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镐到袁崇焕，再到洪承畴，大明帝国在与后金的对决中越发颓唐，局面越发不可收拾。此消彼长，伴随大明帝国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却是后金——大清——的一步步崛起。
甲申前一年，即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皇太极在位十六年，作为承上启下的一环，他最重要的成就有四点：其一，征服了朝鲜和蒙古，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后方，为甲申年满洲铁骑入主中原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更多时候表现为短视的匹夫之勇，其中一大征兆就是仇视汉族知识分子。皇太极在位期间，一反其父作派，对汉族知识分子优礼有加，起用或收降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汉族知识分子。这对甲申年满洲入主中原后，没有重蹈蒙元入主中原的覆辙有着深远意义。其三，他五次进军中原，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明朝，但这五次入关却给了明朝五记重拳，这个垂而不死的庞大帝国已经奄奄一息。他的后人只需稍加努力，就可以击倒这个曾经强大无比的大帝国。其四，他正式将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将国号从大金改为大清。后者表明，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只做满人的大汗，他要建立一个足以把大明取而代之的大清，成为天下共主。
正当雄心勃勃的皇太极积极为争夺整个天下而宵衣旰食时，他的生命却突然画上了句号。上天像是要给他留下一个天大的遗憾，那就是不让他看到甲申年的来临，不让他定鼎北京。甲申前一年，皇太极以五十二岁的英年暴死，逝世当天还在处理政务，没有一点生病的迹象。我们猜测，导致这位天之骄子一夜暴死的，很可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定鼎北京的荣誉，没能照耀到皇太极头上。他的儿子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阴差阳错地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的最前沿。作为清朝十二帝里享国较短、二十来岁就去世的短命天子，顺治因为是大清定鼎北京的实施者而永垂史册。然而究其实质，甲申年，顺治年仅七岁，而一个七岁的天子是不可能真正有自己的施政纲领和施政能力的，实际掌握大清最高权柄的，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也就是皇太极同父异母的弟弟多尔衮。
距离甲申之变一百三十多年之后，坐在紫禁城宝座上的皇帝是著名的乾隆。乾隆在回忆甲申年多尔衮对大清一统天下所起的作用时，曾做过这样的评论，他说：“睿亲王多尔衮，当开国时，首先统众入关，扫**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乾隆的话说得很明白，那就是多尔衮对大清入主中原，并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多尔衮生于1612年，比哥哥皇太极小二十岁，甚至比他的侄儿、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还要小三岁。他和多铎、阿济格是同胞兄弟。当初努尔哈赤去世时，据说曾有遗言立多尔衮为继承人，但最终坐上皇位的是他的八哥皇太极。为了打击多尔衮三兄弟，皇太极和另几位支持者伪造努尔哈赤遗言，把多尔衮的母亲，亦即努尔哈赤的大妃用弓弦勒死殉葬。当时，多尔衮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
皇太极由于去世得突然，并没有留下遗嘱，确立谁作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是一个未知数。此时，最有能力也最有人望登上皇位的人有两个，一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是时封睿亲王的多尔衮。豪格和多尔衮各有一大帮支持自己的王公贵族，各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在皇太极死后的议事大会上，双方各持己见，眼看一场夺鼎的内讧迫在眉睫。这时，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既不立豪格，也不立多尔衮，而是立皇太极的另一个儿子，即年仅六岁的福临。对此，知己知彼的豪格和多尔衮都没有异议。于是，原本离帝位很远的福临，莫名其妙地成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这个故事说明，政治常常就是妥协的产物。福临即位，也就是顺治。六岁的孩子无法真正治国，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就成为名正言顺的辅政王。与足智多谋的多尔衮相比，济尔哈朗显得忠厚无能，帝国的大权事实上操纵在不是皇帝却实如皇帝的多尔衮手中。
如前所述，当李自成进军北京的消息传到大清国都盛京时，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的建议，做出了趁此大好良机进军关内的决定。
甲申年四月初七，多尔衮在盛京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一方面祭告太祖太宗，一方面进行战前动员。仪式上，顺治将大将军敕印赐与多尔衮，并下诏宣布，此次进军入关，所有大小事宜均由多尔衮全权处理。四月初九，大清军队除了留下少量队伍驻防重要城镇和边防外，能够调动的机动部队几乎倾巢而动：史家估算，当时清军大约有二十万人，此次出兵人数在十四万以上。出动如此众多的军队，这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与大明连年累月的战争中，都是不曾有过先例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多尔衮深深地明白，这一次入关，不再是以往的掠夺与骚扰，而是旨在万里江山的最后角逐。为此，多尔衮一再对手下人强调：“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掠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此次行动之前，范文程向多尔衮等决策层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以往入关，都是以明朝为敌人，现在形势变了，我们的主要敌人不再是明朝，而是推翻了明朝的农民军。事实证明，后来清朝的决策，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四月十四日，清军快速行进到翁后（今辽宁阜新境内）地面，前锋部队遇到几个跑得气喘吁吁的明军将士，他们要求和清军最高统帅多尔衮见面。多尔衮觉得事有蹊跷，当即予以接见。来人宣称是明朝副将杨珅和游击郭云龙，他们告诉多尔衮，自己是明朝平西伯、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信使，带了吴三桂的亲笔信给多尔衮。这封信中，吴三桂要求向为宿敌的清朝念他一番亡国孤臣的忠义，能够派兵入关，帮助他消灭李自成。
事发突然，完全在多尔衮等人的意料之外，多尔衮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决策，于是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召开紧集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吴三桂的请兵。首先，大多数王公贵族和高级将领对吴三桂请兵的真伪表示怀疑。关于吴三桂，清朝上下一点也不陌生，多年以来，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一直就和清朝打交道。现在，对他提出的请兵要求，清朝方面不能不心存狐疑，既怕有诈，也怕失掉机会。
站在后来者的角度看，吴三桂一生掉入了一个叛字的怪圈。几百年来，后人加在他名字之前的定语，大抵都是两个字：汉奸。汉奸之外，更让后人所不齿的是他的反复无常。他本是明朝高级将领，国破家亡之际不能与江山社稷共存亡也罢，居然引狼入室，遂使万里江山为异族掌控。既然投降了清朝，汉奸也做得有始无终，居然在垂暮之年再次背叛，大半个中国又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征战与杀戮。
然而，如果站在吴三桂的立场，或者说来个将心比心的换位思考，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虽然汉奸的罪名无法免掉，但吴三桂毕竟是个不得已的汉奸。当这位熟读兵书同时也粗通文墨的武夫在面临人生的巨大选择时，夷夏之防不会不让他心如刀绞。然而生存毕竟是第一要义，要活下去，他只能做出在他看来是正确的选择。
吴三桂与多尔衮生于同一年，与多尔衮生下来就是世袭的亲王不同，吴三桂出身于一个职业军人家庭。他的籍贯是今天的江苏高邮，祖父时为生计而迁往辽东中后所，他的父亲吴襄依靠姻亲祖氏家族——即袁崇焕所部重要将领祖大寿家族——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能力，从而一步步由低级军官不断升迁，一直做到了总兵的高级将领位置。至于吴三桂本人，他在少年时起就效力于舅父祖大寿军中。有一次，他的父亲被后金军围困，祖大寿不敢救援，吴三桂激愤之余率少数家丁奋勇闯入敌阵将父亲救出，从此名声大振，被人目为忠勇。总之，从低级军官到中级军官再到高级将领，吴三桂多年来，一直和清军打交道，在甲申之变到来之前，他参加过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当洪承畴奉崇祯之命倾大半个国家的军力企图一举歼灭大清时，他是援助锦州的八大总兵之一，当然他也和其他七个总兵一样铩羽而归。
甲申之变前夕，崇祯曾有过调吴三桂拱卫北京的想法。当时，吴三桂统领的关宁铁骑是明朝唯一还有战斗力的部队。可惜，崇祯召见吴三桂之父吴襄，讨论吴三桂放弃关外孤城宁远而入防京师的可能性时，吴襄提出需要军饷一百万。这无疑给了吝啬的崇祯当头一棒，只得悻悻作罢。到了甲申年三月，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崇祯终于下旨，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两天后，又下令吴三桂放弃宁远，勤王京师。与吴三桂同时接到勤王圣旨的，还有山东总兵刘泽清、蓟辽总督王永吉和蓟镇总兵唐通等人。然而，此时的大明已到了树倒猢狲散的地步。接到勤王的四位高级将领中，刘泽清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命；王永吉也不见动静；唐通倒是响应得快，却第一个投降了李自成。四将之中，吴三桂势力最强，作为老谋深算的职业军人，他不会不明白此时奉旨赶赴北京，与势头正盛的李自成对阵是什么结果。因此，他接到崇祯命令后，先是检阅部队，接着又把居住在宁远城及周边而又愿意随明军后撤的百姓一起组织上路。这样，这支军民混杂的队伍，其行动速度迟缓无比——从宁远至山海关，骑兵仅需一天，吴三桂足足走了五天。到了山海关，他仍然置北京城外围得铁桶般的农民军不顾，向兵部请求再给他五天时间，以便安顿随军家属。
甲申年三月二十日，吴三桂终于抵达距京师不远的河北丰润，在这里，他和已经投降李自成的唐通、白广恩遭遇，并击败二人，收编部队八千余人。然而，就在他击败唐、白二将的前一天，困守京师的崇祯已经上吊自杀，大明江山已然易主。身为明朝高级将领，吴三桂肯定不愿看到这一结果。也就是说，京师如此之快地陷落，出乎这位职业军人的意料。倘若吴三桂接到崇祯勤王令后，立即轻车简从，火速入卫京师，以他那支人数虽然只有几万，却“皆耐搏战”的军队，再凭借北京城高墙厚，即便不能击退李自成，但坚守一段时间以待各地勤王之师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就在这位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出于私心保存实力时，他所效忠的王朝已经不复存在。
消息传到吴三桂军中，将士一片哗然。作为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吴三桂一时间也进退失据，不知如何是好。最终，他选择了退回山海关，并据此雄关，以静制动。
因为出身于军人世家，吴三桂年轻时，主要精力放在练习武艺上，读书只是偶尔为之。有一次，他读到汉光武刘秀尚未发迹时，曾发誓说“作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吴三桂感慨地说：我亦遂此愿足矣。执金吾是皇帝身边的近侍，阴丽华则是汉代最有名的美女。做高官，娶美女，这是自古以来不少男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吴三桂也不例外。后来，随着军功的累积，吴三桂刚过而立之年就身居总兵要职，并娶了著名美女陈圆圆。可以说，他少年时那些愿望此时都一一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然而，甲申之变，让吴三桂的人生面临重大抉择：给予他高官厚禄的大明王朝灭亡了，他宣誓毕生要对之忠贞不贰的圣上驾崩了。现在，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要么，率领他的几万关宁铁骑，与不共戴天的弑我君父的仇人李自成决一死战。当然，可以预见的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这样的决战将以吴三桂的彻底失败告终。诚如是，庶几可以获得一个忠君死节的史书上的令名。要么，像他的同僚唐通、白广恩等人一样，向李自成投降，在农民军建立的新王朝里讨得一杯羹，以保高官任做、骏马任骑的生活继续下去……
人们常常为文天祥之类的忠勇孤臣而感动，但真要自己去步他们的后尘，成为文天祥第二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迟疑不决。忠君死节，谈起来容易，写在史书上也光彩，真正身体力行，却必须面对千古艰难唯一死的最大考验。这场考验面前，吴三桂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了逃避——逃避的另一种说法是：向逼死君父的仇人李自成投降。当吴三桂退据山海关，彷徨无所依时，他的父亲吴襄已经成为李自成的阶下囚。这位世故的明朝高级将领及其家人被李自成当作逼迫吴三桂投降的人质。李自成令人以吴襄的口气写了封信给吴三桂，直截了当地要求吴三桂投降。此外，李自成还派原明朝密云巡抚、降李后任兵政府尚书的王则尧等人前往吴三桂营中，试图现身说法，兵不血刃地解决吴三桂。
一个王朝覆灭之际，固然有不少孤臣或自命孤臣者为它殉葬，但更多的臣子则选择了与新王朝的合作。对此，赳赳武夫吴三桂与同时代那些面临甲申之变而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必须一死殉国才算不食周粟的知识分子不同——文人更多时候考虑的是名声和气节之类的务虚的东西，而武将更多时候考虑的是生存和发展之类的务实的东西。李自成派来的使者向吴三桂转达了大顺皇帝的意思：只要你投降，不失封侯之位。使者同时带来的，还有表示了李自成招降诚意的四万两银子。这笔钱对吴三桂这支几个月没发军饷的部队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吴三桂已经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了。
不过，在真正行动之前，他还是要“民主”一番。吴三桂安顿好李自成派来的使者，召集高级将领们开了一个小会。会上，吴三桂神情严峻地说：闯王势力大，唐通和姜瓖等人都投降了，我们这支孤军无法自立。现在闯王的使者到了，是把他斩了拒降，还是怎么办？问了三次，部下无一人答话。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吴三桂早就作出了决断。这时，几个部下站起来一起说：“今日死生唯将军命。”——得到了部将们的集体拥护，吴三桂打发李自成的使者回京向李报告愿降，然后率众离开山海关往京师而去。
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了吴三桂。尽管他已真诚地愿意投降到李自成集团，但一个女人改变了他的主意，他终于没能把投降李自成的事业进行到底。后来吴梅村在他那首长诗里，用诗人的浪漫把吴三桂投降李自成后反水归结为“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红颜，就是陈圆圆。
一代名妓陈圆圆是江南人，她和另外七位不仅风姿动人，更兼琴棋书画俱精的绝色女子并称，是为秦淮八艳。这八艳也是至今仍然令人津津乐道的秦淮河畔的八位奇女子，陈圆圆以外，还包括柳如是、李香君、顾媚、董小宛等人。自从离别秦淮河畔的青楼，陈圆圆辗转到京城，后来做了吴三桂的妾，并深受吴三桂宠爱。至于吴三桂为何把她留在京师，而没有带往边城宁远，这只能用宿命来解释——倘若陈圆圆不在京师而在宁远，自然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变故了。
李自成集团中，地位仅次于李自成的是刘宗敏。铁匠出身的刘宗敏骨子里流淌着的是类似于梁山好汉那种杀富济贫的血。进京后，李自成把向故明文武百官追索银两的事情交与刘宗敏。果然，他一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拷掠百官，乃至于李自成见了也觉不忍；一面到处掳夺美女。
农民军刚进入北京不久，高级将领和谋士们就集体分配了多则几十，少则几个宫人，但刘宗敏根本不满足。其时，他占据了皇亲田弘遇的府第，田弘遇的媳妇悉数被他配给了手下的小头目，他本人则收纳了田弘遇从江南买回的小妾数名。刘宗敏早听说江南大美女陈圆圆也是田弘遇的小妾之一，向其索求，田弘遇告诉他，陈圆圆早送与吴三桂为妾了。此时，李自成刚好派人向吴三桂劝降，作为农民军的二号人物，刘宗敏无论如何应该考虑到，此时断不可为了一个美女而激怒手握重兵的吴三桂。
然而，美女的激励总是无穷的，刘宗敏毫不犹豫地抄了吴三桂的家，并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抓起来严刑拷打，逼其交出陈圆圆。令人意外的是，李自成一方面派人送信送银子向吴三桂示好，以示安抚，一方面却听任刘宗敏无所顾忌地胡来。宋献策曾劝谏李自成说：吴襄之子三桂拥重兵镇守辽东，宜优待吴家，恤其家口，以招降三桂。但“自成不听”。对此，只有一点理由可以解释，那就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一方面在忙着登基做皇帝，一方面认为走投无路的吴三桂的投降已是铁板一块，即便抄其家拘其父夺其妾也不会改变他业已做出的投降大顺军的决定。
李自成和刘宗敏太不了解吴三桂的为人。吴三桂多年来身为边防军重要将领，凭着一腔热血冲锋陷阵，把脑袋掖到裤带上，方才混成深受部下拥戴的高级军官。现在，他打算投奔的李自成竟然把他的家抄了，把他的父亲抓了，把他的爱妾也夺去了，即便他能咽得下这口气，也无法面对三军将士。
吴三桂在前往北京投降李自成途中，获悉了发生在京师的一系列变故。据记载，他在路上遇到了从京城逃出来的一个家仆，于是问仆人：我们家还好吧？仆人回答说，抄了。吴三桂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又问：我父亲还好吧？仆人说，被农民军抓起来了。吴三桂沉吟良久，突然厉声问：我那个人还好吧——那个人，就是陈圆圆。仆人说，也被抓去了。这时，吴三桂脸色大变，勃然大怒：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以生为？于是乎，本已按李自成的设想走上归顺之路的吴三桂终于拍案而起，甲申年又一起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
可以假定的一个事实是，如果刘宗敏不曾掳走陈圆圆，而李自成用高官厚禄安抚好吴三桂，诚如是，则多尔衮的清军纵使想趁火打劫，恐怕也不会讨到多少便宜，更不可能一战而入京师，进而一统天下。李自成则可在击退多尔衮之后，再派大军南下，收拾南京那个岌岌可危之下却仍作鸡虫之争的南明小朝廷。这样，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庶几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王朝。但这样的假定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铁匠刘宗敏不可能考虑得那么深远。即便他的大哥李自成，也不可能考虑得那么深远。历朝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大多因历史的因缘际会仓促间脱颖而出，他们根本不具备长远的眼光。这是他们囿于造反就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朴素造反观决定了的。
吴三桂令部众掉转马头，径往山海关而去。此前，他遭遇了李自成派出的唐通部。唐通不是吴三桂的对手，吴三桂获胜。这只是一场无关宏旨的局部小胜，对事态的发展于事无补。这位郁闷的将军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一方面，他所效忠的明王朝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他曾打算效忠的大顺军也已成为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势力。以山海关这座孤城和区区几万军队，要想和李自成的数十万大军抗衡，他深知自己没有半分胜算。很容易的，吴三桂就想到了关外的清朝。对吴三桂来说，这的确是很容易想起的。一方面，早在明朝还没灭亡之前，清朝就曾多次给他写信，向他暗送秋波，希望他站到清朝一方。另一方面，他的舅舅祖大寿家族已在几年前投降清朝，并受到清朝的重用。
然而，吴三桂的自我意识中，仍是一条血性汉子，投降李自成虽然亦属不情愿，毕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更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在于，李自成和他都是汉人。改朝换代的事经常发生，然而只要是汉人承继汉人大统，做臣子的换个主子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纵然会被人非议，也不会留千载骂名。而投降这个异族却要严重得多，吴三桂又怎能不慎之又慎呢。
李自成的大军即将前来讨伐，他必须拿定主意。吴三桂拿定的主意就是：不向清朝投降，而是向清朝借兵。这方面，历史上曾有申包胥的典故可以援引——
申包胥是楚国大夫，与伍员、也就是伍子胥关系很好。楚平王听信谗言，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伍员的父亲及兄长，伍员只身逃亡。逃亡途中，他对申包胥愤然发誓说：我一定要灭了楚国。申包胥说：你能够灭楚国，我一定能再次复兴它。此后，伍员投奔吴国，果然于公元前506年率军攻入楚都郢，已故的楚平王被掘墓鞭尸，楚国灭亡。申包胥为了复兴楚国，独自前往秦国借兵。但秦哀公不愿与吴国为敌，拒绝了申包胥的请求。申包胥就在秦廷放声大哭，一直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大为感动，终于答应借兵与申包胥。在秦军的帮助下，申包胥如愿以偿地复兴了楚国。
申包胥的故事在古代中国广为人知，两千年间传为忠君爱国的佳话。现在，当吴三桂面临当初与申包胥相差无几的局面时，他最能想出的办法就是向关外的清朝借兵，就像当初申包胥向秦国借兵一样。借兵不是投降，哪怕在事成之后割地并馈以大量财富都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吴三桂写了封信，派人火速送给清朝的实际执政者多尔衮。这封信中，吴三桂主要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其一，对李自成农民军的不共戴天之仇；其二，希望清朝看在人伦道义的分上，出兵施以援手；其三，给出了清兵入关的具体线路；其四，许诺一旦清朝同意借兵，事后将裂地以酬。后代史学家从民族道义立场出发，把吴三桂描绘成一个国家覆亡即降异族的铁杆汉奸，这其实有违史实。从吴三桂致多尔衮的这封信看，他在信中称清朝为北朝，与我国——也就是明朝——对称，根本看不出他有投降的蛛丝马迹。
接到吴三桂的信，多尔衮惊、疑、喜，三味俱全。惊者，他没意料到如此短的时间里，中原变故如此之大；疑者，他对吴三桂的借兵心存疑虑，昔日皇太极在位时，曾多次向吴三桂抛出橄榄枝，吴三桂均不为所动。现在主动乞兵，其中是否有诈？喜者，如果吴三桂乞兵是真，则自从父亲努尔哈赤以来，几十年的夙愿和努力终于可能成为鲜活的现实，那就是入主中原。
大举入关之前，范文程向多尔衮指出，此番进军中原，清军的主要敌人变了，已经不再是明朝，而是农民军。在四月十四日多尔衮召集的会议上，从盖州赶来的范文程再次发表意见，指出农民军必败的理由，建议大军应当前进，禁杀掠以收人心。另外，进军途中，多尔衮曾找洪承畴商量如何对付农民军，洪承畴指出，“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也就是说，在洪承畴眼里，农民军尽管看上去势力强大，其实不足以畏，在军事上，清朝拥有绝对的胜算。洪承畴想要告诫多尔衮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再像以往入关那样，仅仅满足于抢掠财帛子女，骚扰一番又退回关外。换言之，这一次，清军应该以王师的姿态进入中原，安抚人民，秋毫无犯，以此争取人心。
范文程和洪承畴的意见正合多尔衮之意——当八旗的不少王公贵族们还在吵嚷着怎样更大规模地趁明朝被李自成推翻之机大捞一把时，多尔衮比他们更敏锐地看到了未来的局势，这局势就是如何实现自从努尔哈赤以来的梦想：定鼎北京，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包括广大汉族地区在内的统一大帝国，而不再仅仅满足于关外的千里之地。
焦急的等待中，吴三桂终于等来了多尔衮的回信。仔细对照两人的信件，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即两人基本自说自话。吴三桂要借兵——“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多尔衮对此避而不答，反过来要求吴三桂投降——“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河山之永也”。
尽管对吴三桂的借兵还心存疑窦，但多尔衮仍然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一面给吴三桂回信，一面令部队加速前进。当多尔衮行进到连山驿城（今辽宁锦西）时，吴三桂的特使再次送信前来。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二封信中，陈述情况紧急，请求多尔衮速速发兵，对多尔衮此前信中的劝降却未置一词。
接到此信后，清军的行军速度更快了，这支所向披靡的铁骑直奔山海关而来。
与此同时，李自成也亲率农民军前往山海关讨伐吴三桂。按理，以李自成即将成为开国皇帝的身份，他用不着自己“御驾亲征”，但刘宗敏、李过等人都在忙于拷掠百官，追索赃银，没人愿意带兵去打仗。无奈之下，李自成只得亲自出马。甲申年四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山海关，二十一日，李自成发动进攻，并派唐通为偏师，从一片石夹攻山海关。当天晚上，多尔衮率清军抵达山海关外。
即将到来的甲申年四月二十二日，将是决定两国三方的一场决战。三方之中，吴三桂势力最弱，他必须依靠多尔衮，才有胜算可能。二十一日夜里，他多次派使者到清军营中，恳求多尔衮火速出兵，“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往返凡八次”。但老谋深算的多尔衮早已有他的如意算盘，那就是吴三桂不投降，就决不会发兵。他明白，面对李自成大军的逼迫，吴三桂除了投降清朝，已经别无选择。现在他要做的只是拖延时间，让吴三桂充分感觉来自农民军的巨大压力，然后从借兵过渡到投降。
吴三桂果然无计可施，焦急中，他派出五名乡绅，以民间的名义再次去敦请多尔衮。多尔衮对这五名乡绅以礼相待。接见时，范文程向乡绅们表明了清军出兵的意图，乃是为了消灭流寇，为大明报仇，这五位乡绅为此感动不已。会见结束后，多尔衮派范文程回访吴三桂。然而范文程和吴三桂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交涉，并未见诸记载。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实是，两人交涉完毕，二十二日天刚亮，吴三桂立即奔赴多尔衮营中。据一些笔记的说法，吴三桂和多尔衮达成的协议是，清军帮助吴三桂消灭李自成，作为回报，双方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明。此外，清军进入北京后，不得侵犯明朝历代皇帝陵寝，也不得伤害百姓。吴三桂有权寻找崇祯的太子，并带到南京重建大明政权。
笔记的记载真伪难考，或许这种说法在当时的坊间颇为流行，是故笔记作者把它当作信史记录在案。但就在同一个早上，吴三桂的行动从另一个侧面反证出，笔记的记载很可能并不真实——当天早上，吴三桂在多尔衮营中剃发，而剃发之举的含义只有一个，那就是向清朝投降。既然投降，就成了清朝的臣子，也就自动失却了达成协议的对等前提。
二十二日，吴三桂率先从山海关冲出，与李自成军队展开决战。虽然吴三桂已剃发请降，但多尔衮仍然没有立即发兵。当吴三桂和李自成的决战到了白热化，吴三桂快要支撑不住时，多尔衮一声令下，以逸待劳的八旗铁骑突然杀出，强弩之末的李自成农民军立即溃败，李自成率残部往京师方向退却。
当天，多尔衮下令，晋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这标志着大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正式变脸为大清平西王吴三桂。对吴三桂来说，当初他决定投降李自成时，就说明他在心理上已经说服了自己，迈过了忠臣从一而终的道德门坎，此后再降谁也是降，并没有本质区别。如果硬要说有区别的话，那区别就是多尔衮远远比李自成更重视自己。吴三桂受封之时，多尔衮同时下令山海关内的所有原明朝将士，一律剃发易帜。鉴于吴三桂部死伤惨重，多尔衮拔马步兵一万归吴三桂指挥，令他作为前锋追击李自成。
吴三桂从借兵到投降的过程，是一个类似于自由落体的过程：人生的堕落就像自由落体，一旦开始下滑，就注定再也无法挽回，只有一头碰到冰冷而坚硬的大地。
山海关大战的最大输家是李自成，原本可以政治解决的吴三桂问题终于以战争的形式出现，而战争的结果则是李自成兵败如山倒，这个原本有机会于甲申年建立一个统一大帝国的陕北农民，终于因吴三桂这步棋没走好而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下场。
第二个输家则是吴三桂。表面看，他通过和清军的联手击败了李自成，但更深层次地看，首先，他借兵复明的理想全部落空，自己只得上了清朝这条异族之船。其次，他虽然受封为平西王，但究其实质，不过是清朝借以扫平南明和农民军的爪牙而已。多年以后，当群雄灭尽，他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最终只得在垂老之年再次叛变。
真正的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多尔衮。从努尔哈赤开始，清军虽然多次进入中原，但直到甲申年，他们才终于有了问鼎天下的资本——这资本，掌握在了多尔衮手中。
多尔衮刚刚作为两大辅政王之一主持清朝国政时，曾婉言谢绝了朝鲜国王的一笔厚礼。多尔衮向其他王公大臣解释说：“朝鲜国王因予取江华，全其妻子，常以私馈遗。先帝时必闻而受之，今辅政，谊无私交，不当受。”并因此而“禁外国馈诸王贝勒者”。这件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多尔衮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其二，多尔衮是一个能够自律并从自律引申成制度的人。与明朝的高级官员们相比，多尔衮无疑高出多个层次。
于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多尔衮接连发布了好几道文告，从这些文告，不难看出这位被中原士人目为异族、多见牛羊少见人烟的满族将领的深谋远虑：
一道文告晓谕他统率的将士们，他试图要让每名士兵都明白，这次入关和以往完全不同，以往不过为了掠夺财物人民，这次却是要定国安民，以成大业。故此，将士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胡作非为。凡是归顺城池，不许杀害，除剃头而外，秋毫无犯；明令将士不许擅掠财物，不许拆毁民舍，不许妄取民间器用。以往入关，烧杀抢掠是清军的“必修功课”，有时甚至连地里还没成熟的庄稼，也要全部破坏掉才罢休。这道文告想要传达的信息只有一点，那就是多尔衮和他的清军要以明朝的继承者的身份来统领万民。
一道文告是进入京师次日发布的，旨在向故明人民表明清军此来的目的：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对京师人民来说，甲申年的确是水深火热的灾变之年，先是李自成围城，复次是清军进京。多尔衮这道文告对安定民心，肯定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鉴于这道文告还很笼统，很草率，稍后，多尔衮又发布了《安民令旨》。这道洋洋近两千言的文告，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大清政府出于对百姓困顿的同情和哀恤，自顺治元年始，把明政府于正额之外加收的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和练饷等永远停止征收。——多尔衮的这一决定，是深得民心之举。纵观晚明数十年，三大饷的征收无疑是竭泽而渔，是政府在把越来越多的破产后走投无路的农民逼上梁山。其结果是，三大饷的征收不仅没能像朝廷想象的那样在有了足够的经费之后，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辽东问题和农民问题，反而使揭竿而起、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日多一日。从某种意义上讲，明朝实亡于饮鸩止渴式的三饷加派。
一道文告是给清朝有关部门的，多尔衮提出“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以泽及穷民为首务”。这可以看作是多尔衮的施政纲领，也说明清朝定鼎北京之际，需要起用大量原明朝官员——一方面是为了笼络汉族士人之心，一方面是王朝本身的建设也需要官员来充实到各个岗位。这一政策的指引下，多尔衮大量纳用愿意为清朝服务的故明官员。他在接见一部分故明官员时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我绝不杀你们任何一人，各官都可以照旧供职。此后，他又确定以甲申年五月二日为限，凡是五月二日清军进京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一律不再追究，只要乐于为清朝效力，朝廷都表示欢迎。
公正地说，多尔衮的政策有极大的**。在老百姓一方，到底是朱家做皇帝还是李家做皇帝，并没有本质区别，老百姓照样种田读书或是做生意，照样要交纳皇粮国税。相比之下，新政权的皇粮国税还要少得多，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在官员们一方，除了少数旧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外，大多数官员在新政权里仍然有官可做，有位可坐，他们的损失似乎也并不大。
表面看，清军入关，李自成败走，明朝画上句号，这些变故虽然都让人触目惊心，但清朝接管京师后的政策和行动却一再向故明臣民们表明，你们的生活不会偏离以往的轨道。但是，一个铁的事实是，清人后来不仅遭到了南明政府，更遭到了来自民间的顽强抵抗，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在于，最要命的事实是，清人是异族，是从语言到风俗都与汉族完全不同的异族。他们的一个不容争辩的原则是，既然你们表示臣服，那就一定要像我们这样剃掉头发。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的归服，否则就是乱臣贼子，就不能见容于大清王朝的阳光下。而汉族士庶则认为，他们上千年来的规矩都是束发；并且，他们持之以恒的一个观点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能轻易损伤？因此，有一种现象今人看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却完全正常，那就是既然亡国投降，为什么还要顾惜区区一束毛发？但彼时的故明子民不这样看，他们是把反剃发的斗争当作维护两千载纯正的儒家道统，是汉贼不两立，是夷夏之大防。于是乎，当两个王朝、三种势力之间由政治引发的军事对峙渐行渐远后，由两种文化之间引发的军事冲突开始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