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柯一直延续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其理论实质是在生命权力的视域下对现代资本主义治理术的重新考察。在福柯看来，资本主义治理术主要体现为空间意义上微观权力的布展，通过将个人全方位地暴露在公共视线之中而实现对个体行为的规训，其典型场所是监狱。而在阿甘本看来，资本主义治理术主要表现为权利意义上例外状态的决断，通过悬置法律所规定的普遍性权利，将某些特定人群剥夺为“**生命”,其典型场所是集中营。生命政治以保护生命的名义将生命置于隐性暴力之下。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进步性在于，隐匿在“正常”社会结构中的“客观的、系统的、匿名的暴力”逐渐替代主观的和显性的暴力。无论是福柯所研究的“监狱”,还是阿甘本所考察的“集中营”,都是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所发生的非典型性场域。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发生的典型性空间是“工厂”,而这一资本主义典型性生命权力装置却是被马克思揭示并加以详细分析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虽然从未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展开过专门研究，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已经率先抵达到了福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隐性暴力。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马克思所开辟的生命政治的视角去考察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管控，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厂中来开显生命政治的新视野。马克思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①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对工人的时间管控成为资本主义治理术的重要手段。资本家通过管控工人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把工人规训成为一台为资本家“生产财富的机器”。工人本应是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主体，但在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管控尤其是时间管控下，被形塑成为服从资本逻辑宰制的“驯顺主体”。“时间管控”成为资本主义实施隐性暴力的重要手段。它维系着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既彰显了资产阶级社会治理的进步性，又钳制了工人阶级全面发展的自主性，其生命政治后果在于，革命主体性被钝化为驯顺主体性，资本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合法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