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惩戒肉体的意义上，资本家通过纪律对工人的规训，还是在调节生命的意义上，资本家通过产业后备军对工人的胁迫，两者都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命政治的诞生和劳动力成为商品密切相关。借用保罗·维尔诺的话：“要想理解‘生命政治’这一术语的理性内核，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概念开始，一个来自哲学观点的更复杂的概念：劳动力(labor-power)的概念。”②劳动力就是劳动能力，马克思明确将其“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③。保罗·维尔诺在马克思对劳动力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作为最多样化的人类能力(讲话、思考、记忆、行动等的潜在能力)的总和同时包含了“生产的潜力”,而潜力就是“天资、能力、活力”。保罗·维尔诺更看重的是劳动力所蕴含的潜能。劳动力作为一种潜在的劳动能力，具有诸多可能性。然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却设定着劳动力自由发展的界限，过滤掉了人的能力和可能性等质的差异性，同质化为可以加以衡量的量的关系。使得所有的劳动力都转变为劳动量，劳动力劳动的多样性和潜能性被抹杀了。“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①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劳动能力最终转换成了同质化的劳动量。这种同质化正是通过商品形式的普遍化以及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这一前提而实现的。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实质就是把具有潜能和创造性的“活劳动”(自由劳动)规训为丧失生命潜能和活力的“死劳动”(机械劳动)。

我们在此重新赋予了“活劳动”和“死劳动”这一对范畴以全新的含义。“活劳动”指的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体现了工人的潜能和创造性；“死劳动”指的则是被资本控制的工人的机械劳动，丧失了人的生命潜能和活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②在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表述中，“死劳动”指的是资本，“活劳动”指的是工人的劳动。马克思旨在说明，资本本身作为“死劳动”并不能创造价值，所谓的自行增殖不过是资本增殖的幻象，而创造剩余价值的只能是作为活劳动的工人。“死劳动”支配着“活劳动”。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所谓的工人的“活劳动”也是“死劳动”,因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所支配，它体现的不是工人自己的意志，而是资本的意志。资本及其所支配的劳动都是死劳动。“死劳动”就是指机器体系中机械性的、作为机器的零件而存在的工人的劳动。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用“死劳动”指代机器零件式的工人的机械劳动，但“活的附属物”“有意识的机件”“有意识的器官”"旁观者"等表述无疑隐性地表达了工人劳动的“死劳动”内涵。

在机器大工业体系中，工人不是整个生产过程的真正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的，工人隶属于机器。工人表面上看来是生产过程的参与者，而实际上变成了生产过程的旁观者，发挥不了任何主动性。马克思指出：“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①工人作为旁观者并非溢出资本的统治，而是丧失主动权、支配权、选择权的存在样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场手工业中，工人利用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中，工人隶属或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②

通过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权力完全宰制了工人的活劳动，工人成为机器体系的“活的附属物”。这种“活的附属物”实质上就是机器体系、机器自动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当工人成为机器体系的一部分，也就变成了资本的一部分，作为支配和吸吮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本身相对立。此时的工人所壮大的只是资本的力量，一种异己的力量。工人作为“旁观者”"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①。与资本的无意识的器官——机器相比较而言，也越来越表现为客体，而非积极行动的主体，和无意识的器官——机器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生产领域，工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出场，表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工厂制机器体系的生产模式把活劳动已经同质化为简单的、纯粹的机器零件或机器运转的某一环节。作为机器死机构的一部分，工人的劳动成了没有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死劳动”。

资本规训力对活劳动的宰制远远超出生产领域的工人界限，延伸至了社会的全部领域，尤其是体现创造性和潜能的智识领域。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新的权力治理技术，机器体系巧妙地将智力纳入资本权力体系中。“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②智力及其相应的技术成果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体力及其相应的劳动成果成为资本主义监督、剥削的对象。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都作为劳动力被纳入资本权力体系之中。智力的培养场域被资本完全控制，高等教育与私营企业对接，大学一度成为文凭工厂，为企业培养职业技术毕业生，专业化、职业化的培养模式与资本主义可计量的合理化原则若合符节。

知识成为维护社会权力的工具，构成规训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广泛、异质的智力在资本权力体系下被剥夺了自身的真实表达，不断被控制、扭曲和纳入“作为工厂管理体制特征的管理准则和层次结构”①。智力的维度应该作为活劳动的属性实现在自由创造的劳动中，而不是作为死劳动的属性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管理式的层级结构中。与其说智力与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社会结构若合符节，毋宁说智力的生产也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系统筹划中。

在与“死劳动”相对立的意义上，马克思揭示了“活劳动”的表现形态。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②。劳动本应该是劳动者自主的、积极的活动。“活劳动”指向有自由意志的、自为的、自愿的、无限定的自由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活劳动”被规训为了“死劳动”。这种死劳动不仅仅表现为机器体系支配下的单一化的、机械的死劳动，而且呈现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同一化劳动。所谓同一化劳动指的不是同一种劳动，而是对劳动价值的评判标准趋同——以量化的客观化的指标衡量一切。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以定量化的思维框定了人们的发展前景，在量化思维的框架内，个性、能动性、创造性已成为不可能。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医生、牧师等“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①。衡量标准不再是有差异的潜力、能力、资质、亲和力，而是客观指标的定量测度——多少作品、几场演说、多少片酬、几个课题等。资本权力通过以量化的方式把活劳动的发展维度纳入资本体系中，使之臣服、服从工厂管理式的等级结构。

从生命本身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生命的规训是分成两个层次展开的。阿甘本在《神圣人：至高权力与**生命》开篇通过词源学对人的自然性生命和社会**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zoē’(近汉语‘生命’义)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诸种动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bios’(近汉语‘生活’义)则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②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的独特性本质就在于：生命政治不仅以生物性的生命(种生命)为对象，而且也以生活性的生命(类生命)为对象，从而实现了对人的更全面，也更隐蔽的控制。前资本主义社会君主的生杀大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惩戒肉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指向的都是人的肉体性生命或自然生命，而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调节生命”的权力技术指向的则是人的生活性生命或社会生命。在《资本论》中，调节生命的目的不仅仅是保持“产业后备军”和“现役劳动军”之间的动态平衡和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把工人的生命降低和维持在其生物性生命的水平上。按照马克思的判断，资本家提供给工人的工资仅仅是其最低的工资。“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①工资的额度仅仅只能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只能满足工人的生物性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工人没有多余的钱来丰富和实现自己的个性自由，即使有条件提高自己的技能也是以资本的需求为导向的，人很难超越资本的统治来发展自己的类生命。在技术和资本的座架下，人类诗意地栖居是很难做到的。当资产阶级通过工资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的时候，它就已经剥去了工人的社会性、文化性和政治性生命，而将其贬低为单纯的生物性生命。最低工资就其产生的客观效果而言，变成了一种调节工人阶级生命的技术。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惩戒肉体”与“调节生命”的权力技术，不仅是对人的种生命的规训，更是对人的类生命的宰制，两者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获得了完全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