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志愿者组织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民风民情不同，对待盗猎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再或者，大家反盗猎的本质目的也有不同，再加上经费和人手的问题，组织内部成员间的问题，等等。种种的不协调，导致如今反盗猎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此，需要对各个小团体的志愿者行为进行统一规范、集中管理，而不是放任它们自由发展，否则就会给反盗猎工作带来无形的麻烦，也会增加各个志愿者组织之间的矛盾。

听说最初的时候，可可西里两批反盗猎组织就发生了不小的摩擦，到最后，双方大打出手，直至闹出人命。发生这种情况对可可西里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们来说是不幸的，对我们这些反盗猎志愿者来说更是不幸的。相比之下，周青的决断的确是个明智之举。

我们现在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中，只能凭借着远处那辆敞篷吉普的车灯光来判别方向，所以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开车，还好车子是行驶在荒野上，周围没有什么障碍物。

开了许久，那辆敞篷吉普忽然加快速度往前方冲去，车上的四名枪手举起了手中的MP7开始瞄准，我催促杨钦加快速度追上去，这时，前方传来了枪声。

杨钦慢慢地把车开到了左侧方较远些的一个地方，藏进无边的夜色中。我们借着那辆敞篷吉普的车灯光发现前方不远处，有几只藏羚羊正蜷缩在灯光中发抖。藏羚羊生性胆小、温顺可爱，但天生机灵的它们一到了夜晚，就变得无所适从，只要看到亮光，就会一起往亮光处挤，这给盗猎者提供了绝好的猎杀机会。

枪声只响了几下，盗猎者就跳下了车子。那是一小群藏羚羊，只有六七只，都被MP7的枪弹打死了。有**在地上扩散开，有一只还没断气的藏羚羊在绝望地哀叫，盗猎者走过去，在它脑袋顶上又补了一枪，凄惨的哀叫声戛然而止，藏羚羊哀鸣的嘴巴半张着，凝固在空气中。

我的手指节捏得嘎巴嘎巴响，黄豆也躁动不安地在椅子上站起来又坐下去，不停地哼叫着，杨钦气愤地狠狠拍了一下方向盘，嘴里嘀咕着：“妈的，别被老子抓住，要不然……”

杨钦出来接我的时候，没有带枪，只拿了一件棉大衣就匆匆地追了过来。谁都没想到，我们会在经常走的那条路上碰到盗猎者，他们以前从来没遇到过。如果手里有枪，我恨不得现在就开车冲过去，端起“九五”，扣住扳机不放，直到弹匣泻个精光……

盗猎者已经熟能生巧。他们抽出尖刀，在藏羚羊的脖子和四肢处一绕，割断毛皮和肉之间的联结，再随手一刀划在藏羚羊的肚子上，尖刀一翻一剔，双手一扯，一整张藏羚羊的皮子就剥了下来，然后随手扔在旁边的地上晾着。

开车的胖子跳下车，和几个盗猎者叽叽咕咕不知说了些什么。几个人把剥好的皮子晾在一边，用尖刀割下几块藏羚羊的大腿肉，开车的胖子从车里提出一台小型汽油炉，五个人在荒野里围成一圈，开始烤藏羚羊肉吃。

一边是燃烧的汽油炉和正烤着藏羚羊肉的盗猎者，一边是血淋淋的还没凉透的藏羚羊尸体和晾在一旁的皮子！我捏紧了拳头，把牙齿咬得咯嘣响。对于藏羚羊，我一直怀着一种“未见庐山真面目”的憧憬，第一次见到藏羚羊是在我生病被送往格尔木的时候，那时候半夜没看清，只看见两团白光。没想到第二次见藏羚羊，竟会是这样的场景—摊开的皮子，血淋淋的红肉！

杨钦愤恨地从鼻孔中喷出两股气，说：“以前，我们抓过好几批盗猎者。有一次，只有我和马帅两个人，那时马帅刚来还没有枪。我们的车子一转过山坡，就发现了满地晒的都是皮子，放眼望去无边无际。盗猎者有几顶帐篷，四辆北京吉普，还有两辆东风大卡。一听到我们的车声，十几个拿着枪的人一下子从帐篷里拥了出来。他们蓬头垢面，像野人一样，把我们围在了中间。妈的，马帅没有枪，当时我只有一支‘八一杠’，那些人手里有小口径步枪、改装过的半自动，还有冲锋枪。十几支枪口指着我们的脑袋，我被缴了械，马帅急中生智，抓住了那些盗猎者的头头，我们趁机翻上了车，才得以脱身。”

“后来有没有抓住那批盗猎者？”我急切地问。

黑暗中，杨钦传来一声叹息，他忧心地说：“我们赶回去，再带上武器叫上人来的时候，那些人早已经不知去向，就剩下一堆丢弃的垃圾……可恶的盗猎者！”

我捏紧了拳头，没出声。我们现在没有枪，而且是在这样空旷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障碍物可以作为掩体，只要我们一靠近，出现在盗猎者的车灯照射范围之内，要不了几秒钟，我们的车子就会被MP7的极速扫射打成蜂窝煤。

沉默了一会儿，我们两个都不再说话，只是从黑暗中望出去，死死地盯住那几个盗猎的人。他们正在烤藏羚羊的肉，还交谈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不知说到了什么问题，几个人争执起来，四名枪手表现得有些激愤，开车的胖子只是讪着脸在一旁赔笑。

有组织就必然有矛盾，说不定，这批盗猎组织的内部正在因为利益分割的不均而产生大小不一的矛盾点。我一直在想，开车的那个胖子看起来像是个有见识、有文化的人，不像是本地盗猎者，不知道那个胖子在盗猎者的黑手组织里，算是什么身份？

杨钦小声问我：“肖兵，你看，这四个枪手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盗猎组织雇来的，那个胖子看起来不像是个盗猎的，如果戴上眼镜，再拿上几本书，倒像个大学教授。”看来他也在思考和我同样的问题。

我点点头，想起杨钦看不见我，就“嗯”了一声，说：“这些人的武器也和本地盗猎者不一样，本地盗猎者都是小口径步枪或是改装后的半自动，很少有这样的境外枪支，我估计，咱们这次跟上的才是真正的盗猎团伙、大团伙，联结境外的黑手组织！”

“对，”杨钦有点儿激动，过了一会儿，又说，“肖兵，你不知道，‘暴风’追这个境外盗猎黑手组织已经两年了，这些人有充足的资金和装备，还有先进的技术，比如海事卫星电话、大功率电台……他们一直是神出鬼没的，我们也一直想找机会下手，但都被他们逃了，这次，哼……”

我们两个都不再说话，除了激动外，就只有满腔的仇恨。我想起前段时间给大个子挑弹头的时候，就发现子弹不是普通的步枪子弹，而是一种4.6mm×30mm的新型枪弹，MP7使用的就是这种专用枪弹。难道上次猎杀大个子一家的就是眼前的这一伙人？这伙人既然来自职业的盗猎组织，那猎杀的目标应该就是藏羚羊，可为什么要猎杀那么几只野牦牛呢？猎杀藏羚羊的经济收入远比猎杀野牦牛的收入要高多了。

原因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这附近还有他们的同伙，因为在荒原上，盗猎者除了要带足汽油和枪弹以及御寒物品外，不可能再带多余的食物，他们猎杀野牦牛只是为了补充食源。

我把我的想法说给杨钦听，杨钦表示同意，但又补充了几句，他说：“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估计他们的组织已经撤走，更换了地方。这些盗猎组织都非常专业，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常常是流动盗猎，打到皮子后，就集中到一个组织点，再通过组织点向组织中心运送。在中心内部摘绒之后，加以伪装，最后直接联系买家，销往境外。这些职业的盗猎组织为了赚大钱，不会把皮子卖到内地的黑市上，因为如果转几道手，价格就会被压低。”

没加入“暴风”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要打击可可西里猖狂的盗猎行为，只要多增加反盗猎人手，多建立志愿者组织，见一个盗猎的就打击一个，这样长期坚持就可以了。现在我才慢慢地明白，一切远没有我最初想象的那样简单。没有来过可可西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灭绝人性的屠杀，没有与真正的盗猎黑手交锋，你就不会知道反盗猎工作的任重道远。

夜晚的气温很低，又因为情绪的原因，心里冷，身上也就更冷。虽然裹着厚厚的棉大衣，还是感觉车厢里的温度越来越低。黄豆冷得受不了，就钻进我的棉大衣下面取暖，然后露出一颗头来，继续往外面观察。

几个盗猎者没等把藏羚羊肉烤熟，就割成小块儿，胡乱地吞了下去。开车的胖子不知说了些什么话，几个枪手听后便收拾好枪具和汽油炉，把地上的皮子随手一卷，丢进车里，最后五个人开车离去。

“追上去！”我急忙说。

八、惨不忍睹的抛尸区

杨钦小心地开动车子，悄悄地跟在后面，已经是后半夜，我们都没有去想驻地现在是什么情形，周青发现我们那么久没有回去，会不会开车出来找我们。我们只是小心翼翼地死死盯住前面那辆涂装后的北京吉普2020。

我和杨钦都是从部队里下来的人，知道如何保持一定的跟踪距离，借着夜色的掩蔽，我们一直没有被前面的敞篷吉普发现，但是，这样的情况维持不了多久。夜色开始变淡，天快要亮了。再跟下去，一定会被前面的人发觉，要是距离拉得太远，又怕会跟丢。盗猎者很精明，经常会开着车子在荒原上绕来绕去，繁杂的车轮印到最后就会让你迷失方向，一旦目标离开视野，有可能就再也追不到。

天色渐渐放亮，我们手上没有枪，也没有任何防卫的武器，只要天色再稍亮一点儿，盗猎者就会发现我们。杨钦只好放慢了速度，让那辆敞篷吉普暂时离开了视线。我们只能追着留在荒原上的车轮印跟踪前进，黄豆鼓了鼓肚子，哼唧了两声，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手，我也感到肚子饿，这才想起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吃过东西，也没有喝过一口水。

夜晚的寒冷消耗了我们体内太多的热量，借着微微的曙光，我发现杨钦紧按在方向盘上的双手被冻得乌青，我说：“兄弟，换个手，你休息一下，我来开车。”

“好！”杨钦停了车，跳下来，和我换位置。我发现他开了一夜的车，嘴唇都已经有些乌紫，脸色很难看。他与我擦身而过的时候，带起一股寒风。可可西里的黎明还是那样的冷，我们庆幸的是昨晚没有落雪，虽然冷，但还不至于冻个半死。

我开车，追踪着荒原上敞篷吉普的车轮印前进。杨钦坐在后面，和黄豆挤在一起，搓着冻僵的手，用嘴巴哈着热气暖手。过了一会儿，杨钦忽然提醒我，说：“看，那边有两个黑点儿，正在往这边移动。”

我也发现了远处的情况，观察了一会儿，说：“像是两辆车，但不是我们的。”

黑点正向我们这边快速地移动过来，我和杨钦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在这个人烟稀少的荒原上，能开着车四处转悠的，很有可能就是盗猎者。而眼前开来了两辆车，我和杨钦又都没有带枪，情形有些危急。我望着渐开渐近的两辆草绿色吉普，说：“先看看再说，咱俩手里没枪，千万别跟他们正面交锋。”

杨钦“嗯”了一声，说：“瞧，车里的人都抱着枪呢！不是反盗猎的，就是盗猎的，咱俩今天运气真‘好’。”

在可可西里这片荒原上，不管是盗猎者还是反盗猎者，同样都是渺小得可怜。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没有谁能保持自己的光鲜体面，光从穿着和外表上就更不好区分，但不管是谁，耐心再大也都已经撑到了极点，所以，即使是同行碰上了同行，也很容易发生冲突。

我没吭声，知道那两辆车是冲着我们来的，就干脆停下车，避免对方的人远远地冲我们开枪。两辆吉普车也是北京吉普2020，它的敞篷可以很自如地收起来，方便人在车上站着射击。车子一开近，还没停稳，车门就被粗壮的大手给拉开了，几张乌黑憔悴的男人脸孔突现在我们眼前，随着这几张脸的跳跃，几支“五六”还有“八一杠”对准了我们的头。

一个蓬头黑脸的大个子男人从车上跳下来，走到我们面前，露出一口并不算白的牙齿，语气生硬地问：“你们是打羊子的？”说着，瞅了一眼我们的车。他不认识我，但看样子像是认识这辆车，大概是我们的车看起来比他们的车要值钱多了，所以他的脸上很自然地浮起了一层厌恶感，嘴角斜斜地拉了下去。看来，当初周青的父亲为周青出资购买这两辆车的时候，远没有想到会在可可西里遭到别人的反感。

杨钦似乎认识这个黑脸的男人，但是没吭声，我也没吭声，在还不能确定对方是友是敌之前，我等待着那个黑脸的男人再说第二句话。

“咋了？耳朵聋了？”黑脸的大个子不耐烦地问，接着又不满地瞪了我们一眼。

旁边一个拿枪的人走过来，喊着：“都下车！”

我和杨钦下了车，又有一个拿枪的走过来，举起枪托就要砸我的头，嘴里喊着：“是不是你打的羊子？看你像个枪手！”

我一把抓住了那个人的枪托，紧紧地攥着，那个人挣了一下，没有挣脱出去，便用力地往后挣，我随即松了手，那个人没稳住重心，跌了个仰面跤。旁边拿枪的人一下子全部围了上来，有两个人把枪管抵到了我和杨钦的脑门上，呵斥着让我们跪下嘴里还叽叽咕咕地骂着“什么东西！”

黑脸的大个子男人挥了挥手，说：“他们不是打羊子的，把枪收起来！”

黄豆从车窗里使劲钻了出来，扑到黑脸的大个子男人面前，发狠地叫唤了两声，突然猛地往前一扑，一下子咬住了男人的衣袖，使劲地向后甩。黄豆是条懂得护主的好狗。杨钦就喊：“黄豆，放开！”黄豆听到杨钦的呼喊，不解恨地松开了口。

我笑了笑，在确定对方不是盗猎者，而是一个反盗猎志愿者组织以后，就走过去和那个黑脸的大个子男人打招呼。我们告诉他，我们也是反盗猎者。互相介绍了一下，黑脸的大个子男人告诉我们，他叫才嘎次仁，是“藏羚羊”队反盗猎组织的队长，他们从二道沟追一群盗猎者，一直追到这里，问我们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我和杨钦对望了一眼，杨钦急忙说：“我们也在找。”

才嘎看了我们一眼，又看了看地上乱七八糟的车轮印，说：“上个月我们队巡山的时候，开枪打死了几个盗猎者，缴了两百多张皮子。半个月前，盗猎者开了十多辆车过来，带着十几条枪、上万发子弹，把我们保护站打了个稀巴烂。我们死了一个队员，伤了七八个，现在还有三个重伤的在医院。你们发现他们没有？”

看才嘎的神情，可以确定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不管是对自己的队员还是对盗猎的不法分子，他都可以铁得下心。但是，对待盗猎者的惩治手法并不一定就是枪杀，而我们也只是反盗猎志愿者，并不是国家的执法人员。不能说才嘎是一个对反盗猎事业不热心的人，但可以说他是一个对盗猎者过于铁腕的人，就是这种作风，往往不光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更会给自己的队友带来生命上的威胁。

如果才嘎没有打死那两个盗猎的人，盗猎者也不会纠集一大批人去攻击他们的保护站。盗猎与反盗猎的长期对峙，就好像是上演的一出又一出猫抓老鼠的游戏。

虽然反盗猎组织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也时时遭受着生存的威胁，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丧失了理智，在盗与反盗的过程中，尺度的把握很重要，方法的选择也很重要，处理的手段就更重要。我现在才开始庆幸，“暴风”有一个头脑清醒的领导者，她不会让我们这些过于热血的退伍青年犯下不该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