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规训机制强调“格子”式的空间分区控制、时间分段管理、身体微观管治、细密分工协作……这是17、18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运用的一种精确控制的技术，它有效地保障了西方社会的内聚力。所谓内聚力，是西方社会发展所依靠的国家内部的各种力量，17世纪西方社会的规训权力最大限度地激活了各种力量。规训权力不在于压制、致死生命，而在于提高身体的力量和效率，以非暴力的方式和最小的支出换取最富有成效的结果，这是一种权力的经济学，也是一种政治的解剖学。
《规训与惩罚》“规训”部分第一章的标题是“驯顺的肉体”。它揭示了各种各样的规范、纪律、规章制度“都是针对身体而设的，旨在使身体变得顺从、被利用、改造和改善”①。规训权力治理生命的最大特点在于，不是占有、致死臣民的生命，而是矫正、利用、提高个体性的身体。“使人死”的君主权力被“使人活”的新的权力取代了，17世纪以来政治权力的最大的变革之一就是从“致死”转向“提高”或“管理”。时至今日，“主导我们社会的政治权力是以管理生命为任务的”②。规训权力管理生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①,对肉体的管理、提高与利用。因此，形塑“驯顺且有用的主体”成为资本主义治理术的目标。
规训权力对肉体的管理尤其关注细节。它是一种有关肉体细节的“政治解剖学”或“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规训”或“纪律”是种精细的艺术。“纪律”范畴是一种对肉体的运作进行精心操控的方法、技术或艺术。人体的有机系统被解剖为机械的肢体动作。首先，对动作进行分解。身体被分解为四肢、关节等，每个身体部件的动作都规定了位置、时间、速度、力度。如学生的书写姿势，身体坐得要笔直，肘部放在桌上，左腿微微靠前，身体与桌子间距二指宽，等等。又如军人的持枪姿势、医生的执刀姿势、车间工人的做工姿势等都被“分解”或“解剖”为越来越细微的部分，每一部分都被持续监督、检查、矫正，使其成为规范性的标准动作。其次，确立正确的姿势。动作被划分得越细小就越容易确立对特定局部动作的规范。只有符合规范的姿势才能成为正确的姿势，相反，不符合规范的姿势就是错误的动作，这种动作将被矫正。什么才是符合规范呢?符合规范的时代性标准或依据是“有用”。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需要资本增殖的助推，而资本增殖离不开“高效”的工作。能够为高效发展提供有效支撑的是训练有素的符合规范的身体，这样的身体对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才是“有用”的。“一个被规训的肉体是一种有效率的姿势的前提条件”②,身体不会无用，它的任何部位、任何姿势与动作也都不会闲置。因此，17、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各领域出现了对细微身体动作的训练。最后，塑造或生产“机器肉体”。被规训的肉体及微小的动作成为“生产机器""劳动工具""武器装备”的一部分(活的部分),“与生产机构建立一种强制联系”①,并不断适应机器般的运作状态。
在《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中，福柯明确用到“作为机器的肉体”的表述。他以生动形象的笔触，准确描绘了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与身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机器的肉体”的内在机理是：肉体即个体性的身体，它成为经济生产力最大化的机器，规训权力必然优化肉体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肉体的生产力，并使肉体像机器一样顺从。简言之，规训权力治理的基本目标就是塑造“驯顺的肉体”或生产“作为机器的肉体”。
规训技艺最显著的特点是“分格”与“精确”。不论是对空间的等级划分、对时间表的精细安排，还是对活动的分工与分配、对人的动作进行分解等，都属于一种“分格”的处理方式。对一切进行分格处理，并作出细致区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人或事物最精确地掌握与控制。“规训”“分格”“精确”内在地体现了一种知性的科学思维方式，它是知性思维在资本主义治理实践中的现实表现，其内在的逻辑思路是：只有把整体的有机系统进行分隔，并对分割的部分进行理性分析，才能达到对治理对象的准确管控。区分、割碎、解剖、分解等成为知性思维宰制下的研究方法。有机的生命肉体只有被解剖为各个部分的肢体的动作、姿势才能达到对身体的精确管控。17、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蓬勃发展，与工业化和机械化相适应的正是“机器肉体”而非有机的生命肉体。在此背景下，“纪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①,对身体细节制定规范、施加管理。规训技艺提供了对身体及时间、空间、行为等各种因素的精心操纵。
“作为机器的肉体”是一种“驯顺的肉体”,它具有两大显著特征：
第一，“有用性”,即肉体的姿势与行为像机器一样高效运转；第二，“驯顺性”,即肉体像机器一样顺从，不会自觉联合与反抗。简言之，规训权力旨在把“个体性的身体”形塑成“驯顺且有用”的“机器肉体”。福柯曾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揭示“纪律的历史环境是，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②。与君主权力是一种刀刃上的“致死”权力不同，规训权力试图要建立一种权力机制与身体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集中表现在“作为机器的肉体”的两大特征之中。
从经济的角度看，“有用性”具有功利、算计的意涵。“规训”与君主权力框架下的“惩罚”不同，“惩罚”是建立一种绝对权威下的支配性关系，其效率低下，往往为了使臣民服从君主的个人意志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规训”则强调以最小的成本和支出获得最大的效益。“规训”与禁欲主义的“苦修”和“戒律”也不同，后者是自愿自觉地弃绝功利，而“规训”则强调对肉体的控制，并试图不断提高肉体的能力与效率。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所推崇的利益最大化原则相契合。正如丹尼尔·贝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作出的诊断，“目前所有工业化社会都将这一部门建筑在有效经营基础之上：即为了获取效益，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①。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性的肉体被塑造成高效的“机器肉体”,不断提高工作效能来获取最大利益。显然，这既是一种“成本一收益”模式，也是一种关于“社会权力”的经济计算。
从政治的角度看，“驯顺性”意味着个体性的身体对权力机制、权力作用的服从与认同。规训机制既通过培养对效率和良好秩序的渴望，又通过加强对身体的监督、矫正、规范、划分、分配来消除个人可能形成的集体抵制或反抗的空间。在《规训与惩罚》“驯顺的肉体”一章，一开篇就提到1764年的法令，该法令提到18世纪士兵的来源。士兵可以是从不合格的人体中创造出来的需要的士兵身体。当“这种强制不知不觉地变成习惯性动作”②,农民就具有了军人的气质，更重要的是人们习惯于这种动作。这一开篇意味着一旦规训权力的监视、规范与检查三种强制性的技术与程序不知不觉地植入并内化为人们的习惯性动作的时候，这些权力技术就成为一种看似是自己“使自己屈服的原则”①。对规训权力而言，“驯顺的肉体”是资本主义社会规训权力“最真实的征服”,也是规训权力取得的巨大胜利；对个体性的身体而言，“驯顺的肉体”不仅仅是一种对权力机制的外在性服从，更是一种深入灵魂的“同化”和“认可”。身体的驯顺性表明，规训权力是一种政治解剖学，一种精致的资本主义权力策略。
“驯顺的肉体”的两大特征构成规训机制对肉体管理的两个关键向度：强调“有用性”“最大效能”的经济或功利的向度和彰显“驯顺性”“消除反抗”“强化认同”的政治功能的向度。两个向度再一次印证了福柯的如下论断：“纪律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总之，它使体能摆脱了肉体。”②“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呼唤一整套征服各种力量和身体的戒训权力的特殊模式”③,规训权力及其运行机制巧妙地塑造或生产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的“驯顺的肉体”或“作为机器的肉体”。
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学的规训和管控，是以抹杀现代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亦即去主体化过程为基本手段的，并以此来实现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再生产。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政治再生产，即资本家和工人这一生产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马克思在充分揭示劳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概念——“个性自由”。如果我们以个性自由为目标来看待生命政治的再生产的话，就有可能走出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再生产的循环模式，人类的生命就有可能实现潜能的充分发掘和个性自由的充分发挥，即马克思所谓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超越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再生产的途径。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从“非物质生产”的视角提出“生命政治生产”的概念，同样是旨在凸显生命所具有的内在创生力量。实际上，我们不能把生命政治学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技术。如果我们把生命政治学仅仅理解为现代社会的治理术的话，那么生命政治学就仅仅是一种技治主义的治理。如果把生命政治学定义为治理术，定义为对身体的管控和对人口的调节，那么生命政治学就仅仅是一种治安，而不是一种政治。治安以社会安全为唯一的目的，是一种纯粹的治理技术，而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治理技术，它还有更高的对于美德和善的价值追求。如果生命政治学还是政治学的话，它就不能被贬低为政治技术，而应当具有形而上的道德意义上的价值。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讲，生命政治学不能单单对人的肉体生命(种生命)进行规训和管控，还应当对人的生命本性(类生命)进行激发和并促进其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发展出类生命意义上的形而上的生命政治学。未来的生命政治学研究的新范式必然在积极生命政治学和类生命政治学的意义上得到拓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