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矛盾的斗争性
矛盾的同一性是和矛盾的斗争性始终联结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辩证矛盾的两种根本属性。在懂得了矛盾的同一性原理之后，必须进一步理解矛盾的斗争性原理，才能全面把握《矛盾论》的精神实质。
（1）矛盾斗争性的基本含义
与同一性对应的是斗争性。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矛盾的斗争性一般用“反”“交”“争”“仇”“分”等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矛盾的斗争性的解释是：斗争性是矛盾双方互相分离、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倾向。任何矛盾作为对立面的统一，矛盾的双方就不仅存在着同一性，而且必然存在着斗争性。试想，如果对立面之间没有相互排斥的属性，怎么能称之为“对立面”呢?
对立面之间如果没有互相否定的趋势，就只能是僵死的统一，就不能构成活生生的矛盾，也就无所谓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事实上，凡矛盾均自始至终地处于相互排斥的斗争之中。
应当注意的是，矛盾的斗争性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哲学范畴，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去加以深刻把握。任何具体的矛盾，都是由相反的、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132]。这是一切矛盾的共性、绝对性，但是，互相排斥和互相斗争的形式和情形又是多种多样的，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机械运动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运动中的吸引和排斥，化学运动中的化合和分解，生物体的同化和异化，社会领域内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人民内部和风细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学术领域里不同观点的争鸣，等等，都是矛盾斗争性的具体表现。哲学上的斗争性这一概念的涵盖面极为广泛，理论抽象程度很高，我们不应当把哲学上矛盾双方的斗争或斗争性，仅仅狭隘地理解为政治上的敌我斗争，同样的，我们也不应当把某一种矛盾斗争的具体形式，无边界地泛化为矛盾斗争性的一切形式。
不但在不同的事物中矛盾的斗争性有不同的情况，就是同一个矛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或不同的条件下，斗争的形式、特点、规模、尖锐的程度等也具有不尽相同的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在矛盾发生的初始阶段，矛盾斗争性表现为对立双方的差异，它们的对立性质尚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充分、完全展开。随着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差异逐渐显露和展开，矛盾双方的对立性质日益明朗化、公开化，相互斗争也随之激烈起来，最后相互之间的斗争达到激化的程度，导致矛盾的转化和解决。这就是说，随着矛盾的发展，贯穿于其中的斗争性也会经历一个从不明显到较为明显，再到激化的过程。
我们不能把斗争性等同于冲突和对抗，因为“差异就是矛盾”，事物的差异性也是一种斗争性。
概括地说，矛盾双方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等就是斗争性。尽管不同矛盾有不同的斗争形式，同一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斗争性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但这只是斗争性的方式、程度、作用、规模的差别问题，而不是斗争性的有无问题。当我们研究矛盾斗争性时，既要注意矛盾斗争性的普遍意义，又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有可能错误理解斗争性的哲学含义，导致对辩证矛盾的错误认识，从而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实践上产生左”的过火的错误行为。
（2）矛盾斗争性和矛盾的同一性的关系在分别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之后，《矛盾论》就转入对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关系的论述。两种矛盾的根本属性之间的相互结合与相互作用，推动了矛盾着的事物的向前发展，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根本动力。因此，在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时，应当从“动力”和“源泉”的角度去把握。
①“相反相成”
对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分别进行考察，是为了逻辑阐述和表达顺序的需要，但任何逻辑上的区分都不能等同于现实事物本身。
作为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在任何一个具体的矛盾体中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的。为了阐明这一道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以“相反相成”来描述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的相互关联。
“相反相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哲学命题。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
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133]
②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作为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同一性和斗争性揭示了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关系的深刻内涵。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弄清楚的是，同一性和斗争性在矛盾中的地位如何？它们各自具有什么特点？考察这一问题，将有助于加深对矛盾问题的认识。
首先应当确定，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是“相反相成”的，也就是说，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同样，没有同一性也就没有斗争性。斗争性和同一性作为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无论失去哪一种，都会使矛盾不成其为矛盾。因此，同一是对立中的同一，而对立则是同一中的对立。
《矛盾论》明确地阐发了为什么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
第一，“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134]，故同一性是相对的、暂时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135]，故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就从矛盾根源上揭示了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
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136]
第二，对立面的同一是有条件的，所以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无条件的，所以是绝对的。
《矛盾论》反复阐明这样一个道理：两个互相排斥的、相反的东西之间有同一性，所以两者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相互转化。但是，这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137]。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则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这一过程向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
第三，“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138]。
因为辩证法所说的同一性是矛盾的同一性，是包含差别和对立的具体的同一性，而不是绝对等同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同一性。如果绝对等同就构不成矛盾，也就没有运动和变化可言。如果把相对的同一性绝对化、无条件化，最终只能陷入形而上学。
总之，矛盾的同一性的相对性是指它的暂存性、有条件性，矛盾的斗争性的绝对性则指它的永恒性、无条件性，即指它能冲破特定条件的限制，将自身贯彻到底的趋势。然而两者都不能孤立存在或单独发生作用，而必须联结起来才能推动事物矛盾的发展。
③矛盾双方既同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我们已经知道，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弄清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含义、各自在矛盾体中的地位和特点，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后，对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思想，应当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这就涉及同一性和斗争性对事物发展所起作用的问题。
那么，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各起什么作用呢?
首先，矛盾同一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其存在的条件，由此而连成一体。因此，任何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发展过程都是在矛盾统一体中形成的，它规定了矛盾统一体的发展不是脱离对立面的发展，也规定了矛盾双方的同一，是发展中的同一。任何矛盾的一方都不能脱离它的对立面而孤立发展，总是以另一方的发展为前提的。就以旧中国的社会矛盾来说，反动势力和革命力量因矛盾同一性而联结起来，构成矛盾统一体，反动势力为巩固和发展自身，必然要限制革命力量的发展，而反动势力的发展同时又必然要促进革命力量的发展。可见，矛盾着的双方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是在双方互相依存、互为对方存在和发展前提的条件下实现的。
其次，矛盾的同一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方面，也表现在矛盾双方互相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表现于在互相作用、互相促进中得到各自的发展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但社会主义在排斥、否定资本主义的同时，并不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肯定成果和积极因素，相反，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吸收由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所带来的高度物质文明，特别是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规范的法制意识和健全的法治秩序。只有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互相依存、互相吸取、互相开放中，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吸取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之所以能吸取这些合理因素，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贯通的同一性。
这也是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哲学依据之一。
最后，矛盾的同一性作用还在于，矛盾双方的互相贯通、由此达彼，规定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造就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转化为向着自己对立面的变化和发展。例如，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过于软弱，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只能是以武装革命摧毁反革命势力，议会道路走不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也走不通，因而革命力量对反革命力量的胜利，决定了发展趋势只能是社会主义，换句话说，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斗争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概言之，矛盾的同一性为矛盾的转化提供了内在的根据，使得事物能够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如果矛盾双方没有同一性，没有由此达彼的条件、桥梁或中介，矛盾双方是不能相互转化的，事物也就没有发展和飞跃可言。
矛盾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什么积极作用呢?
矛盾双方的同一不是僵死的、固定不变的同一。就发展趋势而言，它最终必然被矛盾的斗争性所打破，使旧的矛盾体转化为新的矛盾体，因此，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集中体现了辩证法的革命性质，一切事物矛盾的变化要靠矛盾双方的斗争来推动，一切矛盾的解决离不开矛盾双方的斗争。如果没有矛盾的斗争性，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僵死的统一。
矛盾斗争性在事物量变过程中的根本作用，表现在它引起并推动矛盾着的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造成矛盾双方发展的不平衡，为对立面的转化和事物的质变创造条件。中国革命的历程，就是在矛盾斗争性的作用下，革命力量由弱到强，反革命力量由强到弱并最终被消灭的过程。如果没有矛盾斗争性所引起的对立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事物的根本性质就不可能改变，旧事物也就不可能转变为新事物。
在事物的质变过程中，矛盾斗争性的作用更加明显，当矛盾双方力量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到极限时，矛盾的解决只有通过斗争性才会成为现实，只有矛盾斗争性才能突破事物原有的极限。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于1947 年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又经过近两年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和战役，至1949 年前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已处于朝不保夕的崩溃边缘。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完成，则最终结束了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可见矛盾斗争性在促成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
概括地说，矛盾的斗争性无论是在事物的量变阶段还是质变阶段，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矛盾同一性的具体形式，如矛盾双方力量的消长，结构的变化，直至相互转化，实际上都是斗争性促成的。
要正确认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几点是必须注意的：其一，为了认识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我们才分别对它们进行考察，但事实上同一性和斗争性对于事物的推动作用，是在两者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共同发生和进行的。
其二，说矛盾同一性是相对的，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是为了说明两者在推动事物发展过程中各自的特点，但绝不能因此而认为“相对”就是次要的、可有可无的，“绝对”就是主要的、唯一的。因为重视斗争性忽视同一性，或重视同一性忽视斗争性，都违反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其三，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会因矛盾的特点、矛盾发展的阶段、矛盾所处的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具体形式也会各具特殊性，这都需要做具体分析，切忌抽象地、千篇一律地一概而论。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要研究和掌握矛盾斗争形式的特殊性，考察矛盾斗争性问题，不仅要了解它的理论含义，在逻辑上对它加以界定，还要考察它的七
不同表现形式，这对我们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矛盾论》以第六节一节的篇幅，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论述。这一节一开始就说：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
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139]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矛盾的斗争形式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问题。在他看来，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和特点，而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学说。
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140]
什么是对抗呢?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即表现为激烈冲突的矛盾斗争形式。自然现象中的弹药爆炸、火山爆发，阶级社会中阶级对立发展到一定阶段，表现为直接冲突，都是对抗的表现。
无可否认，毛泽东在他整个的革命生涯中，一贯重视对抗在矛盾转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从理论上论证了革命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革命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这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害怕革命战争，害怕建立工农武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那就是“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141]。但是，毛泽东同时又注意到，在人类历史中，阶级的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而不是它的全部表现形式。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样表现出了自觉的辩证矛盾意识和牢牢地把握具体情况具体地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基本原则。
《矛盾论》不仅指出不应当将对抗这一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142]，同时又指出矛盾的“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143]。这里显然孕育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具有本质的区别，但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
所谓对抗性矛盾，指的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具有对抗性质的矛盾。解决这类矛盾往往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所谓非对抗性矛盾，特指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不具有对抗性质的矛盾，解决这类矛盾不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由于在阶级社会中，对抗性矛盾是最基本的社会矛盾，贯穿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较为人们所重视，《矛盾论》也特意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专门列出，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深刻论述。
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144]
在论述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互相转化的原理时，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加以说明：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因此，党内斗争必须极其谨慎、慎重，不能不顾一切地采取对抗的方式。
《矛盾论》：作为实践哲学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的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哲学，它在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认识、理解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逻辑和发展规律，并由此深刻变革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实践中发挥了极其巨大的方法论作用。
《矛盾论》是毛泽东以深入研究事物的矛盾法则为理论目的，以清除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为实践指向的经典之作。毛泽东以现代中国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系为时代背景，以透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为基本任务[145]，抓住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问题中的几个关键环节，进行了极其精深而又具有独创性的研究，继承并且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的精神实质，发扬并且光大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优秀传统，同时也创造性地消化、吸收了国内外同代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研究的成果，并由此深刻反思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世界观方法论，在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系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毛泽东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但毛泽东更是一位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目标，有着远大社会理想和宏伟政治抱负的职业革命家。阐发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自然是八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但在我们看来，对事物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的发挥和阐发，仅仅是毛泽东战略思考中的一个理论铺垫或理论前提。作为一个胸怀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作为一位献身于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领袖和职业革命家，毛泽东进行哲学思考和哲学创造的深层思想动机，主要地不在于进行职业哲学家之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研究，而在于他所从事的那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于把百年来任人宰割被肆意凭陵四分五裂的中国，改变为一个真正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主权国家，在于通过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
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的中心或红线，是提供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描绘现代中国革命的思想蓝图，塑造现代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在创造和实践这一思想蓝图、哲学逻辑的艰难历程中，在把现代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升、凝炼为理论形态的卓绝劳作中，毛泽东遇到了难以形容、无法想象的各种各样的巨大挑战。我们有理由认为，毛泽东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不是外部的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高压和军事威胁，而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直存在并严重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主观主义。而在作为主观主义表现形态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教条主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前进发展的最大敌人，因为正是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一再地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造成严重挫折，甚至几乎一度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多么深刻而惨痛的教训。
毛泽东清醒而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哲学上肩负着的一个必须完成的重大而艰巨的理论使命和历史使命[146]，就是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一个关于如何认识和解释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范式和理论框架，绘就一幅如何进行革命的思想蓝图，创制一种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哲学逻辑，或者用一句现在时髦的用语来说，就是提供一个能够深刻阐明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模型。一句话，就是形成和提出一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生命线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以无与伦比的创造性的哲学思考、思想创造和理论智慧，实现和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哲学任务和理论使命。他精心创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意义，就在于它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模型，以其特有的哲学范式、理论框架，以经过他创造性使用的中国语言和表达方式，塑造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结构，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就《矛盾论》而言，毛泽东通过阐发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这一“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特别是通过详细发挥矛盾特殊性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矛盾理论，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如何认识、理解和解释现代中国革命的科学的理论模型，提供了一个批判、消解、打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无坚不摧的辩证法的武器，一个有着鲜明的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147]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列宁哲学思想所做的创造性的说明和发挥，在于他进一步阐明和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理论中的实质与核心地位，认为矛盾法则作为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阐明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作为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它们的根本分歧或对立就在于是否用矛盾的观点去认识和看待世界；明确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认识规律的方法论意义，深刻地体现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毛泽东高度自觉地建立起矛盾法则与方法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谆谆教诲和提醒中国共产党人，矛盾法则作为一种世界观，同时更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矛盾分析方法。我们有理由认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都是把矛盾法则的重大方法论意义提高到空前未有之高度的为数不多的政治领袖和职业革命家之一。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矛盾普遍性含义的界定和阐述可谓独具特色、清楚明白、易于运用。我们完全可以说，只要学过哲学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了解或记得矛盾普遍性的两个方面的含义：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矛盾分析方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共产党人中作为普遍的思想方法得到普遍运用，得益于毛泽东对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深入浅出的创造性的阐发和通俗易懂的表达。毛泽东哲学的时代性、实践性和人民性达到了出神入化、水乳交融的统一。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和明白，为什么到了今天，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响亮而有力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一命题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所在。
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的一个最独特的贡献，是他特别重视和详细发挥了矛盾特殊性理论。[148]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毛泽东的哲学研究始终深深地植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矛盾体系，着眼于揭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着力于把现代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升为哲学的理论形态。毛泽东之所以把教条主义者严厉地批评为懒汉，之所以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发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149] 的严肃的理论命令和实践命令，是因为他们仅仅满足于矛盾的普遍性，只知道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公式，而不愿意花大气力去深入地、创造性地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愿意深入考察中国社会的实际，不愿意具体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愿意总结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正是基于教条主义这样一种严重的思想倾向和现实状况，毛泽东在矛盾问题的研究中才用极大的精力、心血和篇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用浓重的笔墨、大量的篇幅考察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并由此突出而鲜明地强调了理解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即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对现代中国革命问题的独具特点的哲学反思，是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批判和消除“左”
倾教条主义的有力的哲学武器。
毛泽东关于矛盾法则、矛盾辩证法问题的阐述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创造性的贡献。他关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精深研究和生动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的复杂的矛盾体系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提供了至今依然是经典的方法论原则[150]。毛泽东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之为矛盾基本属性的论述，对于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相互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的科学考察，不仅在中国哲学史，而且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亦有其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矛盾论》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模型，它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已经由于现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明。
我们在这里虽然不能详细展开，但必须谈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矛盾论》提供的哲学逻辑、哲学模型经由邓小平的卓越运用，发生了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开放的重大转变。邓小平运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一伟大的矛盾法则，提出了一个响彻于当代世界的伟大命题和著名论断：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由此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实现了社会主义由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重大转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革命性的变革历程。
在此，我们还要再一次提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和“事物的矛盾法则”的最具经典性的精彩论断，作为我们本“导读”的一个基本结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51]。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152]
【本章注释】
[1]（法）让· 雪斯诺敏锐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重大成就：“历史地说来，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洋的进步思想发展而来的，但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怎样可以由中国人民的无数经验而丰富起来，怎样能够成为整个的中国民族文化的先锋，这却是毛泽东的著作莫大的价值。”
（许全兴、陈葆华、冯国瑞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党校内部发行），1987 年版，第69 页）
[2]《列宁全集》第38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305 页。
[3]（美）弗朗西斯· 苏基于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的立场，对毛泽东的矛盾概念进行了具体研究并做了高度评价，在他看来，矛盾概念成了“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的关键性概念，也成了他整个哲学的核心。而可转化性原则就成了解释矛盾各种属性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这种原则在实际问题中的运用，在某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73 页）[4]《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9 页。
[5]《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0 页。
[6]《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56 页。
[7]《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0 页。
[8]《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1 页。
[9]《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1 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1 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4 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5 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8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43 页。
[15]《列宁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13 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7 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9 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1 页。
[19]《列宁全集》第38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409 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9 页—第320 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8 页。
[22]《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0 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52 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2 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70 页。
[26]《列宁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92 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 卷，人民出版社1971 年版，第506 页。
[28]《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2 页。
[29]《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6 页—第327 页。
[30]（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 年版，第39 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1 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61 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31 页。
[34]《列宁全集》第38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111 页。
[35]《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40 页。
[36]《列宁全集》第38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408 页。
[37]《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7 页。
[38]《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8 页。
[39]《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93 页。
[40]《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3 页。
[41]《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4 页。
[42]《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4 页。
[43]（苏）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13 页。
[44]《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5 页。
[45]《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3 页。
[46]《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2 页。
[47]《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1 页。
[48]《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3 页。
[49]《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3 页。
[50]《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3 页。
[51]《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5 页。
[52]《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0 页。
[53] 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71 页—第272 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20 页。
[55]《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0 页。
[56]《毛泽东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346 页。
[57]《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0 页。
[58]《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42 页。
[59]《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0 页—第301 页。
[60]《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1 页。
[61]《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57 页。
[62]（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第65 页。
[63]（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第66 页。
[64]《列宁选集》第2 卷，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559 页— 第560 页。
[65]《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1 页。
[66]《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3 页。
[67]《列宁全集》第38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390 页。
[68]（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第65 页。
[69]（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258 页。
[70]（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第68 页。
[71]（德）黑格尔：《美学》第1 卷，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154 页。
[72]《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5 页。
[73]《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6 页。
[74]《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52 页。
[75]《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5 页。
[76]《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7 页。
[77] 余源培、夏耕：《辩证法故乡的哲学新葩——毛泽东的〈矛盾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82 页。
[78]《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7 页—第308 页。
[79]《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8 页。
[80]《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9 页。
[81]《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9 页。
[82]《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9 页—第310 页。
[83]《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0 页。
[84]《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1 页。
[85]《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1 页。
[86]《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1 页。
[87]《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490 页—第491 页。
[88]《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5 页。
[89]《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9 页。
[9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44 页。
[91]《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4 页。
[92]《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4 页。
[93]《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4 页。
[94]《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4 页—第315 页。
[95]《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2 页。
[96]《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2 页。
[97]《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7 页。
[98]《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9 页。
[99]《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2 页。
[100]《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3 页。
[101]《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3 页—第314 页。
[102]《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8 页。
[103]《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9 页。
[104]《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8 页。
[105]《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7 页。
[106]《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8 页。
[107] 余源培、夏耕：《辩证法故乡的哲学新葩——毛泽东的〈矛盾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29 页—第130 页。
[108]《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9 页—第320 页。
[109]《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0 页。
[110]《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6 页。
[111]《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0 页。
[112]《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2 页。
[113]《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2 页。
[114]《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2 页。
[115]《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5 页。
[116]《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2 页。
[117]《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6 页—第327 页。
[118]《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7 页。
[119]《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7 页。
[120]《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0 页。
[121]《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8 页。
[122]《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8 页。
[123]《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8 页。
[124]《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8 页。
[125]《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0 页。
[126]《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9 页。
[127]《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1 页。
[128]《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0 页。
[129]《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0 页。
[130]《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1 页。
[131]《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1 页—第332 页。
[132]《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3 页。
[133]《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3 页。
[134]《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2 页。
[135]《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2 页。
[136]《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2 页—第333 页。
[137]《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3 页。
[138]《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3 页。
[139]《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4 页。
[140]《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5 页。
[141]《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4 页。
[142]《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5 页。
[143]《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5 页。
[144]《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5 页。
[145]“莱文指出，在毛泽东写作《矛盾论》时，他已经达到了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说，毛泽东迫切期望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不再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命是从。……莱文认为……《矛盾论》的创作就是要为这种政治上的‘中国化’——而不是‘俄国化’——提供哲学基础。”（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133 页）
[146]《实践论》《矛盾论》对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一个关键环节。“与《实践论》一样，《矛盾论》也被国外学者认为是一篇精彩的哲学论文，可以被当做是走近毛泽东心灵深处的一把理论‘钥匙’。”（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71 页）[147] 日本学者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毛泽东写作《矛盾论》的深层实践动机，并由此评价了毛泽东在哲学矛盾观上的重大贡献：“1952 年，日本学者松村一人在《思想》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文章指出：……‘毛泽东在理论上创造了克服一切公式主义并符合复杂的客观世界的矛盾辩证法，这种矛盾辩证法彻底地打破了对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的理解。’‘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具有两方面的划时代意义。第一，将矛盾规律作为辩证法诸法则的核心，由此而阐明了诸法则的内在联系；第二，第一次将矛盾的特殊性等重要问题从哲学上加以理论化。’”（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71 页）
[148] 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的学说在国际上亦得到了高度评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国外研究者尤其强调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国外学者都十分关注《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特殊性、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关于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精彩论述，认为它们是《矛盾论》的主要特色，是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戴维· 麦克莱伦指出，教条主义者由于不得矛盾的特殊性，不知道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遭到了毛泽东最严厉的批判。与矛盾的普遍性相比毛泽东更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就是毛泽东抓矛盾特殊性，认真分析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果。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方面，由于强调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有时更倾向于适当地强调政治、文化上层建筑的因素。”（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72 页）
[149]《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34 页。
[150] 这里有必要谈到的是，阿尔都塞从其“多元决定”的历史观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尽管必须强调经济的优先性，但“在人类历史的具体展开演进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恒久占有绝对的支配性地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才认为是毛泽东“第一次准确地指出了次要矛盾与矛盾的次要方面绝不是可有可无，可以不予重视的；矛盾体系内的不平衡会不断被打破，不同方面在体系内的地位也不断会发生变化。这是毛泽东《矛盾论》的重要特点”。（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 页）
[151]《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0 页。
[152]《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6 页—第33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