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接下来的两天里，史迈利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他的街坊邻居偶尔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好像有点失魂落魄。他很晚起床，穿着睡袍在屋子里忙忙碌碌地整理东西，挥掸尘土，自己烧饭，却又不吃什么。到了下午，他一反当地的常规，点起了煤火，坐在壁炉前面读德国诗，或者给安恩写信，但是很少写完，写完了也从来没有寄出过。电话铃一响，他就马上去接，结果却使他失望。窗外的气候仍很恶劣，少数过路人——史迈利一直在观察他们——缩着脖子，像巴尔干人那样受罪的样子。有一次拉康打电话来说，大臣要求史迈利“随时准备帮忙收拾剑桥圆场的残局”，换句话说在找到人接替潘西·阿勒莱恩以前看管一下。史迈利的回答含糊其辞，他仍要求拉康务必注意海顿在沙拉特期间的人身安全。
“你这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吗？”拉康反驳道，“他能去的惟一地方是俄国，反正我们是打算把他送去的。”
“什么时候？”
详细情况需要几天时间进行安排。**已过，史迈利已兴趣不大，他不屑过问审讯工作进行得如何了。但是从拉康的态度来看，答案应该是“很不好”。孟德尔倒带来了比较清楚的情况说明。
“伊明翰车站已关闭了，”他说，“你得在格林斯贝下车步行，或者搭公共汽车。”
但孟德尔多半也是坐着看着他，好像看着一个病人一样。
“死等下去是不会使她回来的，你也明白。”他有一次说，“现在是大山去见穆罕默德的时候了。不瞒你说，女人是不喜欢懦夫的。”第三天早上，门铃响了，史迈利很快就去开门，以为可能是安恩，像往常那样忘了钥匙。结果却是拉康。他说要史迈利到沙拉特去，海顿一定要见他。讯问没有什么进展，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的理解是，如果史迈利去当告解牧师，海顿愿意交代一部分。
“他们保证没有用胁迫手段。”拉康说。
沙拉特已失去了史迈利所记得的光彩。大部分榆树都已病死，板球场上杂草丛生。那幢砖砌的大宅自从欧洲冷战以来已败落不少，大部分好一些的家具都已不见了，他想大概是搬到阿勒莱恩的一些房子里去了。他在树林间的一个组合房屋里看到了海顿。
屋子里面有一股军队看守所的味道，墙壁漆成黑色，高高的窗户上钉着铁条。房间两边都有警卫看守，他们看见史迈利十分恭敬，叫他长官。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海顿穿一身斜纹蓝布衣裤，身子在哆嗦，说感到头晕。他好几次因为流鼻血在**躺下。他留了胡子，显然对于他能不能保有剃须刀有不同的意见。
“高兴点，”史迈利说，“不久就会让你走了。”
他在路上想到过普莱多、伊琳娜、捷克谍报网，他在走进海顿的房间时，甚至模糊地想到对社会的责任，他想，他总得代表正统思想的人狠狠地苛责他一顿。但是结果他却感到羞怯，他觉得从来不了解海顿，现在为时已晚了。而且他对海顿的健康状况也感到生气，但是在他责怪警卫时，他们却表示莫名其妙。他更生气的是，他发现，他所坚持的加强戒备措施，过了第一天就松懈了。他要见训练所的头子克拉道克斯，但是却找不到他，他的助手装傻。
他们的第一次谈话迟迟艾艾，不出俗套。
可不可以请史迈利把他的信从俱乐部转到这里来，告诉阿勒莱恩赶紧和卡拉谈妥交易？他需要手纸擦鼻血。海顿解释，他的流鼻血习惯和忏悔或痛苦无关，他说这是讯问的人问一些不屑回答的话所造成的反应，他们以为他一定知道卡拉过去吸收的另外一些人的名字，决心要在他走以前打听出来。还有一种想法是，基督教会学院精英俱乐部的范沙维，除了替圆场物色人才之外，还替莫斯科中心物色人才。海顿解释道：“真的，对这种笨蛋你有什么办法？”尽管他体弱，他还是让人觉得他是这里惟一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在场地上一起散步，史迈利发现，周围不再有人巡逻了，不论是晚上，还是白天，这叫他大吃一惊，感到毫无办法。转了一圈以后，海顿要求回到房间里去，他挖开一块地板，从下面掏出几张写满了象形文字的纸来，让史迈利想起了伊琳娜的日记。他盘腿坐在**翻看，在昏暗的光线中，他长长的一绺卷发几乎垂到了纸上，这个样子仿佛六十年代他在老总的办公室中为了英国的光荣，正提出一个言之成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的建议。史迈利没有记下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互相都了解，谈话是录了音的。海顿的声明一开始就是长篇的辩解，他后来只记得少数几个片段：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基本问题是……
“美国不再有力量进行它自己的革命……
“大不列颠的政治地位在世界事务中没有作用，也没有道义力量……”
换一种环境，史迈利也许会同意他的许多论点，但是使他反感的是调子，而不是音乐本身。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对群众的经济压迫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列宁也无法预见。
“冷战是一九一七年开始的，但最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因为美国的临死挣扎使它在国外更加疯狂……”
他没有谈到西方的衰落，但是却谈到由于贪婪和停滞所造成的死亡。他说，他痛恨美国，史迈利相信他这句话。海顿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特务工作是惟一真正可以衡量一个民族政治健康的东西，是它潜意识的真正表现。
最后，他谈到自己的问题。他说，在牛津时代，他真的是右派，战时，只要打德国人，你站在哪里是无所谓的。他说一九四五年以后，他有一阵子对英国在世界的地位仍感到满意，后来才逐渐明白英国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在他自己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历史动乱之中，他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具体时机，他只知道，即使英国退出，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常常想，要是考验的时候来到，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他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最后承认，如果两个阵营之中总有一个要得胜的话，他宁可得胜的是东方。
“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美学上的考虑，”他抬起头来解释道，“当然有一半也是道义上的。”
“当然。”史迈利有礼貌地说。
他说，从那时开始，他只在等待时机，要把全副精力放在他信仰的一方。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海顿的嘴唇上挂着白沫，他又开始流鼻血了。他们约好第二天再谈，还是原来时间。
“要是办得到，比尔，最好能讲得具体一些。”史迈利走的时候说。
“哦，我差一点忘了，告诉一下琴好不好？”海顿躺在**，又在堵鼻子，“你怎么说都行，只要把话说死。”他坐了起来，开了一张支票，放在一个棕色信封里，“这是给她付牛奶钱的。”
他意识到史迈利对这项差使感到难办，又说：“我不能带她走，你说是不是？即使他们同意她去，她也会是个极大的累赘。”
那天晚上，史迈利按照海顿的叮嘱，坐地铁到肯特镇，在一条没有改建的小巷里找到了一个小房子。一个穿着蓝斜纹布裤、脸部扁平的金发小姐来开了门，屋子里有彩灯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得在贝瓦特街有没有见到过她，因此他开口说：“是比尔·海顿叫我来的。他很好，但他有信让我带来。”
“天呀，”那小姐轻声说，“也该是时候了。”
客厅里很脏。他从厨房门里看到一大堆脏碗盘，他知道她是所有器皿都用完了以后才一起洗的。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但是画了蛇
、花、虫的长条图案令人眼花缭乱。
“这是比尔的米开朗基罗天花板，”她寒暄道，“只是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悲痛。你是政府派来的吗？”她点了一支香烟问，“他告诉我，他为政府工作。”她的手在哆嗦，眼圈发黄。
“首先，我得给你这个。”史迈利说，从上衣里面口袋里掏出信封来，把支票给她。
“面包。”那小姐说，把信封放在旁边。
“面包。”史迈利说，对她回笑了一下，这时大概是他的表情，或者是他回答的声音，让她拿起信封撕开。里面没有信，只有支票，但支票已经够了：即使从史迈利坐着的地方看去，他也可以看到是四位数字。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走到屋子那头壁炉前面，把支票和杂货店账单一起放在炉架上一个旧铁罐里。她到厨房里，泡了两杯速溶咖啡，但出来时只端了一杯。
“他在哪里？”她站在他前面问道，“他大概又是去追那小水手了，是不是？这是遣散费，是不是？那么请你告诉他，我……”
这种场面，史迈利以前见过，但是他现在滑稽地想起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比尔做的工作有关国家大事。我很抱歉不能细谈，你最好也不要跟别人说。他在几天前出国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一时不会回来。好几年都不会回来。他奉令不得告诉别人他要走。他希望你把他忘掉。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他只说到这么多，她就爆发了。他没有听清楚她到底说些什么，因为她又哭又闹，楼上孩子听到她哭，也大哭起来。她口里骂着，不是骂他，甚至也不是骂比尔，只是空口骂着，问现在到底还有谁相信政府？接着她平息下来。史迈利在四周的墙上看到比尔其他的画，画的主要是她，很少有画完的，与他早期作品相比，有一种难认的无可奈何的味道。
“你不喜欢他，是不是？我看得出来，”她说，“那么你为什么要为他干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呢？”
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一时也无法马上回答。他回到贝瓦特街的路上，有被跟踪的感觉，他想打电话给孟德尔，把看到两次的一辆出租车牌照号码告诉他，要他调查一下。孟德尔却不在家，要到半夜才回来，史迈利睡得很不踏实，五点钟就醒了。八点又回到了沙拉特，发现海顿兴高采烈。讯问的人没有去找他，克拉道克斯告诉他已商定好交换计划，明后天就可以走了。他的要求有一种告别味道：他剩下的薪水、他的零星物品出售后的所得，由莫斯科国民银行转交，他的信件也是如此。布里斯托尔的阿诺菲尼画廊有几幅他的画，包括几幅早期大马士革的水彩画，他很喜欢。是不是请史迈利代办一下？最后说的是如何掩饰他销声匿迹的话。
“还是这么说，”他建议，“说派我出差，弄得神秘一些，过了一两年再说我的坏话……”
“我想我们会有办法的，谢谢你。”史迈利说。
史迈利认识他以来，第一次发现他为自己的衣服操心。他想在到达的时候看上去像样一些，他说第一眼印象很重要。“莫斯科裁缝没办法说。做出的衣服像是当差穿的。”
“说得对。”史迈利说，他对伦敦裁缝的评价也并不高。
哦，还有，他漫不经心地说，在诺丁山有个水手朋友。“最好给他几百英镑封他的嘴。你能不能用公费支出？”
“我想可以吧。”
他写了一个地址。海顿就是在这种愉快合作的气氛下，开始谈史迈利所说的具体细节。
不过他一点也不愿谈怎样被吸收的情况，也不愿谈他这一辈子和卡拉的关系。“一辈子？”史迈利马上问，“你们什么时候初次见面的？”如果说不久之前才认识，那似乎太无聊了，但是海顿不愿细谈。
如果他说的话可信的话，从大约一九五〇年开始，海顿就偶尔挑选一些情报送给卡拉。这些初期的活动只限于他认为能悄悄地帮助俄国胜过美国的事业，他说，“任何不利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是绝对不给他们的。”也不给对我们在当地的情报员不利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终于使他相信英国地位的减弱，英国没有能力阻挡历史的潮流，但又不能提供什么贡献。美国人破坏英国在埃及的行动，产生火上加油的作用，尽管这说来有些矛盾。因此他要说的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他成了死心塌地的苏联地鼠，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到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接受苏联国籍，在此后的十年中，还接受了两枚苏联勋章——奇怪的是，他不肯说是什么勋章，但是他坚持说是“最高级的”。不幸的是，这段时期他奉派在国外活动，因此得不到多少情报。由于他坚持在得到了他的情报后，尽可能必须采取行动——“不要放进苏联的档案里就石沉大海”——他的工作不仅不平常而且是危险的。他回伦敦后，卡拉就派波里（这显然是波里雅科夫在他们内部的名字）帮他，但是海顿发现很难经常秘密会面，特别是考虑到他拍摄的文件数量。
他不愿谈在伦敦执行巫术计划之前的照相机、设备、暗号等问题，不过史迈利一直明白，海顿告诉他的那一点点东西都是从更多的东西中，或者完全不同的东西中仔细挑选出来为数有限的一部分。
这时卡拉和海顿都收到警告，知道老总已经起了疑心。当然，老总有病在身，但是很明显，只要他有机会把卡拉当做他给圆场的临别礼物，他是绝不会放弃领导权的。他的研究调查与他的健康恶化成正比进行着。他有两次几乎挖到了金矿——海顿又不肯说具体情况——要不是卡拉手脚快，地鼠杰拉德可能早被逮到了。就是由于这种紧张的情况才出现了巫师，最后又出现了作证计划。巫术计划的目的当初是要安排继承问题：要让阿勒莱恩做接班人，并且加速老总的死亡。其次当然是，巫术计划使得中心对抄送到白厅的产品有了绝对的控制权。第三是，这使得圆场成了对付美国的主要武器。海顿坚持认为从长期来说这一点最为重要。
“有多少资料是真的？”史迈利问。
海顿说，显然，目的不同，标准也不一样。从理论上来说，伪造是很容易的，海顿只要把白厅所不知道的范围告诉卡拉，伪造文件的人就可以按此编写。有一两次，甚至是海顿自己亲自编写的。接到自己写的东西，再对它进行评估，分发到各有关单位，这件事很好玩。从秘密联络的角度来看，巫术计划的好处当然是不可估量的。它几乎使海顿不受老总的管辖，使他有充分的借口可以随时与波里见面。但是他们常常好几个月不见面。海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拍摄圆场的文件，名义上是为波里准备鸡毛蒜皮的资料，然后连同其他许多资料一起交给伊斯特哈斯，让他送到水闸花园的安全联络站去。
“情况常常是，”海顿简单地说，“潘西在前面跑，我躲在他后面，罗埃和托比做些跑腿的事。”
这时史迈利彬彬有礼地问，卡拉有没有想到过要海顿本人接手圆场，为什么要有个别人做掩蔽呢？海顿迟迟不回答，史迈利忽然想到，卡拉像老总一样很可能认为海顿当副手更合适。
海顿说，作证计划是铤而走险的事。海顿知道老总一定已经越来越有把握了。从他抽看的档案来分析，全是海顿所破坏的或者造成破坏的计划，这就很令人不安了。而且老总也把怀疑对象缩小到一定年龄和级别的人……
“我打一下岔，斯蒂夫契克原来的建议是真的吗？”史迈利问。
“当然不，”海顿说，真的吃了一惊，“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当然
有斯蒂夫契克其人。他是个很杰出的捷克将领。但他从来没有向谁提出过什么建议。”
这时史迈利发现海顿说话期期艾艾了。他第一次似乎真的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感到不安。他的态度明显地变成了为自己辩解的态度。
“显然，我们必须确定知道，老总一定会上钩，他怎么上钩……还有他会派什么人去。我们不能让他派一个小喽啰去，必须是个大角色，这件事才显得当真。我们知道他只能选一个主流以外的人，不知巫术计划的人。如果我们方面是个捷克人，他就当然只能选个会说捷克语的人去。”
“我们要一个圆场老手，能够把这大庙拖垮一些的人。”
“对，”史迈利说，他记起了山顶上那个喘气流汗的人，“对，我明白这道理。”
“他妈的，我不是把他弄回来了吗？”海顿忿忿地说。
“是啊，这是你够朋友的地方。告诉我，吉姆去执行那次作证计划任务时，临走前来看过你吗？”
“来看过。”
“来说什么？”
海顿迟疑了很久，结果没有回答。但是答案还是明摆在那里：他的眼光突然失神，他瘦削的脸上掠过内疚的阴影。史迈利想，他来找你，因为他爱你。他来警告你，就像他来告诉我老总神经错乱了一样，但是他没有找到我，因为我在柏林。吉姆自始至终都在背后掩护着你。
海顿又说道，还有，这必须是最近发生过反革命事件的国家。因此说老实话，捷克是惟一的地方。
史迈利好像没有在留神谛听。
“你为什么要把他弄回来？”他问道，“为了友情？为了他没有多大作用而你又掌握一切有利的条件？”
海顿说，不是那么一回事。只要吉姆在捷克监牢里多待一天（他没有说俄国监牢），就有人出来为他说话，把他看做是一把钥匙。但是一见他回了国，白厅里人人都想把他的嘴封住，对于遣返回来的人员都是那样的。
“我很奇怪卡拉没有把他枪毙了事。还是因为你的缘故他才手下留情？”
但是这时海顿又漫无边际地在说些半调子的政治理论了。
最后他说到了自己，在史迈利的心目中，他已越来越渺小，变成一个卑鄙小人了。他说，他听说尤奈斯库最近答应写一个剧本，其中主角一言不发，而周围的旁人则喋喋不休，他听了很感动。将来心理分析家和当代的历史学家来分析他时，他希望他们会记得他对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他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要说的话在十七岁的时候都已说了。对于后来的岁月，你总得有些作为。他很抱歉，他不能带一些朋友去。他希望史迈利以后想起他来对他会有好感。
史迈利那时想告诉他，他想到他的时候绝不会那样，还会想再说些别的，但是这样做似乎没有意义，而且海顿又开始流鼻血了。
“哦，我想起来了，他们要我告诉你要避免大事宣扬。迈尔斯·塞康比对这一点很在乎。”
海顿这时居然笑了一下。他说，他在暗中已把圆场搞得一塌糊涂，现在不想在公开场合再搞一遍。
史迈利临走之前，问了他仍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得把这件事告诉安恩。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我转告她吗？”
需要经过一番解释，才能使他明白史迈利问题的意思。他起先以为史迈利说的是“琴”，不明白他为什么还没有去见她。
“哦，是你的安恩。”他说，好像到处有不少安恩似的。
他解释道，这是卡拉的主意。卡拉早就意识到，史迈利是对地鼠杰拉德最大的威胁。“他说你很了不起。”
“谢谢你。”
“但是你有一个把柄：安恩。没有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认为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安恩的情人，你在别的事情上也就无法保持头脑清醒了。”史迈利注意到，他的眼光非常呆滞。安恩说像锡蜡一样。“不要搞得太过分，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也算上一个。懂吗？”
“懂。”史迈利说。
例如，在作证计划那个晚上，卡拉坚持，如果可能的话，海顿要跟安恩在一起。作为一种保险。
“那天晚上，事实上是出了一个小差错，是不是？”史迈利问，他想起了山姆·科林斯，想起了埃利斯是否中了枪的事。海顿同意确是那样。如果一切按计划行事，捷克的第一批新闻消息应在十点半发表。海顿在山姆·科林斯打电话给安恩之前，在他到圆场之前，就有机会读到俱乐部里的自动收报机。但是由于吉姆中了枪，捷克方面慌了手脚，消息发布时他的俱乐部已关门了。
“幸而没有人追究，”他说，又自己拿了史迈利的一支烟，“我到底算是哪一个，顺便问一下？”他闲聊地问，“我忘了。”
“裁缝。我是乞丐。”
这时史迈利已经感到腻了，他溜了出来，也没有道别。他进了汽车，漫无目的地开了一个小时，速度达每小时八十英里，一直开到去牛津的一条岔路上，才停下来找地方吃了午饭，然后转向伦敦。他仍旧没有勇气回贝瓦特街，于是去了电影院，然后在外面吃了晚饭，半夜才醉醺醺地回家，却发现拉康和迈尔斯·塞康比都等在门口，塞康比的劳斯莱斯汽车像黑色的便盆，全长五十英尺，停在人行道上，碍手碍脚地影响交通。
他们像疯了似的开往沙拉特，就在那里，在明朗的夜空下，有几支手电筒的光照着，几个训练所里同住的人脸色苍白地在旁看着，一条花园的长凳上，坐着比尔·海顿，面孔朝着月光下的板球场。他的大衣下面穿着一套睡衣裤，看上去更像囚衣。他的眼睛睁开，脑袋不自然地垂在一边，好像被内行人折断脖子的鸟头一样。
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十点半的时候，海顿向警卫说他睡不着，感到头晕，他想吸些新鲜空气。由于他的案件已经结束，没有人想到跟着他，他就独自走到外面黑暗中去。有个警卫还记得他开玩笑说要“检查一下板球场上的球门”。另一个警卫只顾看电视，什么也没有注意。半小时后他们担心起来，因此年纪大的那个出去检查一下，他的助手留下来，万一海顿自己回来了。他们发现海顿就在他现在坐着的地方。警卫起先以为他睡着了。他弯下身来，闻到了酒气，他以为不是杜松子酒就是伏特加酒，因此以为海顿是喝醉了，这使他觉得奇怪，因为照说训练所里是禁酒的。他想把他扶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脑袋垂下来，全身死沉死沉的。警卫呕吐了一阵（树旁还有残迹），把他扶正坐好了，就去报警。
海顿在白天收到什么信没有？史迈利问。
没有。但是他的衣服从洗衣店送了回来，可能夹带了信，例如请他到什么地方与人相会。
“那么是俄国人干的，”对着海顿一动不动的形态，大臣满意地宣布，“灭他的口，我想是。该死的恶棍。”
“不是，”史迈利说，“他们一向很在乎把自己人弄回去。”
“那么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呢？”
大家都在等着史迈利的答复，但没有等到。手电筒没有电了，这些人迟疑地回到汽车旁。
“我们还是能牺牲他的吧？”大臣在回去的路上问。
“他是个苏联公民。让他们把他要去。”拉康说，仍在看着黑暗中的史迈利。
他们都觉得这对谍报网是很不利的。不知卡拉愿不愿意继续执行原来的协议。
“他不会愿意的。”史迈利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