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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吉勒姆是个讲义气的人，他自觉的忠诚决定于他个人的爱憎。至于在其他方面，他的忠诚早就奉献给圆场了。他的父亲是个法国商人，在战时曾为圆场的一个谍报网做过间谍，由他的母亲，一个英国女人，负责密码部分。八年以前，吉勒姆本人还以航运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在法属北非指挥一批自己的情报员，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他终于被破获，他手下的情报员被处以绞刑，他于是转为内勤，人也迈入中年。他在伦敦替人当助手，有时替史迈利当助手，也负责指挥过少数几次以国内为基地所进行的活动，其中还有一个“女朋友”网，但是正如行话所说，这些女朋友互不知情。等到阿勒莱恩的一帮人当权，他就被排挤，打入布里克斯顿冷宫了，他自己猜想大概是因为他的关系不对，其中包括史迈利。到上星期五为止，若是要他谈谈自己的经历，他一定会这样说。关于他与史迈利的关系，他说起来是乐此不疲的。
那些日子里，吉勒姆主要住在伦敦的码头边，他和一票招募人员偶尔能遇上一些波兰、俄国或者中国海员，他就从中拼凑一个较下层的海员谍报网。有空的时候，他就坐在圆场二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和一个叫玛丽的漂亮女秘书说说笑笑解闷，这样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只是送上去的报告没有人理。拿起电话来不是占线，就是没有人回答。他隐约听说上面出了事，但这是常事。例如大家都知道阿勒莱恩和老总两人在钩心斗角，但好多年来他们两人就一直如此，很少搞别的。他跟大家一样，也知道捷克破了一个大案，外交部和国防部联合发表声明，推说并不知情，剥头皮组的组长吉姆·普莱多原来是第一号捷克通，也是比尔·海顿的长期密友，背上中了一枪，给抓了起来。大家都缄口不言，板着面孔，他想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比尔·海顿大发雷霆，大概也是这个缘故。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大楼，大家又紧张又兴奋，据玛丽说有点像上帝震怒，不过她总是喜欢夸大其词。后来他听说这场灾难的代号叫“作证”。海顿告诉他，一个老头子为了死前的临别光荣纪念，搞这么个活动，实在窝囊，结果拿吉姆·普莱多作牺牲。消息走漏，见了报纸，在议会中引起质询，甚至有谣传说，德国境内的英国驻军已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不过这个谣言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最后由于到别人的办公室里闲**，他才开始慢慢了解别人在几个星期前就知道的情况。圆场不仅一片沉默，甚至是一片冰冻，什么都不进，也不出，至少在吉勒姆的那一级是如此。大楼里面，相关人士都躲了起来，发薪的日子，信件架上没有鼓鼓的工资袋，因为据玛丽说，管家的没有接到发薪的例行指示。有时有人看到阿勒莱恩从他的俱乐部出来，满脸怒容。或者看到老总上车，满面春风。还有人说比尔·海顿已经辞职，因为上上下下都不支持他，不过比尔一直是在闹辞职的。只是据谣言说，这一次原因略有不同。海顿所以生气是因为圆场不肯付给捷克为了遣返吉姆·普莱多所索取的代价。据说，无论是为了情报员或者威望，这个代价都太高了。但是比尔沙文主义大发作，他扬言，为了把一个爱国的英国人搞回来，任何代价都不算高：只要能把吉姆弄回来，什么都可以给他们。
接着有一晚，史迈利脑袋伸进吉勒姆办公室的门里来，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喝杯酒。玛丽没有看清他是谁，用她时髦却没什么气质的腔调说了一声“哈啰”。他们并肩走出圆场时，史迈利向看门的道别，口气特别干脆。到了华都街的酒店里他才说“我被撤了”，就此而已。
他们从酒店出来，又到查令十字街不远的一家地下室酒吧，因为那里有音乐，却没有酒客。吉勒姆便问道：“他们提出什么理由？还是只因为你发胖了？”
史迈利就一心惦念着“理由”这一字眼。他这时已完全醉了，不过还没有失态。他们沿着泰晤士河的河堤步履不稳地走着时，他又想到了理由。
“理由是作为逻辑，还是作为动机？”他问道，听起来不像他自己，而有点像比尔·海顿。在这些日子里，人人的耳旁，似乎都可以听到海顿战前在牛津联盟上学来的辩论腔。“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一条板凳上坐了下来。“他们用不着向我提出理由。我能够提出自己的理由。不过这不一样，”他还是喋喋不休地说着，这时吉勒姆小心翼翼地把他搀进一辆出租车，把车钱和地址给了司机，“这跟心灰意冷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一样。”
“阿门。”吉勒姆说，他一边看着汽车远去，一边心里明白，按照圆场的规矩，他们仅有的一些友谊也就此告终了。第二天，吉勒姆听说还有更多的人头落地，潘西·阿勒莱恩暂代领导，头衔是代理首长，令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是比尔·海顿愿意在他底下工作，但很可能是出于对老总余怒未消。不过也有人挖苦说是在他上面工作。
到圣诞节，老总就死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玛丽说。她把这些事情看做是二次攻打冬宫，所以当吉勒姆被放逐到布里克斯顿去的时候，她哭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吉勒姆是去补吉姆·普莱多的缺。
那个星期一下午多雨，吉勒姆在登上圆场的四楼阶梯时，因为想到要做犯罪勾当，心里反而很高兴，他回顾了上述种种事件，断定今天就是卷土重来的开始。
他前一天晚上是在宽敞的伊顿公寓和卡米拉一起度过的，卡米拉是个学音乐的，身材修长，面容美丽，只是有种悲哀的表情。她还不满二十岁，但黑色的头发里已有白丝了，好像受过一次她缄口不提的惊吓一样。这种心灵损伤的另一个后果是，她不吃肉，不穿皮鞋，滴酒不沾。在吉勒姆看来，似乎只有在爱情方面，她没有这一切神秘的禁忌。
这天上午他独自一人在布里克斯顿极其昏暗的办公室里拍摄圆场文件的照片。他先去常去的店里买了一架小型照相机，为了避免荒废业务他常常这样做。店员问他是“用自然光的，还是用灯光的”，两人还亲切地交换了一下关于底片颗粒的意见。他告诉女秘书不要打扰他，然后关上了门，按照史迈利的精确指示着手工作。墙上的窗户很高。他坐着也只能看到天空和马路那边新建学校的尖顶。
他先拍自己保险柜里的参考文件。史迈利把先后次序告诉了他。先是工作人员名册，这是只发给高级人员的，上面有圆场在国内所有人员的姓名、工作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其次是职责手册，里面折着一张圆场在阿勒莱恩领导下改组后的组织机构表。中间是比尔·海顿的伦敦站，像一只大蜘蛛歇在自己的蛛网中。据闻比尔曾经说过，“在普莱多事件以后，我们绝不允许再有私人军队，不允许有人不知道自己的职守。”吉勒姆发现，阿勒莱恩有两个头衔：一个是首长，一个是“特种情报来源负责人”。据说，圆场就是靠这种特种谍报来源维持的。在吉勒姆看来，没有别的原因能够说明，为什么圆场工作人员现在都毫无作为，可是在白厅却极受尊重。根据史迈利的要求，他除了拍这些文件以外，还拍了剥头皮组的修正规程，那是阿勒莱恩以“亲爱的吉勒姆”为开头的一封信，详尽列出了他缩小的权限。在某些方面，胜利者是阿克顿点路灯组组长托比·伊斯特哈斯，这是按照横向领导原则惟一实际扩大的一个单位。
接着他到桌边拍摄一些例行的传阅文件，这也是根据史迈利的指示，作为背景资料，也许很有了解价值。其中包括行政部门一份关于伦敦地区安全联络站的情况通知（“务请爱惜使用”）和另外一份关于禁止滥用圆场秘密电话办私事的公告。最后是文件组给他个人的一封非常不客气的信，“最后一次”警告他，他用工作姓名所领的驾驶执照已经期满，除非办理延长手续，否则“将通知管理组采取适当的惩戒措施”。
他放下照相机，回到保险柜那里。在最下面一层有一叠点路灯组的报告，由伊斯特哈斯签字，盖了代号“短斧”的戳章。里面是已经确知苏联在伦敦地区以合法或半合法身份活动的两三百名谍报官员的姓名和掩护身份：贸易、塔斯社、苏航、莫斯科电台、领事、外交等等。这些报告在适当的地方还标明点路灯组进行调查的日期和分支的姓名，所谓“分支”这个行话的意思就是在监视过程中所发现的联系者，不一定是躲起来的。这些报告一年一厚册，每月还有补充。他先看了一下正册，又看了补充部分。到十一点二十分，他锁好了保险柜，用专线打给伦敦站，跟财务组的劳德·斯屈克兰通了话。
“劳德吗，我是布里克斯顿的彼得，生意怎么样？”
“哦，彼得，有什么事情呀？”
说话干脆，口气得意，意思是说我们伦敦站的人有更重要的朋友。
吉勒姆解释道，需要洗一些赃钱，因为有个法国外交信使似乎可以收买。他用特别和气的口吻问，不知劳德有没有时间碰头讨论一下。劳德问，这个计划是否已得到伦敦站的批准？还没有，不过吉勒姆已把报告交给传讯员送去给比尔了。劳德口气软了一些。吉勒姆再逼一步：“劳德，有些事情比较麻烦，需要你出主意。”
劳德说，他可以腾出半小时来和他谈一谈。
他到西区去的路上，把底片送到查令十字街一家叫云雀的小杂货店。店主人是个胖子，拳头大得吓人。店里没有人。
“兰普顿先生的底片，请冲洗出来。”吉勒姆说。店主把底片拿到后间，等他出来的时候粗哑地说了句“成了”，接着马上吐了一口气，好像吐口烟似的，但他并没有在吸烟。他把吉勒姆送出门，然后砰地把门关上了。乔治怎么会找到他的？吉勒姆心里觉得奇怪。他买了几盒润喉糖。史迈利警告过他，每一行动都得有交代——假定圆场派了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你。吉勒姆想，这有什么奇怪呢，托比·伊斯特哈斯连自己的母亲也会派人盯梢，只要这能博得阿勒莱恩拍一下肩膀称赞。
他从查令十字街走到却兹·维克多餐厅与他的小头头赛·范霍佛和一个叫劳里麦的无赖吃中饭。劳里麦自称和东德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共用一个女人。劳里麦说那个女人愿意合作，但她需要在第一次交货时就给她英国国籍和一大笔钱。他说，她什么都愿意干：偷看大使的信件，在他
房间里安装窃听器，“或者在他的浴盆里撒碎玻璃”，这是当笑话说的。吉勒姆猜劳里麦在说谎，他甚至怀疑范霍佛是不是也在说谎。但是他转念一想，现在到底谁靠向谁，他其实也没有发言权。他喜欢那家餐厅，但是记不得吃了些什么，现在他走进圆场的门厅时，他明白了原因是因为兴奋过度。
“哈啰，布里扬特。”
“看到您很高兴，先生。请坐，先生，一会儿就好，先生，谢谢您。”布里扬特一口气说完了这几句话，吉勒姆就坐在一张高背木椅上，想的是牙医和卡米拉。她是他最近才搞到手的，来得有些意外，一切发展得很快，至今已有一些时候了。他们是在一个派对上认识的，她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拿着一杯胡萝卜汁，口里说着关于真理之类的话。吉勒姆存心冒险，就说他对伦理问题一窍不通，他们何不直接上床。她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就起身去穿大衣了。从此之后，她就留下没走，给他炸坚果饼吃，吹笛子听。
门厅里显得比平时还要暗。三台旧电梯，一个木屏风，一张马柴瓦蒂牌茶叶的广告，布里扬特的玻璃门值班室，里面有个英国风景的挂历和一排油腻腻的电话。
“斯屈克兰先生在等您，先生，”布里扬特出来告诉他，慢手慢脚地在一张红纸条上盖上了一个时间的戳章：十四点五十五分，警卫P.布里扬特。中间那台电梯好像几根枯柴一样咯吱咯吱地响着。
“该上油了，对不对？”吉勒姆等电梯开门的时候回头大声说。
“我们一直在叫他们上油，”布里扬特说，这是他最爱发的牢骚，“可是他们从来不管。怎么叫都没有用。家里都好吗，先生？”
“很好。”吉勒姆回答，其实他并没有家。
“那就好。”布里扬特说。吉勒姆在电梯上升时，看着他奶油色的脑袋消失在他的脚下。他记得玛丽叫他草莓香草冰淇淋，因为他脸色红红的，上面是一头软绵绵的白发。
他在电梯里看了一下他的会客条，名称叫做“LS出入证”。“事由：财务组。出门交还。”受访者签名一栏空着。
“欢迎你，彼得。你晚了一些，不过没有关系。”
劳德在电梯外的栅栏旁等着。身高只有五英尺，穿着白衬衫，有人来见他时总悄悄踮着脚。老总在的时候，这一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可是如今却有个栅栏拦在进口处，还有一个脸孔像老鼠一样的警卫检查出入证。
“我的天，你什么时候添了这个玩意儿？”吉勒姆在一台崭新发亮的咖啡机前面放慢了脚步问道。有两个小姐在加灌两个杯子，她们回过头来一边说“哈啰，劳德”，一边看吉勒姆一眼。那个高个子使他想起卡米拉：一样含情脉脉的眼睛，似乎能侦测出男人的无能。
“你不知道这省了多少人力，”劳德马上叫道，“棒极了，真是棒极了。”兴奋之下，几乎和比尔·海顿撞个满怀。
比尔·海顿正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这是一间六角形胡椒瓶一样的房间，临窗是新康普顿街和查令十字街。他走的方向和他们一样，不过速度是每小时半英里，这对他来说在室内已是开足马力了。室外是另外一回事。吉勒姆也见过，那是在沙拉特作演习的时候，有一次是夜里空降希腊。他在室外动作敏捷。神态警觉的脸，虽然在这条闷热的走廊里显得有点阴暗冷淡，但可以看出是在开放的户外由他所服役的偏远地方熏陶出来的。这些地方多得不可胜计，在吉勒姆的敬佩的目光看来，似乎所有谍报活动地区都留有海顿的印记。吉勒姆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不止一次和神出鬼没的海顿意外相遇。比如一两年以前，吉勒姆当时还在从事海上谍报工作，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搜罗一批海岸观察员，监视中国的两个港口温州和厦门，他惊奇地发现，这两个地方早已有潜伏的中国情报员，那是比尔·海顿战时不知干什么活动时招来的，还有无线电等装备，可以和他们联络。另外一次，吉勒姆与其说是出于对目前工作的劲头，不如说是出于怀恋过去，他翻阅战时圆场海外活动记录，在两份记录中两次见到了海顿的工作姓名：一九四一年他在海尔福特河口指挥法国渔船；同一年，以吉姆·普莱多为助手，从巴尔干到马德里布置了一条南欧传输线。在吉勒姆看来，海顿属于圆场一去不复返的老一代人物，他的父母和史迈利也是属于这一代——与众不同，特别是在比尔·海顿身上，还有贵族血统——他们的生活不像他这一代那么匆忙，都悠闲得很，三十年后，仍使圆场有一种冒险的神秘气氛，久久不散。
海顿见到他们两人，就站住不动。吉勒姆距上次和他谈话已有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他大概出差去了。现在，在他的办公室门里透过来的光线的反射下，他看上去黑得出奇，高得出奇。他手中拿着什么东西，吉勒姆看不清是什么，可能是一本杂志、一份档案、一份报告；从他的身侧看去，他的办公室好像大学生的寝室，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成堆的报告、文件、档案；墙上有一张绿色呢面的布告牌，钉满了明信片和剪报；旁边斜挂着一幅比尔以前画的没有配框的油画，以沙漠平淡的颜色为背景，中间是个圆形的抽象物。
“哈啰，比尔。”吉勒姆说。
海顿没有关门——这是违反管理组的规定——正在他们前面，仍旧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穿戴仍旧不脱他的怪诞本色。上衣肘部贴的两块皮革是菱形，不是方块的，从后面望去，像个丑角。他的眼镜就像蛙镜般塞在前额的头发里。他们拿不定主意，跟着他走了一会儿，他突然转过身来，像个塑像从底座慢慢转过来一样，眼光盯住吉勒姆。这时他才露出了笑容，他的新月形的弯眉像小丑似的抬了起来，他的面容一变而显得俊秀，而且年轻得出奇。
“你这乞丐在这里干什么？”他高兴地问。
劳德把他这句开玩笑的话当了真，向他解释法国人和赃钱的事。
“你最好把银器锁起来。”比尔说，看也不看他一眼，“那些剥头皮的会把你的金牙都给偷走。把小姐们也锁起来，”他想了一想又补充说，眼睛仍盯着吉勒姆，“要是她们会让你锁起来的话。剥头皮组什么时候洗起自己的赃钱来了？这是我们的事。”
“负责洗钱的是劳德。我们不过是经手。”
“把报告给我，”海顿对劳德·斯屈克兰说，态度突然不客气了，“我不想再把事情搞错了。”
“已经送去给你了，”吉勒姆说，“可能已放在你的收发篮里了。”
他最后点了一下头。他们就继续向前走，吉勒姆觉得海顿淡蓝色的眼光在他的背上打转，一直到他们转弯为止。
“这家伙真不简单。”劳德说，好像吉勒姆以前没有见过他似的，“伦敦站不可能有更好的领导了。非常有能力，成绩非常好。高明极了。”
吉勒姆心里不客气地想，而你的高明呢，是靠关系的。不仅有比尔，还有咖啡机的，还有银行的。他的沉思被罗埃·布兰德的伦敦土腔打断了，他在前面门口对着他们说话。
“嗨，劳德，等一会儿。你见到比尔了吗？有紧急的事找他。”
接着从同一方向发出来托比·伊斯特哈斯的中欧腔：“马上得找他，劳德，我们已经发出了紧急通知。”
他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条拥挤的走廊。劳德大约领先三步，正要回答时，吉勒姆已到了门口，向里一看，只见布兰德趴在办公桌上，他已脱了上衣，手中抓着一张纸，胳肢窝尽是汗渍。小个子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像个侍者领班似的弯腰站在他旁边，他一头银发，下巴突出，是个腰板挺直、短小精悍的大使。他伸出一只手，指着那张纸，仿佛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布兰德突然看见劳德走过的时候，他们显然正在一起阅读一份文件。
“我刚才还见到了比尔·海顿，”劳德说，他有一种本领，能把别人的问话重复一遍，听起来更加得体，“我想比尔应该快来了。我们刚才还在走廊上见到他，还和他说了几句话。”
布兰德的眼光慢慢地转到吉勒姆的身上就停止不动了，这种冰冷的打量使人不舒服地想到海顿的眼光。“哈啰，彼得。”他说。听到这话，小托比伸直了身子，眼光也直盯着吉勒姆，褐色平静的眼神就像一只猎犬。
“嗨，”吉勒姆说，“怎么啦？”
他们的招呼不仅是冷冰冰的，而且是充满敌意的。吉勒姆曾经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瑞士一起从事一件非常惊险的活动，共度三个月的患难，在这三个月中，托比没露过一次笑容，因此他的白眼并不使吉勒姆感到奇怪。但是罗埃·布兰德是史迈利提拔的人，是个热心肠，容易冲动，一头红发，身材魁梧，且是个淳朴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最惬意的事，便是晚上在肯特镇附近的酒店里谈论维特根斯坦。他曾做过十年的共产党文人，在东欧的学术圈子里活动，现在像吉勒姆一样转入内勤了，这甚至成了一种束缚。他平时见到人的作风是满脸堆笑，拍拍肩膀，喷你一脸昨天晚上的啤酒味，可是今天却不然。
“没怎么，彼得老兄，”罗埃说，勉强装出一副为时已晚的笑容来，“没想到会见到你，就此而已。我们这一层没有外人进来，已经习惯了。”
“比尔来了。”劳德说，为他的预测马上得到证实而感到很高兴。吉勒姆注意到海顿进来的时候，在一道光线的照映下，脸颊上有一种很奇怪的颜色。颧骨上面泛起一片红，颜色很深，是许多微血管组成的。吉勒姆神经紧张之下感到这使海顿有了一些格雷的样子。
他与劳德·斯屈克兰的会见前后达一小时又二十分钟。吉勒姆有意拖得这么长，他一边和他谈话，一边心里老是惦记着布兰德和伊斯特哈斯，不知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好吧，我现在该到道尔芬那里去请她批准了，”他最后说，“她对瑞士银行的看法，我们都是知道的。”管理组办公室与财务组距离两扇门。“我把这条留在这里。”他把会客条丢在劳德的办公桌上。
狄安娜·道尔芬的屋子里有一股刚刚喷过芳香剂的味道。她的手提包放在保险箱顶上一份《金融时报》的旁边。她是圆场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没有人娶的待嫁小姐之一。他厌烦地说，是呀，活动
计划已送到伦敦站去了。是呀，他也明白，随便收送赃钱现在已不时兴了。
“我们研究一下再告诉你结果。”她说，这意思是说她要去请示坐在隔壁的菲尔·波特奥斯。
“那我就去告诉劳德。”吉勒姆说完就走了出去。
动手吧，他心里想。
在男厕所里，他在洗手台前等了三十秒钟，看着镜子里的门，竖起耳朵听着。整层楼意外沉寂。他心里说，动手吧，你有些老了，快动手吧。他穿过走廊，大胆地走进值班室，砰地关上门，然后向四周一看。他估计他有十分钟时间，他也估计砰地关上门在那一片沉寂中比悄悄地关上门更不会引起注意。快动手。
他带了照相机，但光线太差。挂着纱窗帘的窗户外面是个全是黑烟囱的院子。他即使带了一个亮一些的灯泡来也不敢用。因此他只能凭他的记忆。自从领导换人以来，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白天这个地方以前是情绪低落的女职员的洗手间，从廉价香水的气味来看，现在仍旧是如此。一面墙前有个卧榻，夜里马马虎虎充作床用，旁边是个急救箱，上面的红十字已剥落了，还有一台旧电视机。铁柜仍在原处，一边是电话总机台，一边是锁起来的电话，他就直接朝铁柜走过去。这是个旧铁柜，用开罐器就可以打开。他却带着凿子和一两件轻金属工具。这时他想起来开锁号码是31—22—11，他就试了一下，倒着四下，顺着三下，倒着两下，再顺着，锁就开了。拨盘已经拨惯了，转动很自然。他打开门的时候，底层扬起了一阵尘土，卷成一团，在地面飘过，慢慢地向黑暗的窗户升去。在此同时，他听到了像是从笛子吹出来的一个声音，很可能是外面街上汽车停下来的声音，也可能是文件手推车的轮子在漆布地板上发出的声音。但是在当时听来，却像卡米拉练笛子时的那种音符，拉得很长，使人听了难受。她高兴时就练笛子。有时在午夜，有时在清晨，不分晨昏。她一点也不在乎邻居会怎么想，她简直是没有神经的一样。他还记得她第一夜就问：“你睡**哪一边？我的衣服放哪里？”他在这些事情上素以作风优雅自赏，但是卡米拉却大大咧咧的，技巧本来已是一种妥协，是跟现实的妥协，她还会说是脱离现实的逃避。那么好吧，就把我从这个险境中救出去吧。
值班记事簿订成厚册，放在最高一层，书脊上贴着日期，看上去像家庭账簿。他把四月份的一本拿下来，查看了内封里的名单，心里在想，院子对面的影印室里会不会有人看到他，如果看到会不会放在心上？他开始查看一条条的记载，找十日和十一日之间的那一夜，伦敦站和塔尔就是在那时交换电报的。香港时间早九小时，史迈利指出：塔尔的电报和伦敦的第一个回电都是下班后发的。
走廊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谈话声，刹那间他甚至觉得可以听出阿勒莱恩的苏格兰边界土腔在说一句并不好笑的笑话，但是现在瞎想已没有用了。他反正已预备好了借口，自己也有一半相信。如果被逮住了，就完全相信。如果沙拉特的审查人员拷问他，他还有个退路，他出门总是预备好退路的。但是他还是吓坏了。说话声远去了，潘西·阿勒莱恩的鬼影也一起远了。他的胸膛上都是汗珠。有个女人走过，嘴里哼着歌剧《毛发》中的一个曲调。他心里想，要是比尔听到，他会宰了你，比尔最恨有人嘴里哼着歌。“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穷小子？”
接着使他感到好玩的是，他真的听到了比尔生气的咆哮声，不知从多远的地方传来：“别哼了。哪个笨蛋在哼？”
快动手。你一停下来，就无法再开始：有一种特别的怯场使你忘了台词，一走了之，使你一碰到东西手指就哆嗦，让你胃开始翻搅。快动手。他把四月份的一册放了回去，随便又拿了四册，是二月份、六月份、九月份、十月份的。他很快地翻了一遍，找可以比较的地方，然后又放回架子去。他蹲了下来，求上帝赶快让扬起来的尘土落下来，可是它似乎没完没了。为什么没有人对此有意见？多人共用一个地方就总是这样：没有人负责，没有人放在心上。他找夜班警卫的值勤登记本。他在最底下的一层找到了，夹在茶叶包和炼乳罐之间，放在信封式的卷宗夹里。警卫填写好以后，在你值班的十二小时之内送来给你两次，一次在午夜，一次在清晨六点，请你签名证明正确无误——天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夜班工作人员四散在大楼里，各处都有——然后把第三联保存起来，放在柜子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洪水”以前的手续，看来现在也是如此。
有一层架子上全是尘土和茶叶包。他想，有多久没有人自己泡茶了？
他再一次查看四月十日到十一日之间的那个夜里。他的衬衫湿得黏在背上。我怎么啦？天呀，我这身体不行了。他前后翻来翻去，两次，三次，然后把柜门关上。他等了一会儿，仔细听着，担心地最后看了一眼地上扬起的尘土，然后大胆地走过走廊，安全地回到对面男厕所里。在走过去的时候，他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译码机、电话铃、一个女人在说“那个该死的东西在哪里，原来就在我手里”，还有那神秘的管乐声，但不再像半夜卡米拉的吹笛了。下次我让她来干这活，他这么恶狠狠地想。毫不妥协，面对面，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在男厕所，他发现斯巴克·卡斯帕和尼克·德·西尔斯基站在洗手台前，面对着镜中的对方在低声说话，他们两人是为海顿的苏联间谍网跑腿的，加入已很多年了，大家干脆管他们叫俄国人。他们一见吉勒姆就不说话了。
“哈啰。你们两人，真是难兄难弟，形影不离。”
他们都是金头发的矮胖子，比真正的俄国人还像俄国人。他等他们走了以后，才洗去手指上的尘土，又晃晃悠悠地回到了劳德·斯屈克兰的办公室里。
“我的天，那个道尔芬说话真是没完没了。”他漫不经心地说。
“她很能干。我们这里几乎少不了她。极其能干，我可以向你保证。”劳德说。他在签会客单之前仔细地看了一下表，然后把吉勒姆带到电梯前面。伊斯特哈斯正在栅栏旁，跟那个态度不客气的年轻警卫讲话。
“你回布里克斯顿吗，彼得？”他的说话口气随便，表情仍旧莫测高深。
“怎么？”
“我车在外面。我可以顺道‘开’你去，我们在那边有事。”
开你去！小托比什么话都说不好，但他都会说。在瑞士的时候，吉勒姆听他说过法语，有德国口音，他的德语又有斯拉夫口音，他的英语尽是小毛病和元音错误。
“没事，托比，我想回家去。晚安。”
“直接回家？我可以开你去，没别的。”
“谢谢，我还得去买些东西。给那些教子教女。”
“是啊。”托比说，好像他没有教子教女似的，小下巴缩了进去，感到很失望。
他究竟要干什么？吉勒姆心里又想。小托比、大罗埃，这两个人为什么瞪我白眼？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文件，还是因为吃到了什么东西？
他到了街上以后，漫步走上查令十字街，浏览书店的橱窗，同时查看人行道的两侧。天气变冷了，开始起风了，路人匆匆忙忙走过去的时候，脸上都有一种期待的神情。他的情绪高了起来。他觉得迄今为止，他都生活在过去之中。现在是再度赶上潮流的时候了。在兹温默书店里，他翻看了一本图文书，名叫《历代乐器》，他想起卡米拉要到她的笛子老师桑德博士那里去上课，很晚才能回家。他又往回走，一直走到福尔斯书店，一路眼光扫去，把排队等公共汽车的人群一一都瞧在眼里。史迈利说过，要当做身在国外一样。吉勒姆一想到值班室的事和罗埃·布兰德的怀疑眼光，就觉得这样做不难理解。还有比尔·海顿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起了疑心？不，比尔另属一类。吉勒姆这样得出结论，无法抗拒对海顿的一片忠心。首先是，比尔绝不参与不是他自己首创的事情。放在比尔旁边，其他两个不过是侏儒而已。
在苏荷区，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要司机开到滑铁卢车站。到了滑铁卢车站后，他又到一个肮脏的公用电话亭拨了萨里区米切姆街的一个号码，给特别分局以前的督察长孟德尔，这是他和史迈利不再做谍报工作时认识的。孟德尔来接电话时，吉勒姆说要和詹尼讲话，孟德尔马上回答没有詹尼这个人。吉勒姆说了声对不起，就挂了电话。接着他拨了报时专线，假装与那自动报时器愉快地交谈，因为有个老太太在外面等他把话讲完。他心里想，现在他总该到了。他于是挂了电话，又拨了米切姆街的另外一个号码，那是孟德尔住的那条街上的公用电话。
“我是威尔。”吉勒姆说。
“我是阿瑟，”孟德尔高兴地说，“你好。”他是个古怪、吊儿郎当的人，目光敏锐，神色警觉，吉勒姆可以想像他打电话的样子，拿着一支铅笔随时准备在警察笔记本上记下谈话。
“我先把重点告诉你，以防万一我被汽车撞死。”
“你说得对，威尔，”孟德尔安慰道，“还是小心点好。”
他慢慢地把要说的话说了，用的是他们商量好的学术用语，以防万一有人偶然窃听到：考试、学生、弄丢的报告等。他一停下来就听到对方的轻轻书写声。他想像孟德尔在慢慢工整地书写，等他写完一句，他才继续说下一句。
“我从店里拿来了那几张好照片，”孟德尔把记下来的话核对一遍后，又说，“效果很好，没有一张漏掉。”
“谢谢你，我很高兴。”
但是孟德尔已把电话挂了。
吉勒姆心里想，对地鼠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地道又长又黑。他为外面的老太太打开门时，注意到听筒已放回到电话机上，都是斑斑汗渍。他想了一下他给孟德尔传的话，又想到了罗埃·布兰德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门廊上向他投过来的眼光，心里不禁很焦急，不知史迈利现在在哪里，不知他是不是放在心上。他回到伊顿公寓，很需要卡米拉，但又有点怕自己要她的原因。真的是他的年纪已经突然与他作对了？他这一辈子第一次违反了自己的荣誉观，做出了犯罪的勾当。他感到了卑污，甚至憎恶自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