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岩”的故事，小说的版本仅仅是革命先烈们在狱中的一段艺术再现，而围绕“红岩”那段革命历史的真实故事，其实远远比小说要复杂得多，它包括了“11·27”大屠杀之后的几十年来甚至今天还在继续的故事……
无法想象，当我走进那段历史、与那些曾经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坐过牢的脱险难友——虽然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及其那些烈士的亲属们接触之后，给我内心带来强烈的震撼：“红岩”真是一座血红血红的丰碑，在这块血红血红的丰碑上，凝结了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甚至难以理解的撼天动地的故事。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在“11·27”大屠杀中英勇牺牲的一些相当数量的革命志士一直没有被政府和组织认定为“革命烈士”身份，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们长期忍辱负重，以另一种忠诚，演绎了对党的信任和期待。而且我知道，到今天为止，关于“11·27”大屠杀中还有几十位牺牲的难友只知其名，却不知其身份，也不知其来自何方、逝于何时，更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谁，他们为何被关在监狱，又该不该像江姐式的英雄被刻在我党的光荣史册上？他们甚至有的连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的名单上……
这是为什么？因为有关部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至今仍然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身份。许多员，由于当时都是地下工作，又是单线联系，而且不少人用的是假名。被敌人逮捕后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们有的继续编一个假名来蒙骗特务的审问，因此直到牺牲后仍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现存的“红岩”革命烈士的评定，也是经历了几个过程。最早的一批是根据罗广斌等脱险难友们出狱后提供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应该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但谁能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都会在敌人的监狱里相互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另外的同志呢？因此这一部分人一旦被敌人残害后就再也无法有人来证明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在狱中的真实表现了。另一个渠道是有关部门从缴获的敌特机关的档案中查悉的材料得出某种历史性的结论，比如有人在敌人的审讯纪录中可以看到他们不屈不挠的英勇表现，但也有一些员在敌人的审讯材料中把一些自己担任的职务、做过什么事等等都如实的“交待”了，这部分人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和“坚定的员”，过去一直存疑。
《红岩》小说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邓惠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
关于邓惠中的事迹，前文已经有过详细的介绍。对这样一位杰出的员，除了小说里有一个传说般的故事外，很少有人知道她叫“邓惠中”，而且她是跟自己的儿子一起牺牲在监狱里的。但由于解放初期在评定烈士时，有关部门发现在敌特机关保存的审讯材料里有一段邓惠中的“交待”，她把自己在党内干的什么事、曾经与敌人打过的几次战斗经过都说了，这样她就一直没有被评上“革命烈士”。“文革”中，更是有人拿着敌特的审讯“证据”说她邓惠中是“叛徒”，因为在过去，我们一般在认识历史时总把是否向敌人承认自己身份或“交待”什么事，作为判别“革命的坚定者”还是“叛徒”的基本标准。所以，邓惠中这样坚强而又为华蓥山游击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女英雄，在被敌人杀害后的30多年里，一直被误认为是“大叛徒”。
过去对“革命烈士”和“叛徒”及“不确定身份遇难人士”的认定，一直是相关部门的“核心机密”，外人常常一头雾水，有冤情也无法申诉，即使申诉了也不太容易获得纠正。除了极“左”时代的政治因素外，更多的是我们的相关部门宁可将问题模糊一些，也不愿让那些曾经给革命带来极大伤害的叛徒获得一点点“解放”的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许多像邓惠中这样真正的革命烈士却蒙受了不白之冤。
“11·27”大屠杀过去60多年了，按照历史档案的保密规定，多数档案已经解密。这样，我们也有机会看到一些宝贵的历史材料。比如，当年“证明”邓惠中向敌人“交待”和“背叛”的审讯记录——第一份是民国37年9月13日即1948年9月13日，邓惠中在自己的家乡岳池县被捕后伪军法室审讯她的笔录材料，邓惠中回答了敌人的一些问题，诸如：
问：你任教员有几年了？
答：有三年了。
问：你丈夫何名？
答：邓福谦，他××年出外到84师（武汉）作秘书没有回来过。
问：现在在何地方？
答：听说被****抓去了也没有准。
……
下面是邓惠中的签名。另一份是同年9月21日的审讯材料：
问：你在七月廿后，开过几次会？
答：在万塔山毛慎修这两处开过会。
……
最后也是邓惠中本人的签名。材料中许多文字难以理解。
对这样两份敌特的档案材料如何看待，在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是可以想象的。邓惠中因此一直没有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现今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当年每位在监狱里牺牲或死去的人都有相应的材料，其首页是统一用铅印的题为《被难烈士登记表》。当时由于条件有限，凡是确定为“烈士”的就被分为“甲”级、“乙”级或甲下、乙下，依次来认定谁是最革命者、谁是一般的牺牲烈士，但在一些明显是叛徒的表格上就会写上“叛徒”字样，而对那些未确定身份者则标上“不确定”的字样。在邓惠中的表上，我们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份《被难烈士登记表》中的“烈士”二字被改成了“人士”，而且旁边还写有一个“叛”字。就这样，邓惠中便从“烈士”变为“人士”，变成了“叛徒”。这简简单单的几个不同的字，决定了邓惠中在死后的命运完全与江竹筠和许晓轩等人不同了。后者通过革命小说和革命戏剧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前者邓惠中则长期地被埋藏在革命的“可耻叛徒”之列。为这，她的亲人和家属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历史终究不能颠倒黑白。”这类话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明辨是非，让真相获得应有的认可却非易事。再说，什么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没有假相的存在？假相中难道不会隐藏着真相？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地下工作和异常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凭一个简单的“证据”、旁人看法和敌特分子的一份“审讯”材料就轻率地认定谁是革命者、谁是革命的叛徒呢？而如果不是依据像罗广斌这样的脱险者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和敌特机关当时留下来的现场“审讯”材料，你又能拿出什么来证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命呢？
呵，太复杂了！
革命者面临的考验何止是敌人的严刑拷打，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非常考验，包括被组织和自己队伍中的革命同志们的误解，有时这种误解将是永远的……谁能经受？真正的员能经受！真正的忠诚于组织的、又有坚定信仰的人能经受！而且，真正的员必须经受各种考验！这也是“红岩精神”能够万代相传的根本所在。
杨汉秀烈士的事迹，前面也曾介绍过，但由于她是被自己的亲伯伯杨森杀害的，而且又是单独秘密杀害的，因此虽然她当年被定为“革命烈士”，可由于她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加上她狱中用的名字与真名又不一样，其亲生女儿为了找到自己的母亲，解放后费尽心血，受尽心灵折磨，最后也是在烈士牺牲30多年时才知道了母亲的真实情况。我从红岩纪念馆的档案里看到了杨汉秀女儿李继业写的一篇“亲爱的妈妈杨汉秀”文章，很受感动。下面摘选部分段落给读者：
每个人都有妈妈。可是，我的妈妈是谁？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要我了？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
那时，我还没有上学。有一天，与邻居小孩玩耍时发生了矛盾，突然，她们喊道：“你是抱的娃。”我一下愣住了，我怎么会是别人抱养的孩子？那我的亲身母亲又是谁呢？我不知所措，仿佛掉进了冰窟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小伙伴为了要制服我，胡乱编造的谎言。但是，从那以后，她们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攻击我，却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话去对付过别人。我只好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因为我相信它确实是真的。
我家左邻右舍全是解放前的老邻居，他们都认识我的亲生父母，自然对我的情况很熟悉。平时大人们在议论我的时候，被身边的小孩听见了，就成了他们攻击我的材料。
从此，屈辱、自卑笼罩着我。因怕别人骂我是抱的娃，只好处处忍让，尽量不与别人发生争执。表面上，我给别人的感觉是既开朗又活泼，但我内心深处却埋藏着不易被人察觉的痛苦和忧伤。
我想问养母，究竟我是不是他们抱养的孩子？我的妈妈又是谁？可是，几次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不愿捅穿这层包着的纸，怕从此打破家中的宁静与和睦。平时，我在养父母面前佯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外面如果受委屈，晚上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泣。那时，我感到好可怜，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有一天晚上养母听到了我的哭声问我时，我只能用刚刚做了一个恶梦的话来搪塞。
直到1961年我小学毕业前，老师拿出覆历表让我们填，其中就有一栏“是否烈属”。我拿笔首先就把烈属这栏划掉了，老师说我是烈属，让我把烈属这栏填上。老师的话把我惊呆了，以前，只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儿，可是，现在又说我是烈士的后代。我那时虽不太懂事，但烈属的概念还是明白，我心中就好像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什么滋味都有，高兴与悲伤并存。高兴的是，我的身世之谜终于被揭开；难受的是，我做梦都想有一天能见到妈妈。却永远见不到了。
就在那年暑假，老师、教导主任来到了我家，养父母终于将我的身世告诉了我。其实，我的情况邻居、学校、派出所都知道，以前，他们怕我年纪小不懂事，所以一直瞒着我。
我出生还不到两个月时，妈妈急着要回渠县去参加龙潭武装起义，不能带我同行，因此给我请了一个奶妈。由于奶妈只有十八岁，妈妈不放心，又请邻居（后来的养母）抽空帮忙照顾我。妈妈怕离我而去引起别人的怀疑，她对养母说：“我要回老家去收租，由于天太热，我不能带小孩去，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回来了。”那时大家都知道她很有钱，但究竟是干什么的却搞不清楚。所以，妈妈以回去收租为借口离开我，大家都不会疑心。
当时，妈妈和爸爸用的都是化名。妈妈叫杨稚华。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后，即给养父母写了一封信，署上了她的真名杨汉秀，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而事隔多年后，他们竟将我妈妈杨汉秀错记为杨益秀。
知道妈妈是烈士后，有一天，我偷偷跑到烈士墓去，希望能找到妈妈的名字，那时烈士的名单陈列在大墓左侧的房子里，我翻来覆去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杨汉秀”三个字，我仔细地看了所有陈列内容，也没有找到杨益秀这个名字。我怀着失望与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烈士陵园，一路上我想得很多，由于没有找到妈妈的名字我幻想着妈妈牺牲的消息只是误传，因为火烧渣滓洞后，家人曾去清尸，一直没有找到妈妈的遗体，我怕妈妈是叛徒，所以才榜上无名。难道……这一个个疑团，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我实在无法解释清楚，又不知该问谁。从那以后，我怕别人问我的身世，自己也从不提起。
鉴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性，养父母知道我父母的事情很少。他们知道我妈妈是杨森的侄女这一重要线索，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敢告诉我，怕我出去乱讲会受到株连。直到1972年我从山东回家探亲，养母才告诉我，并一再嘱咐我不能出去说。当我知道这条线索后，决心要把自己的身世搞清楚。1975年我调回重庆工作后，了解到一职工的父亲解放前在渠县时曾见过我的妈妈两次，他还认识一个曾给我外婆家护院的人。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激动得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一见我便感到我像妈妈杨汉秀，可是我坚持说我的妈妈叫杨益秀不叫杨汉秀，我还请他回去替我打听杨森是否还有一个侄女叫杨汉秀，他说：“据我所知，杨森只有一个侄女是从延安回来，在渣滓洞牺牲的。”他回到渠县了解到一些情况后，来信请我亲自到渠县去一趟。1976年春节后，征得养父母同意，我在厂党委开了一张介绍信，便踏上了寻亲之路。
我先后到渠县、成都等地，找到地下党的老同志熊扬、陈云龙等，还有妈妈生前的朋友及解放前给外婆家中护院的人，由于我模样、身材长得很像我的妈妈，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凡是认识我妈妈的人看见我时，全都说我长得像妈妈，甚至说我走路的姿式和说话的样子都像我的妈妈。在妈妈的一个朋友家中，我第一次看见了妈妈的照片，我带着这张照片回重庆，为了证实我与照片上的人是否是母女关系，我对养母谎称没有找到妈妈的消息，并装做很不在意地拿出妈妈的照片给她看，问她认不认识这个人，养母一见照片惊喜地对我说：“这就是你妈哟！你还真有办法，把你妈的照片都找到了。”那时我都28岁了……
……由于是秘密杀害的，妈妈牺牲后，一直没有找到她牺牲的准确地点，都以为妈妈是火烧渣滓洞时牺牲的。
直到1977年，我们才知道了妈妈牺牲的准确地点和经过。1975夏天，据歌乐山农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刚坡碉堡中掩埋过一具带手铐的女尸，烈士陵园派人调查核实后，请专家进行骨骼鉴定。又根据特务的口供，确认牺牲的烈士就是我的妈妈杨汉秀。
有一天，通知我们亲属与烈士陵园、民政局的同志一道，到妈妈殉难地去挖掘清理遗骨。这一天我终身难忘，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妈妈，因为妈妈离开我时我还不到两个月，而妈妈牺牲时，我还不到一岁半。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妈妈呀！当我得知要去清理妈妈的遗骨时，心中异常激动，几乎不能自已。
一路上，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妈妈呀！你知道吗？你的女儿今天终于找到你就要见到你了，你再也不会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躺在这荒郊野岭了。妈妈，你知道吗？你最最放心不下的小女儿，就要来到你的身边。
由于妈妈是被仓皇弃尸，当时只浅浅的埋了一下，几十年来任凭山水冲刷，妈妈的遗骨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只有按照当地老农指点的位置，用手在泥土里小心地扒着、找着。经过仔细辨认，才找到一些骨头。我轻轻地拿着妈妈的每一块骨头，小心地放在我手里拿着的纸口袋里。我把口袋放在我的胸前，感到妈妈和我贴得是那么近，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妈妈牺牲的消息不是真的，期望妈妈有一天能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能与妈妈在梦中相见；又有多少次，因为想您，女儿在梦中哭醒。这些，妈妈您都知道吗？女儿多么希望能得到妈妈的爱，多想喊您一声“妈妈”呀！
世界上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又有哪个儿女不爱自己的妈妈？正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儿女不再失去这种爱，我的妈妈英勇地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年幼的我，从此失去了人间最宝贵的母爱。但是，我感到更多的则是自豪，为有这样一个好妈妈而感到无比骄傲。
妈妈自从参加革命后，历经了许多磨难和严峻的考验，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她从不气馁，对党的事业的追求永远是那样的执着；她对待同志、战友总是那么热情宽容，帮助别人十分慷慨；对待困难又是那样乐观，从不叫苦。
妈妈牺牲后，由于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直接与妈妈联系接头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同志也牺牲了，妈妈的真实情况很少有人知道，虽然妈妈在1950年第一批就被认定为革命烈士，但长期以来却寂寂无闻。
1977，哥哥从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吴铭同志”见周副主席的介绍信，上面有王维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两处亲笔批字。至此，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在渣滓洞监狱坐过牢、牺牲在歌乐山金刚坡碉堡的杨汉秀。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特写信将我妈妈的情况做了介绍和说明：“关于吴铭烈士，确系周副主席在延安介绍到交际处金城同志处住，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随他一起到重庆。那时想利用她同杨森系叔侄，派她去作地下工作。”而且还确认：“吴是员、表现好，所以才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后来牺牲在重庆歌乐山。”
虽然妈妈曾经寂寂无闻几十年，不为人知，但是党没有忘记她，人民没有忘记她。她毅然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的行为，特别是在人们不理解她、怀疑她，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都没有动摇跟党走的决心。她的精神得到人们的称颂，很多报刊、杂志上都登载了妈妈的事迹。1980年11月25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我的妈妈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
李继业的妈妈杨汉秀的遗骨，晚了31年放进红岩革命烈士纪念地。就是这样一位历史非常清晰的烈士，为了给予她应有的正名，烈士的亲属和战友们曾经到处寻求组织解决和帮助寻找遗骨，前后花了七八年时间，仅仅为调查烈士被害过程和寻找与挖掘烈士遗骨，就有数以百计的人员参与其中，其间历尽的周折难用笔墨形容。最后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等重要证人出面作证，也不知结果如何。然而，毕竟杨汉秀的名字还是被最终列入了红岩革命史册上，可相比杨汉秀，还有许多革命先烈死后的境遇就要差得多了。
“11·27”大屠杀后，留给中国人的考验实在太多，而且涉及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那些已经牺牲了的人们，还有他们的战友、亲人和组织……当然，那些革命烈士们自然一直是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风云变幻中的主角。这些主角，他们自己都不曾想到在他们牺牲后的很长时间里，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一直就没有完结过，而且有时则越变越复杂和曲折。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那场“**”浩劫自然是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曾经有一段时间，****掌握了主宰中国文化命运的生杀大权，在她推行“样板戏”的同时，对所有其他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艺术一概否定之，《红岩》被推入了“反革命大毒草”之列，那些在《红岩》中出现的英雄人物自然跟着倒霉。除了“江姐”命运稍许好一些——主要原因是对“红梅赞”很欣赏，所以胆大妄为的****没敢全盘否定江姐，但****知道有一个人特别欣赏《红梅赞》，这个人就是当年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为了实现她彻底否定《红岩》的目的，曾在一个重要场合放出这样的风：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没有一个好东西。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的一句话，几乎使所有与“红岩故事”相关的人和革命志士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叛徒”，那一场浩劫对死去的革命先烈和他们的亲属与战友们带来巨大的伤害。在重庆，在四川，曾经出现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可怕情形：那些原本英名被刻在纪念碑上的烈士名字被涂抹掉；解放初期由政府颁发的烈士证明书被“没收”并烧毁，烈士的子女成为“黑五类”。一年一度的“11·27”英烈纪念会，被诬蔑为“替叛徒招魂的反革命复辟会”。《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之死便是例证，他的夫人至今都不相信曾经在敌人的白公馆屡受特务分子严刑拷打而不曾屈服过的丈夫，怎么可能会在造反派的一番恫吓和污辱下就“跳楼自杀”了？厉华坚信，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接触到那份由罗广斌当年在出狱后向组织写的《狱中报告》，不可能无原由地少了两章半内容，“肯定罗广斌在《狱中报告》上面的内容更具体和涉及到了一些重要人物在狱中和平时工作中的不良形象，因此有人会想尽办法不让原本完整的报告出炉，然而这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厉华认为。
以为推翻了蒋家王朝、曾经统治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逃到了台湾，我们大陆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那就太天真了，大错特错了！如所言：一切垂死挣扎的反动阶级及其代理人是不可能放弃他们的反动立场的，他们始终不渝地会寻找机会对真正的革命者和我们的事业进行各种各样的报复和破坏。、“四人帮”一伙人为了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借“文革”的机会，制造“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这样严重违背客观历史的政治结论，从而造成了与“红岩”和“11·27”大屠杀中相关的所有牺牲了的员和革命志士的政治命运发生了彻底的颠覆，由此也使他们的亲属、战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有一位与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一起被敌人作为“重犯”枪杀于1949年11月14日的烈士叫袁尊一，是位16岁就入党的“红小鬼”式人物，他生前曾担任过地下党川东临委及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为了革命事业，他屡屡出生入死，承担组织交付的一个个艰巨而机密的任务，同时袁尊一又独立担任相当量的组织工作，单线发展和培养了如涂兆兴、幸锡祥、谢以思、谭月英等一批同志入党。王璞牺牲后，袁尊一作为了解川东地下党组织的特殊人物，他又与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等同志并肩同敌人进行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接受了残酷斗争条件下的种种考验，具有卓著的组织能力和对敌斗争经验，在同志们心目中威信很高。袁尊一是1948年8月12日上午8时，在到重庆市临江路的地下党员何忠发那里时，因叛徒刘国定出卖了何忠发而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们抓捕的。由于袁的身份特殊，因此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特务们曾让叛徒刘国定当面与袁尊一对质，袁尊一大义凛然，将刘国定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特务头子徐远举不相信年纪轻轻的袁尊一能这么“硬扛着”，便亲自审讯，结果一无所获。袁尊一的坚强表现在这位心狠手毒的特务头子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在我监狱里接受改造的徐远举，曾在自我交待罪行材料中有过关于袁尊一的话：“袁尊一，20余岁，四川人，地下党员，1948年夏，他去临江路占家巷解中旅馆与地下党员何忠发联系被捕，以后牺牲于渣滓洞，被捕时特务们在他身上搜出一两金子，我同他见了一面，我问他家住什么地方？家中有什么人？他说：‘家住在朝天门，只有一个老母亲……’他反复说：‘我母亲虽然没有饭吃，不会要你们的钱的。’”可见，袁尊一是位不可能被毒刑和物质**的坚定的员。1949年11月14日，敌人之所以将袁尊一与江竹筠等人一起提前杀害，足以说明他在敌人眼里的分量。就是这样一位令敌人都感到心惊肉跳的不屈不挠的员，却在“文革”中被诬陷是“叛徒”。关于袁尊一，他的战友们还知道他在生前做过几件特别令战友们感动的事，那就是他还收养了烈士王璞和左绍英夫妇的女儿小凯渝（解放后改名为雷咏雪）。袁一家为了让烈士的后代少受心灵伤害，百般呵护，关爱无比。可是袁尊一牺牲后，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到3岁就因病死了。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他直接发展的地下党员谢以思，承受不了失夫丧女的沉重打击，另嫁他人。袁尊一的老母亲为了让烈士事业有人继承，便将袁尊一的胞兄袁昭仪之子袁继武作为烈士之子，而且这一过继关系，得到了政府认可，从此没有了后人的袁尊一有了继承人。然而，令人无法理喻的是，像这样一位实际上是“断后”的人，****及其爪牙们仍然没有放过对他们的污辱和迫害。袁尊一被诬蔑为“叛徒”后，原来在敬老院的他的贤良而有觉悟的老母亲也得不到照顾，被病魔拖死于1971年；曾经是他妻子的谢以思也没有被造反派们放过，长期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牛棚里罚苦役，落得一身重病，死于1978年，时年不到60岁。连“父亲”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的过继来的儿子袁继武也因为是“叛徒的儿子”，被剥夺了升学、当干部的种种权利，一直生活在最底层……
袁尊一烈士及其亲人们所受到的如此不公的境遇，激愤了他的战友和同志。有一位女地下工作者谭月英（后改名叫谭群生），实在无法接受作为自己的战友和上级的袁尊一烈士会在牺牲后受到如此残酷的诬陷和他全家遭受的政治迫害，从“文革”初期的1966年开始，便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袁尊一的革命事迹，历时整整30年，直到1996年才正式完成了《袁尊一烈士事迹》的文稿出版工作。这位在黑色的地下工作中，在与袁尊一的交往和共同战斗中，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上级但始终没有表白过一句话的女员，当她看到烈士失去自己的女儿、妻子改嫁、养女也被领走后，便默默地将自己的女儿改名为“杨袁锋”，默送给烈士作义女。为了感谢这位后半生几乎是在为烈士而活着的、心怀诚挚爱情的女员的崇高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袁尊一的事迹，在此我们摘录谭月英女儿根据她母亲几十年整理收集的袁尊一事迹而作的一次讲演：
我名杨袁锋，1962年在重庆出生后，为了纪念“11·27”烈士袁尊一伯伯，妈妈把我默默地送给袁尊一烈士为义女，以替代1952年病死的袁伯伯和谢以思孃孃的亲生女儿晓华姐姐。为继承袁尊一烈士的革命遗志，将我取名杨袁锋。袁尊一烈士，他是我妈妈的引路人、党的领导同志、亲密挚友、战友。袁尊一烈士的爱人谢以思孃孃是地下党员，她对我妈妈很好，也很爱我，曾给我讲过袁伯伯的斗争故事，袁尊一烈士的妈妈孙道清婆婆和袁伯伯的寄养儿子袁继武哥哥，在重庆市市中区（现为渝中区）八一路烈属敬老院居住，由人民政府供给生活费用。我出生后，每逢假节日妈妈都带我去烈属敬老院看望袁婆婆、继武哥哥和其他的烈属爷爷婆婆，他们非常的喜欢我。我几岁时，他们就给我讲烈士的故事，袁婆婆很慈祥，最爱我，常给我讲袁伯伯小时候的故事。“**”中烈属敬老院的生活条件没有原来好了，我妈妈还接袁婆婆和其他的烈属婆婆到我们家里做客。这样，她们更加爱我，因此我自小能听到烈士的故事。当然，关于袁尊一烈士的事迹，更多的是通过我妈妈所讲的袁伯伯的事迹……
……
在南岸中学读初中时，袁尊一就喜欢读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书籍，并且异常崇拜这些人物。他又聪明机灵，很受老师器重。老师中的员（地下党员）特别喜欢他，经常对他进行教育，使袁尊一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因此1937年袁尊一实足年龄只有16岁时，就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党员。
在铜梁正谊中学读书时他与学生中的地下党员蒲世隆、张金城组成党支部，袁尊一任党支部书记。后袁尊一考入重庆社会大学政治系，开始成为党的职业工作者。他从1943年至1948年被捕前的几年间，曾先后以商号会计、报社编辑、小学教师、中学职员等社会职业为掩护做党的工作。
1948年4月份党内出了叛徒后，很多地下党员被捕，这时袁尊一的工作担子更重了。他只得放弃社会职业，终日奔走于各地秘密联络和组织员们。他常常起早摸黑，他对自己的爱人（地下党员）这样说过：“你我要学着饿肚子，至少也要能饿上三天能顶得住，不然完成革命任务是很困难的。”
其实，袁尊一的家庭生活一直很清贫。他入党后，为了干革命工作方便，与他哥哥各住一方。他和母亲单独住在重庆市区千厮门小河顺城街的贫民院，条件十分艰苦。我听妈妈讲：袁尊一伯伯和袁婆婆解放前的家，在又脏又臭的窄巷内贫民院楼上一间墙壁有缝、楼板有洞的小破楼里，但整理得很清洁整齐，充满生气。从1946年起，我妈妈常到袁尊一家里去，她和袁尊一及袁婆婆相处得非常好。袁家很穷，经常吃了上顿无下顿，天天吃稀粥度日，但袁尊一伯伯身上确实常常藏有黄金，这些黄金是他为党筹集的党费，是专门缴到组织给游击区支援武装斗争用的。他们家里老小饿肚子，却从不动用分文的党费，而且自己还要千方百计想法多给党组织筹集经费。
袁尊一的爱人谢以思，原是何忠发烈士的弟弟何泽民的妻子，何泽民也是员。但谢孃孃与何泽民结婚不久，丈夫何泽民就患伤寒暴病死了。何忠发为了解除弟媳的痛苦，把她从宜宾带到重庆，托袁尊一继续培养她入党和介绍工作。1947年2月，袁尊一正式介绍谢以思加入了地下党。为了便于掩护和抚养好王璞与左绍英烈士的女儿小凯渝，党组织要求他们结婚成家，这样在这年的4月，袁尊一与谢以思成婚。袁尊一新婚后仍住在贫民院，虽然他们的生活还是那样清贫，但为了抚养好烈士后代，夫妇俩尽责尽力，妻子谢以思还把前夫何泽民同志的一大笔存款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支援游击区武装斗争的经费。1948年8月12日那天，袁尊一就是到重庆临江路占家巷解中公寓去与华蓥山武装起义负责经济工作的何忠发同志（烈士）接头交党费而被叛徒出卖遭逮捕的。那天，他身上带了一两黄金的党费。不幸被特务搜走了。
1946年初至1948年8月，在袁尊一被捕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领导了江北县明月、统景等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特务遍布，军警林立，敌我之间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和激烈，也很残酷。由于袁尊一牢牢掌握党的“统战”法宝，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党性强，地下斗争艺术高超，不断壮大了明月、统景等地区的党组织，狠狠打击了当地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捕后的袁尊一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地保护了党，保护了同志，使明月、统景地区的党组织。党员平安无事。尤其是袁尊一保护了一批川东临工委留下的经费和电台等设备，使得这些经费和通讯设备在后来迎接解放军解放重庆起到了积极作用。
袁尊一烈士是一位党性观念强、政治素质高的党员。他在被捕前的两年中直接发展的6名党员个个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优秀和坚强的员，其中有一个还打入到敌人“中统”特务机关做某地区负责人，该同志后来为重庆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袁尊一烈士平时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用自己的行动和年轻的生命践行于忠诚党的事业的真实写照……
袁尊一，让我们铭记这位烈士的英名及其革命事迹吧！让我们以同志的名义，同时也记住因他而早逝的3岁女儿袁晓华及蒙冤病逝的妻子谢以思的名字。
薛传道，又一位28岁牺牲于“11·27”大屠杀的革命志士。因为他生前有个非常特殊的公开身份——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所以关于他的“革命烈士”身份屡受质疑。
发生在薛传道身上的事，有不少“红白”巧合颠倒：1949年7月27日，他在监狱里得知自己已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的消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还刊出了开除他的新闻报道，指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薜传道在重庆组织‘活力社重庆分社’从事反文化活动，参加****，鼓动****，经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查明属实，应如何议处案，决议薜传道永远开除党籍。”4个月后的1949年11月27日，薛传道与其他100多名渣滓洞难友被凶残的国民党特务们杀害于监狱之中。
薛传道时任中央工校土木工程教授，是一位具有政治信仰的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据后来他太太告诉我说，薛传道承认自己加入过，并供出了几个到解放区去的朋友。由于他所供出的人都不在敌占区，所以没有什么人受牵连。他太太同时被捕后，因不承认知道其丈夫的行为，并当时有孕临产，故获得取保外出。”薛传道生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革命阵营里的人对他知之甚少。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是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基本信仰，在这种进步思想的引领下，有人开始接近中国，并且成立自己的进步团体，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薛传道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然而，在他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英勇牺牲后的几十年里，却受到了不白之冤，尤其是“文革”期间，他被戴上了“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受尽了政治上的污辱。薛传道的亲属们也因为他的缘故，几位在部队工作的侄女侄子，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皆因他株连而或提前转业复员，或从干部岗位上被揪下台，饱受政治凌辱。与他一起参加地下工作的妻子商育辛，解放后一直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学教书，年年月月，尽心尽职，可是因为丈夫的原因，几度被逼疯。
与薛传道同样命运的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邓惠中，还有连同两个孩子皆被双双杀害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等100多位遇难人士被排挤在“革命烈士”之外。这份纠结的情怀，深深地刺伤了烈士亲属和战友们的心灵。为此，他们一直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政府和组织反映，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重庆和全国各地与“红岩”革命烈士相关的干部群众不断向当时的四川省委和中央写信，强烈要求重新审核“11·27”大屠杀中那些遇难烈士的真实身份，并给予公正的政治待遇。中央对尚未定性的“红岩”遇难人士问题也非常重视，责成四川省委加快复审工作。1982年，四川省委组织部专文给中央组织部，汇报了如何落实中央精神的情况。
中央要求复审“红岩”烈士的精神及四川省委的意见，加快了重新复审薛传道、邓惠中等人问题的进程，最终使得这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革命烈士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他们的亲人和战友们也在政治命运上获得了真正翻身。
读者也许还清晰地记得，在本书的前面曾经介绍过一位名叫盛超群的员如何戏弄徐远举，给敌人交了一份所谓的“云阳县地下党的名单”，结果徐远举一伙特务抓来的竟然全是他们的国民党云阳地区的恶霸分子。盛超群的事迹，在小说《红岩》里被作者用过不少笔墨描述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令国民党特务分子们恨之入骨的聪明机智的员，却一直没有被评上“革命烈士”，原因是他有个“国民党县参议员”的头衔。其实，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认定盛超群是一位与江竹筠、李青林一样的“****要犯”，然而国民党如此仇恨的“****要犯”，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讽刺式的排斥在“革命烈士”之外，这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这又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盛超群的儿子盛荣德，由于一直坚持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员，因此在他成人后不断向组织申诉父亲的事。“文革”中，有人已经把其父盛超群从历史的尘埃中翻出来，戴上“叛党分子”和“国民党反动参议员”的帽子了，儿子盛荣德依然不断向有关方面反映，要求给他父亲平反。这样，造反派们就异常恼火，通过卑鄙的手段，网罗了一堆罪状，最后把烈士的儿子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判刑10年。
在对盛荣德的“判决书”中所述的“罪名”，其实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盛荣德的父亲是“叛党分子”。为了证明自己的父亲是员和革命烈士，盛荣德却在领导下的新中国，在人民自己的监狱里被判10年徒刑，这是不可理喻的事。然而在那个颠倒是非的荒唐年代，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盛荣德始终不服判决，即使蹲在监狱里，他仍然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仰在他心目中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就是：父亲盛超群不是“叛党分子”，而是坚定和忠诚于党的优秀员、革命烈士！在监狱的日子里，盛荣德的行动受到限制，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即盛超群烈士的妻子开始为儿子到处申冤控诉，然而在“文革”期间，这样的申诉结果只能加重“罪行”。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盛荣德母子俩的申诉才重新被有关部门重视，并于1979年4月10日正式撤销了对盛荣德的刑事判决，宣布“无罪释放”。在这之前的1977年初，盛荣德的母亲也为儿子的事要求有关法院重审过，结果某法院下发“1号文件”，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两年之后的1979年，在*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始全面拨乱反正，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文革”中的错案冤案获得了平反。“红岩”历史中的那些像盛超群这样的疑案、悬案，也被提到议事日程。盛荣德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方才被获释。
坐了近10年牢的盛荣德在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寻找能证明他父亲是员和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证据，这是因为他自己坐10年牢的全部原因就是父亲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些了解盛超群革命斗争经历的地下党同志纷纷站出来为战友作证，政府和党组织也派出大量人力物力，对盛超群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复审，最终得出结论：盛超群不仅是一位忠诚的战士，而且是位有过重大贡献的地下党领导人，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监狱的折磨时，没有出卖过任何同志，牺牲时他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中国万岁”，表现出一位信仰坚定的人的风骨。
1981年6月，重庆市委组织部发文——渝委组（1981）45号文件《关于盛超群同志补定为革命烈士的调查结论》，正式追认盛超群为革命烈士。他儿子盛荣德也在3个月后，被所在单位正式落实了作为革命烈士后代的相关政策。
这一年的11月14日，盛荣德挽着老母亲，来到当年父亲牺牲的地方，伏地整整哭了3个多小时，这是他在父亲死后的32年中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又那么痛畅……末后，他擦干眼泪，对天大喊道：“爸，你现在可以在九泉之下合眼啦！我和母亲永远想你——！爸，你放心，我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就是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他们对党的忠诚和感情，是永远不会消失和动摇的。
我知道，在中央和四川省委及相关省、市党委的直接关怀和重视下，到1982年10月，就有40多名过去一直未定性的遇难者，正式被确定为“革命烈士”，其中包括薛传道、邓惠中、王振华和黎洁霜夫妇等。据说，那一年的11月27日，重庆歌乐山悼念革命烈士的活动异常隆重，成千上万的群众，都是自发从各地汇集到当年烈士被害的地方，他们或焚纸祭祀，或扬洒久积的泪雨，把整个歌乐山淹没在一片凄婉而悲壮的气氛之中……
又快新一个30年了，当今天我来到歌乐山时，我的合作伙伴厉华告诉我：到目前为止，虽然当年在“11·27”大屠杀中遇难的331人中，绝对大多数已经先后被确定为“革命烈士”，如邓惠中等杰出的员还载入了党史，然而至今仍有30多位遇难者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被确定身份，他们或许永远成为“无名英雄”而长眠于九泉之下。这看起来似乎对他们很不公平。然而，对真正的人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当年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参加了中国或投奔到了革命队伍，后来他们被敌人抓走后，坐穿了牢底仍然没有获得自由，也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更不可能看到如日中天的现代化的今日中国，但我相信他们不会因此后悔，因为今天中国这个样子，正是他们当年为之英勇奋斗和献身的理想……
我噙泪低吟民族的史册，
一朝朝，一代代，
但见忧国伤时之士，
赍志含愤赴刑场。
血口獠牙的豺狼，
总是跋扈嚣张。
哦！民族，苦难的亲娘！
为你那五千年的高龄，
已屈死了无数的英烈。
为你那亿万年的伟业，
还捐弃了多少忠良！
铜墙，困死了报国的斗志，
黑暗，吞噬着有为的躯体，
镣链，锁折了自由的双翅，
这森严的铁门，囚禁着多少国士！
豆萁相煎，便宜了民族仇敌。
无穷的罪恶，终要叫种恶果者自食，
难闻的血腥，用噬血者的血去洗。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这是“红岩”之外的另一位被敌人杀害的中国人在牺牲前所高吟的《囚徒歌》。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光荣献身的人和革命志士，有千千万万。正是无数这样忠诚于党的革命先烈们的抛头颅、洒鲜血，才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并玉成了今天如此伟大而强盛的中华民族！他们和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们对党、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精神，世代永存。
让我们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向这些革命先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