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的联想

§武汉文化的联想

对武汉这个城市，我的感情很复杂。我在武汉的生活时间超过了我在故乡的生活时间，从这一点讲，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但这座地处九省通衢的特大城市，一直都让我感到陌生。这种陌生不是语言，不是生活习惯，亦不是表达感情的方式，而是一种文化的隔膜。近年来，也有不少人试图概括武汉的特征，比较集中的观点是说“武汉是一座市民化的城市”。我个人理解，这种评价含有贬义。因为市民化的生活，让我想到了散漫、杂乱，关注身边的鸡零狗碎而欠缺长远的目光。但这样一些现象，似乎不足以确证武汉的文化身份。若果真如此，为什么清朝末年张之洞督鄂时领导的改革，能够在武汉轰轰烈烈地开展并影响全国呢？兹后，又为什么偏偏是在武汉而不是在北京、上海或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打响推翻清朝帝制的第一枪呢？如果是一群没有理想的市民，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开创史诗的事功吗？

武汉的确有俗的一面。比如餐厅的名字，在上海，所有的餐厅取名都很洋气，而成都的都很雅，但在武汉，类似于“王胖子火锅”“李矮子甲鱼”这样的店名不在少数，可谓俗到极致。以俗为时尚，是武汉城市文化的特征之一。

作为武汉人，我有时候很自豪，有时候又很沮丧。我的朋友，山西作家赵瑜不止一次说他喜欢武汉，他说从飞机的舷窗里俯瞰这座城市，山环水绕，云蒸霞蔚。武汉不只有大格局，还有大气象。日前，我去西安，《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先生又与我谈起武汉，他对武汉下的赞语是：“这座城市很特别，既有南方的柔媚，又有北方的粗犷，南北交汇，东西对接，什么地方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自豪。但是，在我的另一部分朋友，即商界人士中，对武汉的评价则与文人迥然相异。有一次，两位潮州商人与我在欧洲相遇，同在异乡，两位仁兄对我非常热情，但是，当他们得知我是武汉人，立刻就和我疏远了。我百思不得其解，询其因，其中一位潮州人气愤地告诉我：“我这辈子经商，唯独两次上当受骗，都是栽在武汉人手上，因此发誓再不跟武汉人交往。”不少商界朋友对我说：“武汉的地域条件这么好，商业土壤却并不令人满意。”这样一些评价使我沮丧。这也就是让我对武汉这座城市感到既亲切又陌生的原因。

商业与文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作家与商人，从自身的感悟或经验出发，对武汉的看法如此对立，这件事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前面说过，我与武汉多少有一点文化的隔膜，说起来也属正常。多少年来，我一直崇尚精英文化，而武汉这座城市，似乎有一种天生的蔑视权威的传统，这应该是楚人的传统。李白的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第一个嘲笑孔子的人，是楚人；第一个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也是楚人；第一个豪迈地唱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人，还是楚人。有这种心态，人便不存敬畏。这种狂人文化的胎记，数千年来代代相续。武汉作为今日楚文化的中心地，表现出这个文化特征，也不足为奇。

人类的历史，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一是“破”，二是“立”。不存敬畏的人，方能做下“破”的事功；常存大悲心的人，方能下足功夫做“立”的事业。破与立，即毁灭与创造。在社会的转折期，不存敬畏的人，方为真英雄；在社会的建设期，涵养大悲心的人，才是伟男儿。破与立既是不同的事功，当然也就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若混淆规则，则该破的破不了，该立的也立不起来。

从历史上看，每逢历史转折期，武汉便能闪射出特别的光辉。这是因为楚人深谙“破”的法则。“破”字当头的人，是天才，追求的事业境界是“惊天地，泣鬼神”；“立”字当头的人，是人才，孜孜追求敬天法祖，建立社会的和谐秩序与富庶的时代生活。天才是神龙不见首尾，偶有则可，太多则乱；人才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多多益善。

借题发挥说破与立，似乎跑题了。但我是因武汉而生发以上联想的，这联想实与武汉存在精神上的联系。由此我想到，我的作家朋友们喜欢武汉，乃是因为文学的上乘是在“破”字上下功夫。而商业则不同，健康发达的商业文化，只能是“立”字当头。摇钱树不可能在电闪雷鸣、雨狂风骤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可喜的是，“破”字当头的武汉人，在持续改革的中国，在民族振兴的盛世，已生出了浇灌现代文明之花的大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