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1章
而当并苏共中央领导层对事件和纳吉的看法渐趋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暴*，纳吉已背弃了社会主义时，更强硬的武力干预开始了。苏军以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了代号为“强风”的军事行动，并迅速地控制了匈牙利全境。
几乎与此同时，中东战争爆发了。英法两国把从苏伊士运河撤军，一直归咎于华盛顿一帮反殖民主义者的催促和施压，并认为目前的困难是杜勒斯造成的，因而对华盛顿采取不理会的态度。他们决定按照他们自己的办法(更确切地说，是按照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所主张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华盛顿时间下午…，电传打字机嘎哒嘎哒打出了第一份新闻公报：以色列军队进埃及展开了进攻。
现在，英国的首相艾登和法国总理摩勒已经拿到借口了。他们故作姿态，同时向以色列、埃及两处发出最后通谍，要求双方立即放下武器。艾登在下议院宣布：“我们已经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让英法联合部队暂时进入各重要据点。”如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说，英法军队“就要使用必要的兵力”对苏伊士运河区进行干涉。
“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犯了什么疯病。照说也算是有头脑的人嘛，竟干出这种荒唐透顶的事来，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可是，我们总不能对弱者实行一种法律，对同我们结盟的国家实行另外一种法律啊”艾森塞威尔获知消息后，十分的恼火，在星期三电视广播里透露出了对英法的强烈不满。
而英国人、法国人则认为这场乱子全部应该由杜勒斯负责，艾登表示，无论联合国提出什么停火建议，他一概拒绝。
周末，全世界似乎都是大战临头了，英法军队正在塞浦路斯上船准备入侵苏伊士运河，英国的空降部队也做好了在运河北端降落的准备。
当晚，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由美苏联合制止侵略。这使得艾森豪威尔十分愤怒，并且担心苏联借此而渗透进中东，他对一名助手说道：“这些英国人――我一向还把他们看作是我的左右手呢？”接着，他告诉布尔加宁，俄美联合干涉是“不可思议的”，并提醒这位苏联总理，苏联红军“这时正在残酷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基本人权”。苏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分散人们对匈牙利事件的注意罢了。
这话可不是冷战的陈词烂调，正如GCD总是念念不忘苏伊士问题，而西方总是念念不忘匈牙利事件一样。事实上，两件事一样恶劣。
美国政府，既面临苏联要求联合采取决定性措施，又面临英法要求保证北约组织团结，显得有些左右为难。
而此时远在坤甸的黄历既要关心埃及的战况，又要发动对北越的这次极其难得的宣传攻势，从而使南越能够名正言顺地对北越的统一要求加以严辞拒绝，并且促使南越民众更彻底地改变思想。
五六年十月，由于北越GCD的生硬而残酷的土攻政策，饱受其苦的北越农民终于向“土改”和党在农村的组织发起了暴力反抗。这次农民暴动发生在胡志明的老家义安省，对，就是历史上曾发生过“义安－河静”暴动并造就了越南的“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较好的“老区”。
这次武装暴动大约有两万多农民参加，越共被迫调动其军队中的精锐第325师，一个星期后才将农民暴动镇压下去，大约有六千农民被杀或被强迫迁移。这次北越义安省农民对政府的反抗，在规模上或许仅次于“匈牙利事件”，但影响却不会再象历史上那样少人知晓了。
就在武装暴动刚刚被镇压下去的第三天，南越的报纸媒体上便出现了对于此事的报导。一开始还是简略的，不详的，但照片和详尽的资料很快便补充上来，越来越引起了南越各阶层的关注。
随之而来的是揭底似的批判，从五三年的“反逃税”运动的恐怖，一直到现在的对“武装暴动”的残酷镇压，北越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和失误，被连篇累椟地暴露出来。由南越政府的官方媒体为主导，引发了连续而持久的社会关注和各方讨论。
北越的反击是可以预见的，但这种反击却被更加确凿的事实和证据所击倒，反倒引起了更加恶劣的影响。
对于这次舆论攻势，南洋联邦、美国和南越政府是处心积虑，并且是准备充分的。针对北越的辩解，出现在媒体和广播中的是亲历者的切身控诉。从失去土地、被批斗游街的地主，到曾经差点饿死家中的妇女儿童，还有在土地改革中深受其害的贫苦农民，以及在镇压暴动中幸存下来、被迫迁移的“老区群众”。
大量的书面资料和照片证据，大量的人证，使舆论的风向不可逆转地向南越政府倾侧过来。而在越南颇有名气的，从北越逃回来的知识分子潘寅的露面和讲述，将这次舆论攻势推上了顶峰。
北越党和知识分子间的分歧早在40年代末就开始了，但一直没有凸显出来。北越**1954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结束了武装斗争，进入城市，并建立了国家政权后。城市生活助长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情绪。恰逢赫鲁晓夫掀起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在各**国家蔓延，北越知识分子开始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对北越的报坦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接提出质疑。“为什么没有人去写政府机构？为什么没有人去表现爱情？为什么只准写工人农民出身的人物？现实主义应该鼓励形式和内容上的百家争鸣。”
“在北越，一些知识分子把自己比作越共的‘小老婆";’，其含意是，不论你如何忠心耿耿，越共也永远不会‘明媒正娶’，改变你的‘身份。”潘寅在广播电台接受记者的现场访问时，自嘲地说道：“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从1951年开始，‘整风’运动在越北地区大规模展开，延续了几年。这场运动波及北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甚至那些在武装和地下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对党的政治忠诚的知识分子，也被强迫送进与外界隔离的***和特殊学校，经受系统的强化的思想改造。很多人不堪忍受压力和折磨而自杀。所以，后来连剃须刀都被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