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的生命基质被剥削，在资本的宰制下，人很难实现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并日益被贬低为一个缺乏创造性和能动性的纯粹自然生命。无产阶级作为**生命的第二重含义就是被物化的生命。造成无产阶级本质被物化的根源就在于抽象(资本)成为统治。人在摆脱了“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之后，再一次陷入了更深层次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这一“非神圣形象”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领域拥有至高权力，这种资本的至高权力与阿甘本意义上的至高统治者所拥有的权力是同等的。

在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货币转化为资本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作为商品的货币”转向“作为货币的货币”,再转向“作为资本的货币”。在原始的物物交换中，经济交换是直接进行的，后来寻找到了一种一般等价物。毫无疑问，一般等价物也是一种商品。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一旦被确立起来，货币就诞生了。“作为商品的货币”就转化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商品必须首先被抽象为通过一定的劳动时间所衡量的一定的劳动量，才能进行交换。货币就是用来表现抽象的劳动时间的符号。此时的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和价值尺度，属于“作为货币的货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商品交换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直接消费，而是谋取交换价值，谋取货币本身。货币的权力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一同增长。“作为货币的货币”终将再一次超出自己的界限，转化为“作为资本的货币”。作为资本的货币所展现的是货币除了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之外的第三种职能：增殖功能。人类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开始建立在资本增殖的基础上。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就由原本的手段上升为目的本身。货币或资本被当成资产阶级霸权的形式。通过货币或资本，我们可以定义和发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指令的领域。“货币是联结整个资本主义指令弧的黑线。”①

货币或资本摇身一变成为现实当中的“上帝”,它是“有形的神明”。“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②人作为单纯的个体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人作为货币占有者的能力却是无限的。货币的力量有多大，货币占有者的力量就有多大，货币的特性和本质性力量就是货币占有者的本质性和力量。人们凭借货币能够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谁有了这种抽象的一般财富，谁就能支配世界。通过占有抽象进而占有世界，这正是抽象成为统治的根本原因，这种现实的抽象统治并不表现为残暴的强制，而成为一种离开它就无法生存的自我认同的条件。这使得这种特殊的抽象的统治更加稳定和牢固。”③资本统治权高高在上地对现代人发号施令：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奔波于世界各地，为资本的增殖服务；无产阶级迫于雇佣劳动关系的钳制，从事着创造剩余价值的机械劳动。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在这种“抽象的统治”中、在资本的牢笼中生存。

现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就是“抽象成为统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现时代称为“资本的时代”。资本宰制现代人的结果，就是把人的生命本身给“物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谈到货币的能力和作用时指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①这里所谓的“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的本质的物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关于商品形式的分析明确地指明了这一点。“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②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作为被物化的生命进一步被强化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使人们逐渐适应了自己的被物化状态，彻底地成为“单向度的人”。文化领域的牢笼彰显出极强的控制力，对主体进行着隐蔽的压迫与欺骗，而它往往披着华美的外衣，使人被钳制却不自知，最终掩盖了人的本质的物化状态。“它试图通过人为刺激的虚假消费满足给人们带来虚假幸福，但最终成为一种消除了人的反叛意识、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从而阻碍了个性的形成发展和人的解放。”③文化工业不仅使作为客体的艺术发生异化，具有无趣、重复的固定风格，同时也使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异化，丧失了个体性与创造性，体验着虚假的快乐。无产阶级成为审美贫困、没有个性的虚假主体。其实，作为劳动产品的客体和作为劳动者的主体两者的异化是统一的。

经过文化工业的过滤，文化产品不仅毫无艺术水准，而且具有强迫性、欺骗性、商业性等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产品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商业性产品，它带给现代人更多的是一种虚假的需求与消费。资本能够控制和奴役所有人的原因，就在于它能放大并实现人的物质欲望，不断激发出“历史形成的需要”。马尔库塞指出，有一部分需要并不是必需的，它们看似合理，但实质上只是虚假的需要。大多数人对松弛、玩乐、按照广告来表现与消费、爱憎的需要都属于这个虚假需要的范围。作为一系列毫无营养的复制化商品，文化产品带来的快乐，只不过是一种没有否定与反思能力的粗俗、麻木的情绪，只是一种单纯的本能反应。更加严重的后果是，这种毫无个性的复制化思想会通过文化产品的传播而蔓延到主体性之上，使作为个体的自我以为我和你都是一样的，成为一个受强迫的“同一性”,主体本身的价值完全消逝了。

无产阶级错误地以为自己是在自由独立地选择文化产品，而真相却是被资本家巧妙地控制着，去购买他们想让人们购买的指定产品。人的趣味受到控制，他想看和想听的是社会允许他看和听的东西。不仅如此，文化工业打破了劳动与休息的界限，使娱乐已经成了劳动的延伸，“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①。在这种虚假的消费中，人格被异化了，人彻底失去了主体意识，越来越成为一个毫无审美的、充满欲望的被动消费者。产品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产品不为人服务，人反而成了它们的仆人。这些所谓能够给主体带来快乐的“文化产品”,不仅控制了消费者的认知空间，也剥夺了他们的真实情感和主体意识。在生产过程中，人成了机器体系的附属物，在日常生活中，人成了文化产品的附属物。总而言之，人成为一个与自身的本质相背离的物化生命。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被数平了，成了一种均质性的存在。“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所以他才具有人的特性；他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是一个复制品。作为一个人，他完全是无价值和无意义的。”①

资本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全方位的。“资本主义生产从身体上和灵魂上都对他们进行了限制，使他们成为孤立无助的牺牲品。”②无产阶级的生命被物化是在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里同时发生的。在生产过程中，工人只是作为机器生产的附属物或一个环节，陷入一种毫无自主性的生产活动中。工人本应充满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劳动被直接物化为一种机械劳动。在生活领域中，文化工业掩盖和加深了工人生命的物化，它使得工人产生虚假的需要，获得虚假的满足，体验虚假的快乐，最终成为无自主性的虚假主体。这种无价值和无意义的虚假主体是无产阶级生命被物化的集中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