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学术盛行，士人们为学，兼览释道书，通禅寂虚无之理。他们讲经能够肆口成言，而不敷衍注疏，读书则博览古今。一时人才之盛，甲于天下。与文化发展相并行的是南唐的雕版印刷技术也发展较快，刻印了《史通》、《玉台新咏》等书，这对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南唐的藏书丰富。宋初国家藏书才万余卷，南唐藏书达到了十余万卷，而且经过了精心的校对，史家以“鲁之存周礼”来称誉南唐。
南唐国主都喜爱图书文献、古玩雅好的收藏，李煜是一位身体力行于文献收藏的君主，在图书文献的收藏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大书。特重点探讨。
（一）南唐所在时代的出版环境
五代在中国图书印刷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时代虽短，但中原五朝继唐遗制，对文化事业非但没有重大破坏，相反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刻印工程——冯道刻《九经》。据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宋]《五代会要》卷8，中华书局1985年版。冯道，五代景威(今河北沧州相国庄)人，冯道刻《九经》，为中国监本之始，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刻印工程功不可没。由国子监任其事“官刻”由此滥筋，版本学上的“监本”一语，也缘此产生。
在江南一带，搜求文献、刻印书籍也蔚然成风。
吴越崇佛，国主钱弘俶不惜人力物力，刻印了《宝箧印经》。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过程中，于石幢象鼻内发现了数卷藏存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前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956)岁记”。可谓是大规模的印刷活动，仅比公元953年完成的儒家经典书籍略晚三年。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有孔的塔砖内再次发现《宝箧印经》。经卷有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1971年，浙江绍兴城关镇出土了金涂塔一座，从塔内再次发现佛经一卷。题有“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乙丑为宋太祖干德三年(965)。这份经卷文字清晰，纸质洁白，印刷精美，实为珍贵。仅见的三次记载，就逾
25万卷。
可见五代十国时期夕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小国，聚藏图书，十分盈富。这一切都为李煜读书、求书、藏书创造了天时地利的条件。
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用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五代时期私人刻书最著名的人是毋昭裔，毋青年时，社会上书籍的流传，主要是抄写，由于手写费时费工，一部书复本少，成本高，要得到一部书很不容易。毋曾向朋友借《文选》，遭到拒绝。后来做了后蜀宰相，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雕版印刷。毋昭裔因为刻书而“家累千金，子孙禄食”，[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1，《总论刻书之益》，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是中国历史上靠出版“致富”的第一人。
（二）南唐的收藏之路
施沁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载文《李煜与南唐文献》，对李煜的收藏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兹引部分于后：《金华子杂编》云：高皇（李昪）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之人，虽系贫寒人家必以好言借抄；有献书者，虽所献书籍平常，亦予以丰厚答谢。是时有仿王羲之书一轴来献者，因偿缯帛十余万。李昪确以极大的热忱广泛收集文献、图籍、书画、古玩，或悬重金购买，或置书吏抄写，早在节度金陵时就创立建业书房，藏书三千多卷，由此六籍臻备，诸史条集。李煜藏书的主要范围：
1、文字文献。马氏《南唐书》载：“元宗、后主皆妙于笔札，博收古书，有献者厚赏之。宫中图籍万卷。”[宋]马令：《南唐书》卷6，中华书局1985年版，墨海金壶本。
南朝梁元帝萧绎撰写的《金楼子》一书，不少篇是在收集先奏诸子、六朝名家的思想上的基础上加上萧绎本人的解释而撰成，弥足珍贵，被李煜搜求到并珍藏于建业文房。为此，他还百感交集，写下了《题金楼子后并序》，序曰：梁元帝谓：王仲宣昔在荆州，着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后西魏破江陵，帝亦尽焚其书，曰：文武之道，尽今夜矣。何荆州坏焚书二语，先后一辙也。诗以慨之：“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不于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全唐诗》卷8，中华书局1960年版。《全唐诗》在篇后补：“枫窗小牍云，此诗同书藏内库，今朝误作金朝，徽庙恶而抹之，后竟如谶入金。”
该诗对梁元帝在西魏兵临城下之际，将江陵宫中所藏之图籍付之一炬之事，表示了极大的痛惜和悲慨。
说起李煜对文献的收藏，离不开自幼熟读诗书，酷好文辞，多所述作。马令《南唐书》说他“着杂说百篇，时人以为可继典论。”《徐公文集》称他在国步中艰以后，有御制杂说演乐记、论享国延促、论古今淳薄、论儒术等作，“勒成三卷，而三卷之中，文义既广，又分上下焉。凡一百篇。”[宋]《徐公文集》，清影宋刻本。可惜他的这些煜煜大札连同他的无数藏书，都散佚殆尽了。他还“有诗一卷”，也失落无数。《全唐诗》中仅存十八首及断句十六件。
2、书画艺术。除了收藏书籍，李煜还致力于收藏书画真品，每闻知有这类墨宝的所在，他总是不惜重金，千方百计地悬赏、寻求。他特别欣赏的钟繇、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南唐宫中所收藏的历代墨迹中，就数钟繇、王羲之的最多。陈彭年就称:“元宗、后主皆妙于笔札，好求古迹。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尤多。”[宋]陈彭年：《江南别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他十分珍惜书画真迹。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李后主才高识博，雅尚图书，蓄聚既丰，尤精赏鉴。今内府所有图轴暨人家所得书画，多有印篆，曰“内殿图书”、“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宝”、“内司文印”、“集贤殿书院印”、“集贤院御书印”；或亲题画人姓名，或有押字，或为歌诗杂言。又有织成大回鸾、小回鸾、云鹤、练鹊、墨锦褾饰，提头多用织成绦带，签贴多用黄经纸，背后多书监装背人姓名及所较品第。”最后交给后宫保仪、一位妙于书札的才女黄氏来统一收藏和保管。
李煜还令翰林学士徐铉将内府收藏的所有历代书法名家的墨迹编次摹勒精拓，所有拓本命名为《升元法帖》。从南唐独创并盛名于世的廷珪墨、澄心堂纸看，此拓本必定极为精美，无论淡拓、浓拓、蝉翼拓诸法，都可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可惜，这些拓本早已不传于世了。
宋人邵博说，他曾搜求到南唐建业文房藏书《阁中集》，见该书第九十一卷的《画目》中，记有上品99种，中品33种，下品139种。其中有贵重名画《江乡春夏景山水》、《山行摘瓜图》、《蕃王放簇帐》、《卢思道朔方行》、《月令风俗图》、《杨妃使雪衣女乱双陆图》、《猫》等。仅据《邵氏闻见后录》即可见一斑，亦可想见其当初广求之不易。[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阁中集》究竟有几卷，已无可寻，已知的九十一卷中，其余各卷的上、中、下品品目究竟怎样，也不可知。但从这仅存的一卷中，却可知当年建业文房收藏图籍文献的盛况。怪不得人们要称李煜“收藏之富、笔砚之精，冠绝一时”。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南唐二主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
李煜对书画名作收藏的兴趣，得益于对书画的钟爱。徐弦在《骑省集》二十九《大宋左千牛卫上将军追封吴王陇西公墓志铭》中说。他“洞晓音律，精别雅郑”，他工书、善画，尤精鉴赏。他对书法创作及鉴赏有很深的造诣。《清异录》云:“后主善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又云:“后主作大字，不事笔，卷帛书之，皆能如意。世谓‘撮襟书。”他不仅独创“金错刀”及“撮襟书”体，书学柳公权体也颇见功力。他曾传授发韧于卫铄、成就于钟繇、王羲之的“拨镫法”，并续羊欣的《笔陈图》。李煜不仅是一位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作有两篇专论书法的文章传世，一篇是《书述》，另一篇是《书评》。这两篇阐述书法和品评历代书法家书艺的作品，持论精当，文笔流畅，实为一代大才的佳作，堪称我国书法宝库的珍品。
在《书述》中，他对累世相传的书法基本要领的归纳和披露，特别是关于书法风格因人的壮老而不同以及功用殊异的论述，更是独具慧眼，发人所未发，为历代书家所不企及。这对于弘扬我国的书法艺术，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在《书评》中，李煜又以一代书法大家高超的鉴赏力，对王羲之以后的几位书法名家逐一作了自视公允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唐代诸家当时均师“书圣”王羲之，且各有取舍地继承了王氏书法艺术某一方面夕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种溯源分流、切中肯萦的评析，表明李煜对书法一道功力深厚，书法理论造诣颇深，是一位有真知灼见的书法评论家。
李煜善画。沈括《梦溪笔谈》云:“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诸书画中时有李后主题跋，然未尝题书画人姓名，惟钟隐画皆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字。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或言凡言‘钟隐笔’者，皆后主自画。”米芾《画史》称李重光“花清丽可爱”:《太平清话》云“后主善墨竹”。《黄山谷集》云:“世传江南后主作竹，自根至梢，一一钩勒，谓之铁钩锁。”[宋]黄庭坚.：《黄山谷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后主才识清赠，书画兼精夕尝观所画林木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他于花鸟、人物、山水均能精擅，于墨竹尤有独创。据《宣和画谱》载，当时御府就藏有李煜的九幅画，如“自在观音象”、“云龙风虎图”、“柘竹霜禽图”、“柘枝寒禽图”、“秋枝披霜图”、“写生鹤鹑图”及竹禽、棘雀、色竹图各一。对书画的独钟和较高的造诣，使他的收藏品味也更“远过常流，高出意外”了。
3、搜求曲谱。书画而外，李煜还着意搜求古今各类名家曲谱。盛唐时名噪天下的《霓裳羽衣曲》，“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来残谱流到南唐。马令《南唐书》记载:“唐之盛时，《霓裳羽衣》最为大曲。催乱师旷，其音遂绝。后主独得其谱。”陆游的《南唐书·:后妃诸王列传》也记载了此事:“故盛唐时，《霓裳羽衣》最为大曲。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遗音，复传于世。”[宋]）陆游：《南唐书》第16，《后妃诸王第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霓裳羽衣曲》世无谱，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载周后独能接谱求之。《霓裳羽衣曲》是礼赞大唐帝国开元、天宝盛世的太平法曲。自盛唐开始，流行于宫中。后来此曲步出京师帝室，流布四方，各地节镇也可排演。不幸“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安史之乱的踏踏马蹄中，这支宫廷乐舞从此湮没。事实上，自文宗宣宗以后，晚唐时曾经演奏《霓裳羽衣曲》的记载，己然极少见了。在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诗句中，虽可发现“霓裳”一语，但多是对开元盛世之回忆时言及，或是单纯地以乐曲之名作比喻而已。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此曲几近绝响，乐谱也飘散损毁几无可寻。但李煜却“独得其谱”，足见其搜求之功。
4、修整、校勘、编秩。李煜不仅搜寻珍藏裱装书籍曲谱等文献资料，而且还着力于修整、校勘、编秩，注重所藏文献的精到完备，与同时代的一些政权仅只注重收藏大不相同，这也使他高出了当时的文献收藏象之列，独具特色。更值得一书的是，他还曾努力补缀残缺曲谱，再现原曲完美的魅力。他并不以收藏珍贵的《霓裳羽衣曲》残谱为满足，而是致力于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怎得几回闻”的大曲进行再度补缀、重现。他曾将残谱交给善弹琵琶的乐工曹生，令其补缺，可惜曹生按谱粗得其声，而未尽善。对艺术，一向要求颇严的李煜，遂又将残谱交给了他那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琵琶的昭惠国后周氏。周氏按谱寻声，变易讹谬，去繁定缺，“新音清越可听”，终于使残谱得到了较完关的重现。李煜的《玉楼春》词，便记载了他当时在宫中“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的歌舞宴乐生活。
5、刻书印书。不仅求书藏书，南唐自己也刻书印书。当时付梓印行的就有刘知几的《史通》、徐陵的《玉台新咏》等，且上面都盖有“建业文房”之大印。南唐成了当时最富盛名的印书业发达的地区之一，史称“文献之地”。“独以典籍自娱，未曾干预时政”的李煜，身体力行，为南唐文献的收藏、文化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北宋开宝七年（975），当宋兵兵临城下之时，李煜竟学梁元帝，令黄氏放火焚毁了内府图籍，使得所藏文籍及钟王字迹几乎全部化为灰烬。《江南别录》曾有记载:“城将陷，谓所幸保仪黄氏曰，此皆吾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无使散逸。及城陷，黄氏皆焚，时乙亥岁十一月也。”李煜在《题:序》中所发的激愤语夕竟成了对白己绝妙的讽刺。
施沁认为，《江南别录》所称之“皆焚”图籍，恐不足信。北宋平江南后，大将曹彬舟载船装，掠走了南唐的许多藏书。李煜幽囚汴京时，宋太宗赵光义曾幸崇文院观书，并召李煜及南汉后主一同观书。太宗曾对后主说:“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策多卿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7，《李煜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后主顿首谢之。可见图籍并未毁尽，但焚后所剩的，都被北宋掳略一空。
南唐所藏的文献图籍究竟有多少?史载:太祖命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王应麟《玉海》称:“宋初凡得蜀书二万三千卷，江南书三万余卷”。马令《南唐书》则有宋初“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之说。这三万、十万之说，都是焚后所得，足见南唐藏书颇为丰厚，称为“文献之地”，当之无愧色也。而李煜以自己优秀的鉴赏力、独特的审美只眼、对文史、书法、绘画、音乐的造诣和创获，身体力行，着意提高了文献收藏的品味，又以帝王身份，召集和提携了一大批能工巧匠、艺术才人，功不可没。然而，当他在文献收藏上殊多建树时，却最终走上了国破家亡之路，令人可叹可悲。参见施沁：《李煜与南唐文献》，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第47-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