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形态的变革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是同一的，人的存在方式的现实状况，是评判和确证一种文明形态是否“文明”的“镜子”。因此，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是文明形态变革第三个也是最终极的“测量器”和“指示器”。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必须充分关照人的存在方式，在本真的意义上尊重并展现人的自由个性，使人自身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唯有如此，我们所探寻和塑造的文明新形态才是值得期待的。

从人的存在方式的依次变革和文明形态的逐层跃迁的视角看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①这表明了人的存在方式在前资本文明时代中体现为“人的依赖”,在资本文明时代中体现为“物的依赖”,在文明新形态中体现为“自由个性”的全面展现。对于我们所寻求和塑造的文明新形态，马克思称之为“自由王国”。作为“自由王国”的文明新形态，从人的存在方式上来看，就是自由个性的本真展现。

然而，自由个性的本真展现作为文明新形态的人的存在方式，是建立在既有的人的存在方式基础之上的，它并不是想当然地凭空出现的。因此，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内在地与既有的人的存在方式发生着密切的历史勾连。我们看到，从“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到“自由个性”,这一演进在实质上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不断生成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人自身越来越从“他者”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成其为自身。

在以“人的依赖”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中，其个体化特征是被淹没的，人以非主体性存在，并不得不依附于一定的血缘的、权力的共同体。对于这一点，“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②。而资本逻辑的诞生，要求克服这种“群己权界”,打破人身依附，从而为资本增殖开辟道路，这促进了人的个体化程度的一大进步。这体现为“以物的依赖”为前提的人的独立性，但是在以“物的依赖”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中，其个体化特征是被遮蔽的，人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却是诉诸他物而不是自身，人的内在本质得不到应有的确证和发挥。

在以“自由个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中，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超越了“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的双重束缚，展现出真正的个体化特征。但是，何谓真正的个体化，或说真正的个体化如何为自由个性的本真展现提供可能?这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变革的理论关键点。首先，真正的个体化的实现，是在资本文明形态所创造的进步基础上实现的，失去资本文明形态所奠定的动力基础，个体化只能退回到原始的“条顿森林”中，而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因此，在资本文明形态中，虽然半成熟状态的个体化带来了很多问题，但是它创造出的积极成果是不能否定的。只有依靠这种积极成果，才有可能以自由劳动置换雇佣劳动，以合作化生产置换私人化生产，以全面的个人置换局部的、半成熟状态的个人，从而实现自由个性的本真展现。其次，真正的个体化所表征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性存在，但这绝不意味着这种独立人格是孤立的个体化。人的个体性的真正实现总是与其他个体真诚地“共在”,唯有如此，才能构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塑造个体化要区别于孤立化。再次，真正的个体化的实现，应当需要宽容的、开放的制度支撑。反思资本文明的制度安排，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系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其造成的后果是生活世界中个人的自由个性不过是被有意引导和规训的自由个性，不过是另有所谋的自由个性。而真正的个体化的实现，则是在自由自觉的意义上完成的，绝非是出于“理性的狡计”而另有企图。总之，真正的个体化的实现，是为了人的自由个性而非其他的目的。最后，真正的个体化的成熟，是对自由个性理解上的成熟。“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摆脱他人而独立，真正的‘个性’也不在于与他人相隔绝的‘孤独自我’,而是只有在与他人的开放性关系中才能生成。”①在这种开放性的空间中，“这个社会的个人就会有最大程度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即使这个社会里最弱小的存在也可以活得尊严、幸福。毫无疑问，人能够给自己做主，这当然是人的自由的最高体现”②。

如上所述，真正的个体化得以实现，才宣告人的存在方式变革的完成。真正的个体化——自由个性的本真展现，承载着“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势的特征”③。也就是说，自由个性的本真展现所实现的真正个体化，是实现了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自由。因此，个体化应该成为人的存在方式变革的着力点，这是实现“自由个性”的重要支撑。而个体发展的成熟状态，个体化的真正完成和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才象征着文明新形态变革的完成和实现。

在人类文明形态自身演进的历程中，我们已然看到的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开创的文明形态，越来越以成熟的面貌表征并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尤为重要的是，站在今天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十字路口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也是最为重要的实践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贡献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方案的实践探索不仅具有中国历史的意义，而且同样更为深层次地具备世界历史的意义。

然而，需要格外引起注意的是，中国方案的实践探索能否以成熟、饱满的姿态最终完成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从而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还必须借助于今天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否切实地依靠人工智能，稳妥实现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就成为当务之急。今天，当人类期待并追求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之际，中国方案的实践探索必然要与人工智能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进行有机对接，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立提供一种真正的契机。

当然，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人工智能运演的模式鲜明地异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工智能的自我发展模式。在资本文明形态中，人工智能自我发展的最终目的仅仅是资本积累和增殖，即便是在这一发展轨迹中，人类得到了某些所谓的幸福，但也只不过是资本积累和增殖过程中的附带结果，并非是其最终的目的。如此这般的幸福，只能被称作是一种片面的、虚假的幸福，而非整全的、真正的幸福。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资本统治下人工智能的运演结果带给人们的焦虑总是大于人们所获得的幸福，这显然与人工智能发展的初衷相违背。所以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①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所创立的先进生产模式必然要求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理念对其进行保驾护航，只有在这样的逻辑自觉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人的存在方式，才能真正突破典型资本主义体制下所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局面。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人工智能时代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呼吁：“必须提出社会技术的领导权：既是观念领域的领导，也是物质平台上的领导。在这个意义上，平台体现了社会物质的超越性：它们让行动、关系、权力的设置成为可能。”②这成为驯服资本逻辑从而利用资本逻辑的关键所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恰恰保障人工智能时代新的文明形态的发展，避免使其再次陷入资本贪婪的魔爪之中，更好地实现人工智能的更大发展，进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存在方式的既有困境，助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人类文明形态变革在原则尺度上可以依次界定为生产力的变革(使人与自然关系得到和解)、生产关系的变革(使人与人的关系得到和谐发展)、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使自由个性得到本真展现)。那么,这三个具有原则性尺度的变革依据所能够得到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就表现为中国方案贡献的制度优势与人工智能统领的科技革命的良性对接。正是二者的对接与融合使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三个原则性尺度得到了实现其存在的现实空间。

奈格里与哈特在他们的《大同世界》中，正是立足于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范式，并由此坦言“非物质劳动”的出现让他们窥探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在他们二人看来，“非物质劳动”生产的产品，诸如情感、道德、信息、符码、社会协作等，也可以被称作生命政治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形式正是立足于生命本身所创生出来的结果，尤其是情感、道德与社会协作的生产，它们很容易被全社会所共享，但却不能被资本所剥夺，否则，新一轮的“非物质劳动”财富的增长就会变得困难。“当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它必须成为共同的财富，将来的科学生产可以将其作为起点。生命政治生产必须以这种方式确立一种良性循环，从已有的共同性走向新的共同性，从而成为扩大生产的基础。然而，对共同性的分化和占有不可避免地要破坏这个良性循环，这让资本日益成为生命政治生产的障碍。”①不过，在典型的资本主义体制内，奈格里与哈特的这种设想无疑会落空，资本绝不会放弃每一次获取财富的机会，这让资本总是能渗入共同性财富的生产过程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范式，在其根源上仍然是隶属于资本文明形态的生产范式，它没有办法也没有可能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相反，只有在中国方案的实践探索中，奈格里与哈特在《大同世界》中所设想的“非物质劳动”生产的财富，才能够避免资本对其所进行的无情掠夺。

因此，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必须变革生产力，使人与自然关系达成全面和解；必须变革生产关系，使人与人的关系获得全面发展；必须变革人的存在方式，使自由个性得到本真展现。这构成了当今时代关乎人类安身立命的重大事件，而反映时代性的主题，关注人类性的内容，是哲学的理论自觉。哲学理应对此做出原则上的把握，从而更好地引领和塑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