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儒商
近几年出了一个词叫“儒商”，顾名思义，就是有知识的商人。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儒商”一词便应运而生了。
中国古代，有按地域划分的晋商、闽商和徽商等，有按行业划分的盐商、布商、钱商和珠宝商等，亦有按性质划分的官商和民商，却是不曾见到儒商。古时候，儒和商是不可能合二为一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士为首而商为末，读书人是瞧不起商人的。现在，事情翻了个儿，商人瞧不起读书人了。有句话说，“有钱就是英雄汉”，意思是有钱人都吃得开。其实这也不一定，历史上有两个人，两个统一了天下的伟人，朱元璋和毛泽东，就不把有钱人放在眼里。岂止是不放在眼里，简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呢。江南首富沈万山斥巨资帮朱元璋修了一大圈南京都城的城墙，朱元璋还是把他流放到云南，让他生而不能还乡。毛泽东更厉害，一夜间让所有的富商都变成穷光蛋。但是，不爱钱的皇帝毕竟很少很少。“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一句古语。先读书，后当官，这走的是科举之路；先赚钱，后当官，这走的是捐官之路。花钱买，比之十年寒窗委实要轻松得多。所以，只要有钱，岂止是可以买鬼来推磨，就连皇帝也是可以买来推磨的。
“儒”和“商”，无论是从生存状态还是价值取向，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孔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士”也就是知识分子当成君子，而把追求利润的商人看成小人。我不知道，这位孔圣人为什么对商人抱有这样辛辣的偏见。圣人的话，句句都是真理。因此孔子之后的中国人大多把商人作为贬斥的对象。“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这么说还算是轻的。“铜臭熏天”这四个字，新中国成立前读过两年私塾的人，都会拿它来骂人。据我考证，英国的大剧作家莎士比亚没有读过孔子的书，但他写的《威尼斯商人》，也对商人的刻薄和贪婪做了充分的揭露。可见，重“儒”轻“商”，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专利。
“儒”和“商”，虽然还算不上不共戴天，但至少形同陌路。人们喜爱钱，却又讨厌商人，这实在是一个讲不通的道理。“利之所至，士必趋之”，这说明知识分子也是爱钱的。但是，你若让他放弃功名去当商人，打死他也不肯。至于得了一官半职之后，一些商人登门送礼，则是可以心安理得地笑纳的。宁可受贿也绝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国的官僚阶层，历来就是腐败分子的大本营。
中国的“士”，指的是知识分子，但在“士”的左边添一个人，就成了“仕”，就变成官员了。“学而优则仕”，读书读得好就能当官。当了官，就能为社稷谋划，为人民服务。当然，也能贪污受贿，光宗耀祖。商人赚钱再多，却是不能光宗耀祖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可以当官，当官就可以发财。所以，童蒙课本上便有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教导。
若加分析，古代之商和今日之商是有区别的。士农工商，这里的商，是专指做买卖的。今日之商，泛指一切经济活动。资本主义的一大功劳，就是把农业社会改造成了工商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中，工商界人士成了社会的主体。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了贸易部和中央银行，这在一百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哪怕最为偏僻的县城小镇，也会挂出几家公司的牌子，这在二十年前，也是绝无可能的。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及欧佩克，这些世界性的经济机构，自从闯进我们生活的那一天开始，就成为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支配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像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北美贸易区甚至非统这样的地区政府合作机构，也都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经济论坛。各国首脑在这些论坛聚会一次，经济地震就会爆发一次。在这种变化之中，在经济问题已成为国际事务轴心的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剧变。经济类的大学与学科雨后春笋般涌现，哈佛大学的商学院成为各国的莘莘学子仰慕的圣地。这种变化在中国来得迟一些，但并不太迟。而且愈迟则愈速，不但迎头赶上，而且有大步超越的势头了。
从以“仕”为本到以“商”为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邓小平倡导改革的这短短的三十年间，就完成了三千年的跨越。孔夫子若活到今天，一定不会死抱他的“学而优则仕”的教条，就像邓小平不死抱马克思、毛泽东的教条一样，他会创造性发展他的儒家理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重要社论，题目是：学而优则商。
“儒商”一词，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听说有一篇文章说世界上有两种人最会做生意，一是犹太人，一是中国人。这个我不敢苟同。如果换一句话说，世界上最大的生意人是犹太人，而中国人中则盛产小生意人，这我就会同意了。在中国的街头巷尾、酒店茶楼，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这个人，小算盘打得才精。”擅长打小算盘，这是中国人的特点，从文化角度看，也算是不折不扣的“国粹”了。
说到底，打小算盘还是一种农民意识，是“小富即安”思想的体现。当然，也同这些商人不是“儒”有关系。儒家襟抱，气吞如虎，儒家讲究的是兼济天下。儒家学问培植的是经邦济世之才，“经济”一词，便是这么产生的。中国把知识分子算作“儒”，便是希望知识分子都成为经邦济世之才。在战乱年代，“儒”为侠客，为战士，为三军之帅；在太平盛世，“儒”为良吏，为干臣，为父母之官；进入工商社会，“儒”则可仕可商，理所当然地应该产生一批批市场精英，在经济战场上风云际会，笑傲王侯。
所以，儒商的出现，乃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进入到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不是“儒”，你还没有经商的资格了呢。货币贬值，贸易赤字，通货紧缩，机会成本，诸如此类词汇，若深入进去，都是皓首穷经的学问，不懂得这些，不要说当商人，就是当一个现代人，也是没有资格的。
历几千年的经验，人们的思维基本形成这样的定势：商与金钱、与财富是紧密相连的。无商不富，追求财富是人类的本性，只不过获得财富的手段不同。暴力攫取财富，这是人类早期的野蛮行径；权力转化为财富，这是人类中期人治的表现；知识转化为财富，这是人类现代文明的结晶。唯有理性的社会，法治社会，儒商才有可能大批涌现。也唯有儒商的大批涌现，人类的财富才可能呈几何级数增加。
但是，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儒商虽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并不等于说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都去当了商人。我也无意怂恿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加入商人的行列，让陈景润改行去当券商，这无异于硬逼着一位大老爷们怀孕，是有悖常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