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与福气
数日前，接到省电视台专题部袁女士电话，告知我入选湖北改革三十年三十位代表人物，要为我做一个专题片。当时我颇感诧异，问她我能代表什么。她说我是文学艺术界的唯一代表。目前，好多地方都在搞三十年三十人的评选活动，作为宣传，这不足为奇，但遴选人物是否妥当，又另当别论。就像我，是否可作为湖北改革开放文艺界的代表人物，的确有待商榷。但是，作为改革时代的文学的见证人，我倒是感慨良多。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我只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在老家的县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辅导工作。我那时的精神状态是苦闷多于欢乐、压抑大于宣泄。读过全会公报，我朦朦胧胧感到国家政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时，我毕竟只是一个阅世甚浅、眼光局促的文学青年，不知道改革真正的意义在于何处。
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带来了一场风雷激**的思想解放运动。文学界闻风而动，以“伤痕文学”为代表，写出了一大批反思“文革”及极左思潮、为改革鼓与呼的好作品。20世纪80年代初的全国获奖作品，无论是小说、报告文学还是诗歌，都曾在老百姓中广为传诵。这些作品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既是鲜活的真实，又是冷凝的思考。很多人认为，改革的初期是文艺的春天。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兴奋点不再是批判而是建设，不再是精神而是物质。此情之下，文学艺术开始受到冷落。由于市场化的推进与阅读群的丧失，文学的阵痛开始了，艺术也极大地分化。一些为改革鼓与呼的作家、艺术家，慢慢地被社会边缘化。
21世纪开始，随着民族复兴口号的提出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经历了阵痛并日见萎缩的文艺再次活跃起来，文学艺术不但找回了尊严，同时也找到了融入时代的感觉。可与“伤痕文学”媲美的“新时代文学”日见灿烂，一大批文艺新人脱颖而出，文艺的星空值得人们重新仰望了。
经历了改革的三十年，我真的有恍若隔世之感。在这三十年中，我出了二十几本书，但我认为最值得一提的作品有两个：一是我1979年写作、1980年获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那是一篇为改革鼓与呼的作品；二是我于2005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四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这是一部为改革思考的作品。从鼓与呼到思考，可以从中看出改革发展的历程，亦可看出一名作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
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一场新思想运动最终导致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1978年到2008年这三十年，一股改革开放的浪潮催生了一个灿烂无比的新时代。这两个三十年，都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作为一名作家，能够参与新时代的建设并重塑中国的形象，这不仅是使命，而且是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