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晃”是新人类

杂文家李更写过一句诗:“中国出了个晃晃叫李更”。他的用意在调侃自己。李更籍贯辽宁,但他本人却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他称自己为“晃晃”,不是武汉人,恐怕很难理解这个词的妙处。

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水陆杂陈,百味兼容,南风北气,于此际会。乱世时为兵战之地,顺世时乃商会之都。兵商两道,都是胜者为王。因此,该城的人士,崇尚“打码头”,即便是谦谦君子,也带三分剽悍。若不如此,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第一枪,断不会在武昌城中打响,而汉口也不会获得中国古代四大商镇之一的美誉。

战争与商业两种文化培植的武汉,养出了这个城市的人民特殊的性格和万变不离其宗的文化价值观。单从语言方面,即可看出大端。武汉人说话的腔调,与四川话相似,常用的词汇,以幽默居多。四川人也幽默,但武汉人的幽默与之相比,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有机智诙谐;不同的是,四川人的幽默掺有滑稽,武汉人的幽默掺着调侃。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生活的演变,武汉的方言也总是处在变化之中。时下的方言,有两个词最能代表武汉人的表述方式,一是“闹眼子”,一是“晃晃”。

“闹眼子”既有恶作剧的意思,也有光说不干的意思。如说某人正在筹备做某件事,旁人听了评价说:“你信他?他是闹眼子的。”再如某人将某事做成,有人便评价:“他本来是闹眼子的,没想到搞成了。”通过举例,便知“闹眼子”的底蕴。

再说“晃晃”。

比之“闹眼子”,“晃晃”这个词蕴含的意思更多。还是举例说明:

“这个人一件事也做不成,是个晃晃。”

“虽说他是个晃晃,手上随么事都有得。不到几年工夫,车子、房子、票子都晃到手上来了。”

“晃晃”是武汉的新方言,诞生至今超不过十年,但流传极广。武汉方言的特点,一是正话反说,二是净话脏说,三是庄话谐说。比如说“闹眼子”,本是贬义,但有时也带有褒义。至于“晃晃”,它之诞生,肯定是讥刺,但演变到后来,却也是亦褒亦贬,贬中藏褒,在嗤之以鼻的同时又赞赏有加。

细究起来,“晃晃”一词的诞生,间接反映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武汉的新世态。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在国家的产业布局中一直处于显著的地位,城市居民的收入也在全国大城市中处于第一方阵。武汉的居民,幼有所托,老有所养,人各有职,没有衣食之忧。可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个地区各个行业都在重新排座次,社会的各个层面也在重新洗牌。此情之下,一向处在优越地位的武汉人忽然发觉自己脚下的土地变成了“欠发达地区”,往日非常生疏的字眼如“失业”“破产”“下岗”“低保”等等,竟成了生活的常态。一时间,沮丧者有之,惶惑者有之,愤怒如饿虎者有之,瑟缩如檐雀者亦有之。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客观地讲,前二十余年,武汉人都处在阵痛之中。眼馋发达地区“遍地英雄下夕烟”,回看自家“山重水复疑无路”,心中的失落感与焦躁情绪,自是与日俱增。

毕竟是兵战之地,毕竟是商会之都,痛定思痛之后,武汉人知道“牢骚太盛防断肠”,于是“风卷红旗过大关”,制定崭新策略,重振昔日雄风。在千禧年之后,用楚人承传下来的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重新开始了铸造辉煌的长征。

如果说一百二十多年前,张之洞督鄂,为我们武汉人留下了可圈可点的“汉口开埠”这一改革开放的政治遗产,那么,第二次的“汉口开埠”便是最近十几年来武汉人正在群策群力赶做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开埠,史有定论;而第二次开埠方兴未艾,其意义,其效绩,现在评论还为时太早。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给“晃晃”一词赋予新的意义,便是在此一时期。

在武汉人醉心于改革,着力于建设的大潮中,确有许多新的精英诞生,新的气象散发魅力,但亦有一些人在除旧迎新的过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热衷于追赶潮流,却又没有耐心把一件事做好。于是,武汉人便为此种人创造了一个新称呼——晃晃。

细加分析,晃晃一族是武汉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人类”,迫于欲望,难抑浮躁,于是便有了晃来晃去一事无成的尴尬。应该说,“晃晃”一词诞生之初是贬义的,后来,竟从中生出了一些褒义,这便是武汉人调侃的本事了。记得数年前,一位汉口的小老板谈及自己在生意上的失利,向我痛苦地表述:“我运气总是不好,赶羊猪俏,赶猪羊俏,猪羊都赶,结果猪羊都不俏。”不难看出,这位小老板的做法,便是生意场上的晃晃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