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间的侵占致使工人无暇也无力去满足发展自身的社会需要，这样就钳制了工人的生命基质。但无论是延长工作日，还是增加劳动强度，资本对自由时间的侵占总是有一定限度的。换句话说，工人总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的。在自由时间内，工人依然拥有激发自己生命潜能的可能性，但是资本主义通过对自由时间的填充进一步堵塞了这一通道，使工人彻底地沦落为符合资本主义的“驯顺主体”。现代社会日益被构建成为一个“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形成不仅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实现了资本的增殖，而且把“消费活动”填充到工人的自由时间中。资本对自由时间的填充，在马克思的时代初露端倪，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行其道，成为当下最为有效的时间管控模式。在人本主义玫瑰色的包装下，自由时间的填充将工人囚禁在景观膜拜和符号编码的幻象之中，在无形之中完成了对工人主体性的重新塑造。

资本对工人自由时间进行填充的人性前提就在于需要的生产。只有打破中世纪禁欲主义传统，重新挖掘身体所负载的消费意义，将工人的肉体全方位地开发为需要的主体，资本才能够获得其增殖能力得以对象化的载体，实现一种“热病似的生产”和强制性的进步。马克思将“需要”区分为“自然的需要”和“历史形成的需要”①。所谓“自然的需要”就是维持生命机体正常运转的基本需要，是每一个生命体无法逾越的本能性需要。而“历史形成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对舒适、便利、简约等人性化体验的追求，其实质是欲望的膨胀与扩张，它已经超越了动物性的本能水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②资本的增殖本性需要欲望的膨胀和扩张。“一方面，人的欲望的扩张不断地推动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又使人的欲望空间不断扩张。”③工人在逃脱工作时间的本质主义肆虐之后，在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之中，反而陷入了花样迭出的历史性需要的重重包围之中。“物指令”和“物体系”使得整个现代人迷失在拜物教的逻辑架构里。

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些“历史形成的需要”还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其实现仍然依托于实物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在资本增殖逻辑逐渐突破其合理性界限而走向财富增殖幻象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历史形成的需要自身也越来越“脱嵌”于实物商品的使用价值，虚化为无孔不入的幽灵般存在。换句话说，在需要的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品社会，而且是一个仿真的景观社会和虚拟的符号社会。这些景观和符号具有即时性、交互性、大众化等特点，因此，它们能够随时随地、零敲碎打地被资本填充进工人的自由时间之中。在这一趋势之下，工人的自由时间面临着被全面架空的危险。

在仿真的景观社会之中，工人消费的是被大众媒介所建构出的景象价值，消费过程是被景象制造的伪需要的满足。在居伊·德波看来，“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①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不仅仅是商品的巨大堆积，还是景观的巨大堆积，而后者具有一种“脱嵌”于前者的本能倾向。资本正是通过控制大众媒介，进而控制商品形象的生成与转换，从而达到控制消费过程以及操纵社会生活的目的。对现代人来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已不再重要，而被媒介所展示的景观则引导着社会风尚，表征着个性自我。由此，工人的自由时间被大众媒介所左右，被仿真景观所填充，继而被“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权力”所俘获，再也无暇去参与政治生活，逐渐丧失表达主体诉求的意愿以及对本真生活的渴求。即使有对这种景观拜物教的反抗，针对的也只是仿真性的景观，尚未直击到景观产生的物质根源和形成机制。因此，这种反抗，徒具斗争性的外观，经由大众媒介的中介，最终被同一化为景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成为一种另类的消费活动。

更进一步地，在虚拟的符号社会之中，工人消费的不再是大众媒介所建构出的景观，而是作为景观之展示形式的大众媒介本身。如果说，景观自身还具有它的实在对应物，那么,大众媒介本身则是实物缺席下虚拟符号的狂欢，它作为纯粹形式而逃离其有形载体的束缚，完全服从于主体自身病态的欲望。生产隐没，符号统治一切，符号的意义不是来自实物投射，而是来自其在符号体系中的位置。因此，人们对符号的消费过程，就是在符号所构筑的物体系中谋求自身的身份与地位、个性与独立性，最终令其陷入个性解放的幻觉。身体作为消费的载体，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与自身正常存续无关的符号性意义。“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①在鲍德里亚看来，人们不是主动进入而是被动陷入这种消费符号体系之中的，其所营造的解放氛围实际上只是资本规划的产物，其根本意味在于个性和独立性的丧失。“一切在名义上被解放的东西……都是建立在‘监护’价值体系之上的。”②因此，消费社会中所洋溢着的“慈母般的关怀”实际上是资本为伪装自身而掷下的人本学烟幕。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作为真正的财富，其运用是与人类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由时间一部分用于消费活动以此来恢复劳动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正常消耗，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以此来获得生命在逻辑层次上的跃迁。然而，在这种填充机制的引导下，生命本身变成了一个由某个中心权力所建构而缺乏特定内容的空洞形式。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所预想的自由时间的双重目标全都落空了。阿伦特曾激烈反对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对生命基质的填充。在她看来，这种填充机制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政治后果：“我们确实变成了无助的奴隶，不仅是我们机器的奴隶，而且是我们的‘知道—如何’的奴隶，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个技术上可能的玩意儿的操纵。”①随着需要的仿真化和虚拟化，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的填充逐渐摆脱物质载体而变得无孔不入，从摇篮到坟墓，从身体到灵魂，遍布于生命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填充之物的空前丰裕和生命意义的极度空虚相反相成，资本权力的日益催逼与生命基质的腐化堕落并行不悖。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自由时间填充机制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权力逻辑和治理方式，一方面实现了工人发展自身社会需要的虚假诉求，并将这种诉求变成价值增殖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缓解了资本家生产过剩的压力，消解了工人的斗争意志，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去革命化。这就意味着，填充机制作为侵占机制的补充，将资本与工人之间的零和博弈转变为历史性“和解”,又以二者“和解”的名义在广度和深度上强化他们相互间的对立，最终进一步巩固资本增殖逻辑以及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资本主义时间管控下，工人犹如一台机器，不知疲倦地运转着，不仅在劳动时间内从事机械般的“死劳动”,而且还在自由时间中享受着机械般的娱乐消遣，一切都依赖于资本逻辑的运作。

资本的文明是以工人的野蛮为代价的，工人自身发展的社会需要始终得不到满足。资本为了得到驯服的劳动力，不惜钳制工人的生命基质。自由时间，在工人那里，只是劳动时间的延伸和变形，只不过是资本统治权固有的世袭领地，其作为自由个性展现境域的原初含义被遮蔽住了。随着资本对自由时间的侵占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加剧，工人日益沦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其个人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劳动时间长短的区别。由此，工人的政治想象力日益变得贫瘠，再也无暇也无力去想象可能的生活方式。工人自主性的日益萎缩，意味着资本统治权的愈发强大。资本统治权不仅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监督工人有纪律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而且使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超出自身生活需要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与直接强制劳动的野蛮暴行相比，资本通过侵占和填充自由时间这一文明暴行，获得的不仅是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还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资本主义时间管控的生命政治学揭露了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隐性暴力，理应作为当代生命政治图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与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相比，马克思时间管控的生命政治学具有三个特性：第一，无论是福柯所揭示的监狱，还是阿甘本所分析的集中营，都是生命政治所发生的非典型性场所，而马克思所揭示的工厂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性场所；第二，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以整个人口为对象，侧重于对安全机制的分析，而马克思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生命控制；第三，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权力侧重于刑罚和法律，而时间管控则侧重于对人的生命基质的钳制。一言以蔽之，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关注的是主权权力(政治权力)对生命的规训和管控，而马克思则关注的是资本权力(经济权力)的统治。相对而言，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更具隐秘性。

我们不能无反思地把现代社会看作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统治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权力，资本统治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主要的权力形式。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资本家对工人自由时间的侵占，将工人的政治主体性置于日益萎缩的匮乏境地，这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时间管控不仅钳制了劳动者的生命基质，而且消解其斗争意志，使革命主体性退化为驯顺主体性。阿甘本指出，“身体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既是向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①。身体的双面性蕴含着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显性人身依附关系被废除了，但它又通过资本的支配权在资本家和工人的主体性之间被积极地塑造起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解放不仅仅是驯服利维坦的政治解放，而且是驯服资本统治权的人类解放。从劳动时间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彻底瓦解资本主义的时间管控，把工人的劳动时间转变成真正的自由时间，一种体现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自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