数
图3-23为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贸易竞争指数（仅包括数据完整的地区）。从图中可以看出，和2002年一样，上海、江苏和广东拥有较高的出口竞争力，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例较高。而甘肃、吉林和青海，由于地处内陆，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低，故有较低的贸易竞争指数。福建的贸易竞争指数同2002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上升幅度很大，这与福建在外贸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分不开的。为了调整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福建加大了从政策上引导扶持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飞机配件、通信、视听、药品等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力度，使得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占比大幅增加，拉动了福建的贸易竞争指数。同时，福建改变了长期以来在对外贸易发展中“重出口、轻进口”的观念，为实现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鼓励扩大进口，尤其是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关键技术，扩大资源性商品进口，以提升福建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总体来说，2010年各省（区、市）的贸易竞争力均有所提高，但贸易竞争指数排名与2002年相比变化不是很大。
图3-23 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贸易竞争指数
图3-24为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外贸依存度指数。同2002年相比稍有不同，进口依存度最高的地区仍为北京，但出口依存度最高的地区由2002年的广东变为2010年的上海。主要原因还是在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传统贸易大省广东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是广东多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市场也集中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地区），因而出口贸易额大幅下降。江苏、浙江和福建等省份，出口依存度与进口依存度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除了少数地区如北京、甘肃、海南等，其他省（区、市）出口依存度指数均大于进口依存度指数（但并不意味着出口大于进口，因为指数经过标准化调整），且部分省（区、市）的进、出口依存度指数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例如，海南不仅进口依存度指数仍大于出口依存度指数，二者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进口增速十分明显；而福建的出口依存度指数仍大于进口依存度指数，二者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此外，西藏、云南的出口依存度指数也比2002年时增加了很多。
图3-25呈现了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指数。同2002年相比，江苏、浙江依然有最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重庆和四川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也居高位；广东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也较高，但与2002年相比略有下降。广东的贸易结构主要是受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出口市场内需下降，失业率不断攀升，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有着“加工贸易基地”称号的广东带来了巨大冲击。并且广东省政府为改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情况，大力着手发展服务贸易以及加快广东对外贸易产业结构的高端转移，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也对广东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带来了影响。
图3-24 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外贸依存度指数
图3-25 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指数
图3-26为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机电产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经过标准化处理）。同2002年相比，上海和江苏仍然有最高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北京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比2002年有很大幅度上升，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增加了很多。为贯彻“十五”期间促进机电产品出口的精神，北京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以促进北京的机电产品出口，如《北京市支持出口机电产品研究开发和技术更新改造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等，对北京出口机电产品企业从研究开发、技术更新改造以及在京设立研发中心三个方面予以资金支持，收效显著。
图3-26 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机电产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3.3.3 2002年与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经济效益指标的比较
上文对2002年和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的经济效益指标以及各二级指标作了综述，图3-27汇总了各省（区、市）这两年的经济效益指标对比情况。因三级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所以两年的指标并不能单纯地定量比较，要更多地从排名方面来对比。
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四个对外贸易大省（市）两年的指标排名变化幅度很小，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里我们发现，虽然浙江和江苏在地理位置上极为接近，同样是指标居前，但相比之下还有一定差距，其原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浙江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较低（2010年分别为43.84%和8.16%），而纺织品等轻工业产品所占比重较高；江苏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较大（2010年分别为69.61%和46.61%）。第二，从贸易方式上看，浙江的对外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小于一般贸易，且出口从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起步，逐步转向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为主；江苏的贸易方式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具有“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点，建立在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上，增值率有限。第三，从外贸主体上来看，浙江民营企业较为发达，因此一般贸易居多；江苏外资企业发达，导致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
图3-27 2002年与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经济效益指标对比
虽然从图3-27中看，东北三省2010年的经济效益指标较2002年相比均有所下降，但由于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因此只能说东北三省的指标增速要略缓于其他省（区、市）。国家出台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以来，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然而各省的贸易方式却不尽相同。辽宁拥有优越的临海地理位置，加工贸易占主要地位；吉林以一般贸易占绝对地位；而黑龙江因为与俄罗斯接壤，除一般贸易外边境小额贸易也很发达。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日本、俄罗斯和韩国是东北三省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在出口结构中，辽宁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较大，而吉林出口低附加值的产品以及农产品和钢材较多，黑龙江出口则以机电产品和纺织品为主。国家的振兴东北工业政策加速了东北三省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但第三产业比例仍然较低，这种产业结构不利于出口结构的优化。因此，在其他省份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出口增速势头猛烈的对比下，东北三省的进出口增仍速较为平缓。
新疆、甘肃、陕西和广西这四个地区的2010年经济效益指标都比2002年有显著提高，可见这四个地区8年间对外贸易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新疆的外贸进出口总额每年都增长50%～80%，就连2008年多数省（区、市）面临金融危机冲击、进出口出现负增长的时候，新疆的外贸增长率仍保持在50%左右，这显示出新疆外贸发展的巨大潜力。由于新疆独特的地缘优势，因此它成为联结我国与中亚各国的桥梁和窗口，哈萨克斯坦为新疆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边境贸易在新疆的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出口商品结构方面，新疆初级产品有逐渐向制成品发展的趋势，但出口的初级产品比重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服装、鞋类、纺织品以及番茄酱等成为新疆出口过亿美元的商品。新疆进口的商品中，主要以原油、钢材以及机电产品为主。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新疆在矿产和农产品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这也为新疆大力发展外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过高的出口商品集中度和出口市场分布度也会给新疆带来一定的风险。如第二大贸易伙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多变，会影响新疆对吉贸易以及通过吉转口中亚其他国家的贸易。
加入WTO后甘肃的外贸发展增速明显，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甘肃对外贸易带来了一定冲击。甘肃是一个贸易逆差较大的省份，美国为甘肃第一大出口国，澳大利亚是甘肃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国。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甘肃主要进口矿产品、金属原材料以及机电产品，而主要出口苹果汁、鲜苹果和葵花籽等初级农产品。可见甘肃进出口商品结构单一，资源类产品占主导地位，产品多为原材料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商品附加值小，加工程度浅。贸易方式上，甘肃基本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小，而且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还在增长，对外贸易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陕西2010年的进出口总值为120.8283亿美元，几乎是2002年的5倍。其中进口58.75亿美元，出口62.07亿美元。8年来陕西的进出口市场扩展到180多个国家（地区），主要出口市场是欧盟和美国，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时受到了一定影响。从贸易方式上来看，仍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占比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对外承包工程在陕西对外贸易方式中的比例正快速增长，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一直保持较快速度增长，而矿产品和农产品的出口因市场需求减少和产品价格下降而受到严峻考验。总的来看，陕西还存在外贸依存度较低、经济增长多依赖于投资拉动和进出口企业规模小不稳定等问题。
如前文所述，广西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东盟国家，尤其是越南，且以一般贸易为主。因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广西受到的影响较小。2005年以后，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减税政策，大大促进了广西的进出口贸易，同时随着广西经济的发展，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占比得到大幅度提高。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成立后，中国与东盟10个国家的60多种商品实现了零关税，广西的进出口贸易实现巨大突破。
天津和湖南这两个省市2010年的经济效益指数排名与2002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天津作为重要港口，一直以来外贸都保持迅猛发展的势头，然而2008年之后的进出口增速明显下降。究其原因，这是受到2005年以后人民币升值、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特别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进出口的减少主要来自天津的外商投资企业，内资企业在天津的发展稳定而迅速。这段时期天津对外贸易的另一个特点是，加工贸易增长回落，一般贸易发展迅速。在天津的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大，此类商品在外商投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中又占据主要位置。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收入弹性相对较大，在全球经济不振和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消费者对其的需求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由此加工贸易发展呈回落态势。天津的出口市场主要是欧盟、美国和日本，因此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
湖南近年来外贸规模不断扩大，出口质量不断提升，培育了机电产品、钢材、有色金属、纺织服装、农产品、陶瓷和烟花鞭炮等一批支柱型出口产品。出口市场也不断扩大，增加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兴市场贸易额占比也不断增加。然而湖南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外贸总量比较小；二是外贸结构仍需优化。湖南的进口在外贸中所占比重过小，机电产品进出口的比重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商投资企业对全省进出口的贡献较低，出口商品以传统资源性产品为主，附加值不高，出口品牌建设还比较落后。
3.3.4 中国东西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经济效益指标的比较
图3-28至图3-30分别为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2002年与2010年贸易规模指数对比图。这里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划分参照我国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和1997年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以及2000年制定“西部大开发”政策时所采取的标准。[2]
图3-28 2002年与2010年中国东部地区贸易规模指数
图3-29 2002年与2010年中国中部地区贸易规模指数
图3-30 2002年与2010年中国西部地区贸易规模指数
对比图3-28至图3-30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贸易规模指数存在一定的差距。中部地区贸易规模指数均在0.05以下，西部地区贸易规模指数均在0.06以下，大大低于东部地区。但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江西、四川和新疆。
东部地区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受到巨大影响，但在经济回暖的过程中，第三产业异军突起，成为“保增长”的主力军，增幅大大快于第二产业。拥有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东部地区成为带领全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东部地区作为加工贸易的重要地区，其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较大。然而过度集中的商品出口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东部地区在逐渐向内陆省份转移优势产业。北京、上海等地都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优化出口结构，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部地区各省份之间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比较优势方面，差距都比较大。河南作为中国“中部崛起”政策的重要省份，可以较好地作为中部地区的代表。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部地区的冲击也比较大。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弱、竞争更加激烈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进出口价格同比持续下降，主要资源性产品进口价格降幅均超过两位数，因此在实际进口量上升时，进口金额却是在下降的。由于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弹性较小，加上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政策措施带动，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轻，但机电产品出口受到的影响较为明显。中部地区的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比加工贸易要略占优势。由于加工贸易产业链相对较短，在危机爆发初期受冲击较大。不过值得欣慰的是，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部地区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一批优势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发展当地经济和就业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产品出口，逐渐成为带动产品出口的重要渠道。但是作为内陆省份，中部地区的外向度较低，出口额占全国比例很低。而且出口结构中，以资源性大宗商品居多，高新技术产品占比不高。虽然中部地区在地理区位上并不占优势，但这引发了更多中部地区企业对外投资的意向。尤其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危机后吸收外资政策相对宽松，为刺激经济大量投资基础设施，这些都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机遇。并且面临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中部地区的要素、成本、区位优势不断上升，扩大开放和承接产业转移的有利条件增多。
西部地区虽然对外贸易增速加快，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仍在扩大。造成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落后的原因主要有经济、政策与客观等方面因素。经济因素包括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等；政策因素主要指宏观政策影响；客观因素包括技术、信息、交通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和环境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和制约着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
第一，西部地区没有东部沿海城市那种河道密布、面临大海所带来的发达且成本低廉的水上运输之便利，取而代之的是沙漠戈壁、高原山地、地形崎岖和交通不便，这就造成西部地区运输方式多以陆上运输为主，导致对外贸易的运输成本较高。
第二，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发展水平与全国水平相比具有较大差距，而且工业的整体化发展水平还比较薄弱，主要依靠少数大企业集团快速增长带动。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推动力较弱，从而导致对外贸易发展滞后。
第三，国家节能减排的刚性约束政策对西部“两高一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影响很大，加上政府对东、西部实施了不同的发展战略，这样便使东部地区处于一种相对优势的地位。西部地区不但没有享受到很多进出口政策的优惠，而且长期以来作为东部地区资源的提供地，在国家价格计划管理负面影响下，造成“低价输出和高价输入”的双重利润的流失，导致西部地区日益落后，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差距不断加大。
第四，由于经济的落后，西部地区在高新技术投入方面较少，使得生产技术落后，产品技术含量低，也阻碍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图3-31 2002年与2010年中国东部地区贸易结构指数
图3-32 2002年与2010年中国中部地区贸易结构指数
图3-33 2002年与2010年中国西部地区贸易结构指数
图3-31至图3-33分别为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2002年与2010年贸易结构指数对比图，其中只列出了2002年和2010两年数据均可获得的部分省（区、市）。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贸易结构指数仍然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差距明显小于贸易结构指数的差距。并且我们发现，除个别省（区、市）外，多数地区2010年的贸易结构指数比2002年有所下降。东部地区下降尤其明显。究其原因，从构成贸易结构指数的三级指标来看，出口商品集中度的下降和出口市场分布度的下降是主要原因。随着贸易结构的逐年优化，出口市场越来越多，新兴市场份额加大，这对我国的外贸来说是一个比较可观的前景。
图3-34 2002年与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贸易竞争指数
图3-34呈现了中国2002年与2010年各省（区、市）的贸易竞争指数对比，东部地区排在左侧，中部地区排在中间，西部地区排在右侧。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东部和中部地区2010年的贸易竞争指数普遍高于2002年的贸易竞争指数，而西部地区2010年的贸易竞争指数均低于2002年。当然，经过标准化的指数不能说明西部地区贸易竞争力在下降，但可以肯定的是，西部地区贸易竞争力的提升速度远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从构成贸易竞争指数的三级指标也容易看出，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增长非常快，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鼓励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并在发达城市设立了众多研发中心，这些都促使东部地区的贸易竞争力提升快于西部地区。
然而，东部地区的外贸发展也存在着问题。东部地区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和过于集中的出口市场将会成为制约外贸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尤其当一些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时，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不利影响。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寻求通过绿色、技术、标准壁垒等非关税措施来保护本国产业。对此，外贸企业应加强对贸易伙伴非关税壁垒及贸易摩擦的关注，并学会在WTO的框架下通过WTO相关协议及条款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政府外贸部门应给予相应的支持，如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等，以此提高外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防止其他国家转嫁经济危机。
除此之外，对于那些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地区，也应开始考虑延伸加工贸易产业链。当前，加工贸易处于增长的低潮时期，这正是对加工贸易升级思考和实践的绝佳时机。鼓励和支持向研发、营销服务等上游产业链延伸以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积极意义。加大研发力度，促进企业从OEM向ODM和OBM转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和话语权。同时，可以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研发人员，他们带来的产品附加值要远远大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从业者。但同时要注意加工贸易升级的速度和节奏，要整合好现有资源，在没有具备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聚集的情况下，应以稳定目前加工贸易企业发展为主，摆脱对传统加工贸易的路径依赖，不能操之过急。
东部地区还应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市场结构有利于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促进对外贸易的良性发展。因此，继续加大拓展其他海外市场的力度，对提升对其他外贸出口市场的占有率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西部地区，国家应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如对优势产品在出口配额和出口信用保险等方面给予支持；建设加工贸易口岸，开放城市间出入境口岸，以吸引、集中国内外资源；建立自由贸易区，引导外贸企业发展，开拓出口市场，同时应加大技术方面的投入，以打破科技水平落后这一制约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瓶颈；调整产业布局，促进外贸结构升级，获得对外贸易的规模经济效益，在退税上予以适当的优惠，创造有利于外贸发展的宽松环境。
发展滞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制约了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所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发展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必要措施。同时还应改善物流环境，解决制约西部地区外贸发展的物流瓶颈问题。如制定扶持西部地区外贸企业物流运输的补贴政策，积极促进各省国际货运航线的开通等。
与此同时，提高西部地区出口产品附加值，转变增长方式也刻不容缓。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占比较小，这种贸易方式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应大力支持加工贸易的发展，提高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层次，缩短加工贸易阶段发展时期，通过加工贸易引进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本、技术，引导外商投资流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部门，通过技术扩散和渗透效应，逐步实现这些产业的本土化，为高层次的一般贸易积累力量。各省内部还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促进工作，在产业转移承接中抢占先机。
在开拓进出口市场方面，要加大对一些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在继续巩固欧盟、北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新兴国家和国际组织举办的各类展览会、洽谈会和推介会，开拓新兴市场，重点开拓非洲、拉美、中亚、西亚和东欧市场。
总体而言，不管是从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总体经济效益指标还是从具体的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贸易竞争指数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优势和经济效益在逐年提高和增强。与此同时，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国内经济还是对外贸易，都要全面均衡，不仅要重视贸易规模的发展，更要关注贸易结构和贸易竞争力的优化和提高，使中国在保持贸易大国优势的同时优化和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竞争力，从而促使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和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完善，并最终过渡到贸易强国，这才是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1] 由于2011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不全，大部分数据无法获得，因而选取2010年作为对比年份。
[2]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