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层面的挑战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单一，逆全球化思潮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粮食风险加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经济层面的挑战。
一是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单一，逆全球化思潮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由于其自身的先发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地位。但2008年金融危机凸显出这样的经济治理体系存在诸多弊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复苏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其地位和决策权受很大限制，广大发展中国家享有的全球发展红利十分有限。同时，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持续紧张，对国际经贸关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是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将只有3.8%,2023年增长4.4%。世界银行报告警告，半数以上低收入国家已然深陷债务困境或面临债务困境高风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已升至近代史上的最高水平。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149个国家中77%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其经济抗风险能力本就不足。由于长期累积并受疫情冲击，许多共建国家经济大幅衰退，经济造血能力枯竭，财政状况恶化，失业率高企，无力投资基建项目，将有波及中国金融机构和建设企业的风险，影响中国项目投资收益、债权安全和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
三是疫情带来的粮食风险加大。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近三分之一人口无法获得充足食物，人数在短短一年内增加了3.2亿。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尤其是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和很多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都存在这一问题，如南非的人均粮食产量常年只有300多千克、印度的则只有200多千克，大大低于粮食安全警戒线，墨西哥、伊朗、埃及、菲律宾、巴基斯坦、智利、秘鲁、马来西亚、哥伦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也较严重。
二、政治层面的挑战
当今世界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际格局政治上的“西强东弱”、经济科技上的“北强南弱”的态势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趋势不断持续，中国的大国崛起进程和美国的霸权衰落进程长期并存，中美的战略冲突加剧。虽然拜登政府明确表示不同中国搞“新冷战”,无意全面对抗，但其联合西方盟友，意图继续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对“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封闭型威慑网络，是中国需要谨慎应对的外部风险。
其一，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出以来，美国相继推出了“印太战略”、“蓝点网络”计划、“繁荣非洲倡议”、“促进美洲成长”倡议、新版“中亚战略”等，并正在使这些战略“实心化”,目的在于架空“一带一路”倡议。另有G7出台的B3W基建战略、日欧“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日印“亚非增长走廊”等，都有围堵“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考量。此外，西方国家屡次用“民众”“人权”“债务”"环保"等借口对"一带一路"污名化，推广西方价值观，毒化“一带一路”的外部舆论环境，影响相关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其二，美拉拢西方盟友，已对“一带一路”推进形成阻力。印度对华越发强硬，是中国推行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变数。近年来中印两国在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的竞争加剧，印度为了制衡中国，一改过去拒绝外部干预的做法。而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带一路”构成牵制，符合印度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在未来也会进一步与美国达成共识，积极塑造“印太”概念。作为“五眼联盟”的成员之一的澳大利亚紧跟美国步伐。在美国向盟友发出号召后，澳大利亚
是第一个积极响应并宣布禁止华为参与其5G建设的国家。其三，“一带一路”的共建国家众多，各国在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商业环境、文化环境、商业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对此，中国研究和应对不足，容易陷入合规风险之中。特别是许多东道国的各项制度或标准并不完善，而大多数的所谓“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程度有限，这些规则和标准也因对发展中国家要求过高而不具有适用性。
三、安全层面的挑战
目前，国际安全形势脆弱，构建普遍安全迫在眉睫。在全球化下，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如果没有全球层面的普遍安全，世界各国也难以实现持续安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多处于大国博弈地盘，区域热点问题层出不穷。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加剧了国际安全环境的严峻。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持续面临传统安全威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处的地区也常被认为是当今地缘政治最为复杂多变的区域。如中亚、西亚、中东和部分非洲地区，以及诸如缅甸、柬埔寨等个别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例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这些骚乱和冲突直接导致中国在当地投资受到威胁、损失，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一定困难。非洲方面，正成为全球反恐“最前线”,盘踞在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恐怖势力被打散后，不断加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据点并实现本土化。据统计，201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因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位居全球第二，导致中非共建“一带一路”面临逐渐加大的安全压力和风险。
二是后疫情时期，卫生健康、金融、生态等非传统安全风险进一步凸显，对“一带一路”合作形成新挑战。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肆虐，带来人员、财产、经济重创。金融方面，“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基础设施薄弱、资本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容易受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动的影响。生态方面，“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生态环境脆弱，一旦发生环境破坏，影响范围很广，可能导致地缘风险，造成跨国问题。
四、人文层面的挑战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和共建国家在教育合作、智库与学者交流、艺术交流、旅游活动等领域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在人文交流呈现出欣欣向荣景象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中国对外举办的人文交流由官方筹措的多，而民间投入不足。而由政府主导的人文交流在效果层面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容易造成距离感，影响力有限。这些内容与大众流行文化相距较远，且刻意设计的形式感较强，普通民众容易对此产生距离感。二是政府主导的人文交流容易让其他国家产生一定的戒备心理，一旦交流过程中出现问题，更容易出现抵触情绪。三是由政府主导的人文交流活动较少考虑市场因素，对投入成本和收益缺乏综合考虑。人文交流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政府搭好台后，应在随后的人文交流过程中遵循市场的规律。
其次，人文交流过度聚焦于文化展示，深度有待提高。文艺展演是推动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但这更多偏向于“展示”“宣传”而非“交流”,重“文化”而非“人与人”的交流。参与民众在整个过程中以“看热闹”或感受氛围为主，难以达到深层次的人文交流。在教育领域，孔子学院很大程度上还是起着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作用，但具有“交流互动”性质的活动并不多。这样的文化交流方式使中国文化的传播大多停留在表面，难以将代表着中国核心价值观和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内容传递给共建国家的民众。在文化产业的交流与合作方面，相较于影视行业，中国的图书、音像制品等其他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比例要相对小。因为图书这样的文化产品既需要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才能解读，又需要有专门的翻译人才对语言文字进行深加工，然而目前国内高规格翻译人才还处于紧缺状态。
最后，人文交流主要为中国单向式的输出，双方互动性不足。在中外人文来往中，中国交流的人员和机构数量更多，中国政府出资、筹措的项目数量更大，说明在中外人文交流过程中，中国处于更为主动的角色。以中非交流为例，中国艺术团、影视剧走进非洲的数量要明显大于非洲走进中国，中国媒体落地非洲的数量要远远高于非洲常驻中国媒体机构。
五、生态层面的挑战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要维持可持续发展，走向更好的明天，就必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然而，当前全球生态问题仍然十分严峻。
第一，可持续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共建国家绝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现阶段的首要任务。不少国家处于工业化转型过渡时期，石油和矿产资源消耗很大，发展模式相对粗放。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沉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累积恶化，将会严重制约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之相对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生态治理上的总体水平较低，这使得它们很难独自应对生态环境问题。
第二，全球生态治理制度存在着效率低下、碎片化等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大量消费化石能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造成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急剧上升，这也是造成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是，目前在生态治理领域的主导权仍然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上，它们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优先享受生态环境带来的福利，独占生态发展技术，强迫发展
中国家承担不成比例的生态责任。发展中国家在博弈中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权受到忽视，总体上不利于全球的生态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中国因环境与社会问题引发的投资争议甚至失败的项目增多。一方面，中国企业积极采购自然资源，如木材、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等，采矿等资源性投资的比重不断上升，让中国企业不断受到“环境威胁”的指责。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项目时，由于忽视了项目的生态和环保要素，缺乏对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认识，没有形成系统的设计、施工和运营方案。项目管理不规范，就有环境、安全等风险，容易致使项目进度受到影响、企业遭受损失，甚至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