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大发展理念开辟中国发展新境界

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伟大中国梦的发展目标，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科学发展理念的引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既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验的总结，也体现为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目标指向和价值诉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具体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和统一，其蕴含的方法论是指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础。

（一）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理念是客观事实的本质性反映，是事物内性的外在表征。发展理念则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总结和提炼，它本质上是社会实践和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但这种改造，需要经过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需要通过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才能逐步认识。换言之，关于发展的观念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深化的。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发展的产物，它深植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同时又引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向新的目标迈进。

1．发展理念的历史继承性和创新性。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历程看，五大发展理念在我国的产生具有深刻而长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从根本上来说，五大发展理念产生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在发展过程中我国也需要对新的发展条件和制约因素做出科学的回应，有效调整发展的目标函数，以平衡发展的目的、手段和路径，应对现实中的发展难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大发展理念既需要坚持过去发展中的有益经验，也需要扭转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偏差，是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发展在本质上是人们的历史性活动。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常常与人在历史活动中追求的目的性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就前者而言，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需要遵循客观规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样如此。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理念只能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始终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取决于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而后者则涉及到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发展速度和增长质量、生产效益和发展成果等各种相互制约因素。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服务于从整体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总量可能会重于结构，发展速度可能会超越于效益，但随着实践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上述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会发生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会产生新的主要矛盾，从而使原有的发展理念滞后于实践，或者显得不再完善和全面。显然，从“发展是硬道理”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转变，是由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情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决定的。

另一方面，发展理念的创新总是包含着人们对客观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它是人们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这种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实践和历史进程中是作为合目的性展示出来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目标指向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行动的、追求着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显然，科学的新发展理念，往往体现为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自觉把握，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从现实情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如资源约束、发展持续性弱、增长乏力、生态环境压力、国际市场竞争压力、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等，也迫切需要调整和充实原有的发展理念，更系统化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可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植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它还是我们党直面国际环境新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做出的理性选择，体现了我国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观方面的创造和智慧。

2．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选择。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体现为历史前进的总体方向，体现为历史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在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发展的紧迫性”和“落后就要挨打”的理念，将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作为突破口，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国民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强调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围绕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先后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等发展理念，强调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步骤、目标和途径等提出了创造性的解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这是我国关于发展问题的一次重要飞跃。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这一理念针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后的新情况，提出了统筹兼顾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问题的新观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确立了和谐性、全局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理念，提出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人为本，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为基本要求，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回应，使我国在发展理念上进入了新境界。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上述发展理念的继承和提高，标志着我国在发展观念上的又一次变革。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程中逐步酝酿并于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形成的成果。习近平同志指出，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五大发展理念提出过程中呈现出的历史逻辑，顺应了我国历史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把握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潮流。五大发展理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总体框架式的设计理念，使发展的动力、要求、前提、条件和本质融合为一体。具体而言，五大发展理念将创新驱动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将协调合理作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将绿色发展作为永续发展的内在前提，将全面扩大开放作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外部条件，将共享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有效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思维与理念。可见，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决非偶然，而是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在发展观念方面的拓展和升华，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进一步回答。

（二）五大发展理念的方法论特征

从本质上来说，方法论是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而思维方式是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成果，其思想创新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理解和认识五大发展理念，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出发，在全面理解发展内涵的基础上认识其特征。

1．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论思维。马克思认为，社会有机体是囊括全部社会生活及其过程的总体性范畴，是以人的社会关系的各个要素、环节为纽带构成，并且不断发展的有机整体。社会形态更替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表现形式，生态环境是社会有机体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基本目标。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个体蕴藏于整体之中，整体则通过个别而具体呈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现象，而整体中的个别领域又影响到整体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由于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个侧面所具有的复杂性，经济社会发展理念也

必然需要从整体性把握，才能认识其发展规律的全貌，进而驾驭其内部的复杂性规律。从这个角度看，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比较全面地勾画了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五大发展理念中既包含着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包含着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解，还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包括执政党执政规律）的把握。对我国来说，它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具体呈现和理念升华。

从马克思主义整体论立场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是物质的生产力，物质的社会生产方式对社会历史发展起主导作用，因而在发展理念上首先需要重视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联系人的地位、作用和能力的发展，考虑到自然、人口、政治、法律、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出发，我国要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必须既重视社会发展的重点方面，又关注其他方面因素的反作用；既强调自然、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要重视物质生产过程中人的主动性、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同时要兼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不同领域和群体的和谐发展。

可以说，五大发展理念构成完整的综合的发展理念。作为战略思维，五大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和长远目标设定的，因而具有全局性、长期性、重大性的特点，这种围绕主要矛盾和重大问题进行筹划与指导的思维方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系统方法论的思维特点。此外，五大发展理念还体现了发展的不同侧面间相互联系且互为依存的关系。在五大发展理念中，任何一个短板的出现，都可能导致发展的中断或者发展的整体目标难以全部实现。这种五大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决定了我国新时期发展理念的新特点：一是发展动力上必须是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的统一；二是发展环境和条件上必须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统一；三是在发展内容上必须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的统一；四是在发展目标上必须是客观规律与主体诉求的统一。

2．五大发展理念蕴藏的辩证法思维。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自觉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得出的最新理论成果。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理解和认识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可以增强我们的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要求，我国在面对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需要直面矛盾，运用矛盾对立统一的特性，通过解决矛盾推动发展。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解决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科学思维和责任担当，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之上。

辩证法是对事物发展内逻辑的认识和总结。从辩证法的内在逻辑出发，可以科学地认识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各自特点及其作用。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是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是数量变化与质量突变的辩证统一。在五大发展理念中，每一个发展理念都具有其自身丰富的思想内涵并按其自身规律发展，但它也影响着发展的其他方面。当某一侧面被忽视时，其实践中的发展滞后会对其他侧面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可以看出，五大发展理念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它非常鲜明地揭示了发展的速度要求和能力、发展内容和本质、发展依据和路径、发展基础和目标之间的关系。因此，五大发展理念反映出的，是我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与重点、目标与路径的认识和深化。五大发展理念既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又存在着一定的次序先后和矛盾。在实践中既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相互替代。过去，我国单纯强调发展速度，忽视结构、质量和效益，导致我国发展的粗放化和产业同质化；单纯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建设和社会发展，导致发展难以持续、社会矛盾增加，这些都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教训。

3．五大发展理念蕴藏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对人的本质的揭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包含着丰富的内涵。首先，社会发展需要建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基础，是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体现为具体的经济增长；其次，社会发展是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需要人和资源和环境间的协调与和谐，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极度相关；再次，社会发展还是精神生产过程的体现，它涉及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法律、道德、文化等精神产品的生产，与培训、科技创造等过程密不可分；最后，社会发展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这通过社会的制度属性反映出来。从上述观点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是需要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以满足人的生存、健康、安全、民主权利、公平公正要求、素质全面提高和价值实现等作为发展的具体内容，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发展的目的。

五大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凝练，是从发展的整体上反映人的本质的思想方法。五大发展理念的目标，紧紧聚焦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消除物质贫困和解决生存发展需要作为发展的现实指向。在着力点上，五大发展理念将“实现何种发展、如何发展和为谁发展”这一个问题相统一；在发展思路或路径上，五大发展理念则围绕“人的发展”，使具体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方法的确立，五大发展理念才能为“三大战略”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现实的条件，真正成为引领我国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指南。

（三）五大发展理念的功能特点

正确的理念只要付诸实际，就会彰显其价值，就能够推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理念能否贯彻，主要取决于其能否坚持正确的价值诉求和追求合理的目标。习近平强调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从我国现实来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价值诉求，本质是由其社会功能的特点及其战略意义决定的。

五大发展理念从社会有机体的整体观出发，体现了全面共享、协调持续的发展观。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的协调、绿色和开放，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坚持平衡性、有比例性、全面性和开放性；另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的创新和共享则注重追求发展的进步性、持久性和公平性。从本质上来说，五大发展理念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从五大发展理念的功能取向来看，具有各有侧重的一面。创新发展所要着力解决的，是发展的动力问题。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原因在于科技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体现，创新不足就难以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从而不利于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突破瓶颈制约、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们国家要走在世界发展前列，根本出路在于创新。”所以，当务之急是要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形成新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创新可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我国能否如期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创新驱动发展需要高技术和中低技术产业协同创新与发展，同时兼顾与FDI、企业规模的关系平衡。创新具有丰富的内涵，在实践中既要推动以技术创新为先导的科技经济创新，也要推动以体制机制创新为载体的制度创新；更要推动以观念理念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创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可见，创新发展不仅要实现科技创新，也要注重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促进创新的文化和社会环境。

协调发展主要是致力于形成平衡发展的结构问题。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协调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好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关

系，如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和效益、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公有和私有、先富和共富、内部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协调发展的关键着力点，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系，重点要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收入、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卫生和食品安全等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绿色发展的目标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使人类所处的环境日益成为“人化的自然界”。但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包括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如果忽视自然规律，打破生态平衡，就会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报复和惩罚。绿色发展是在经济与生态良性循环基础上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它寄寓着人民对生活质量的期待和美好愿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具有供给刚性，我国近年来因资源与环境要素稀缺，已经导致相关原材料成本和环境治污成本急剧上升，成为制约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社会环境成本过高也导致我国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极大损失，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短板。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绿色发展，就是提倡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减轻资源、生态和环保带来的压力，从而使生态文明融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单纯靠市场机制是难以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实现绿色发展，需要政府出台新的制度安排，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并在节能环保等技术方面加强开发并给予支持。需要加大环保政策的实施力度，采取约束性指标解决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问题，加强土地、资源、水、大气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

开放发展理念是我国融入全球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需要，开放发展重点是要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目前，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格局不断变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来自于外部的经济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在增强。只有顺应国内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我国才能构建起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才能在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为我国参加全球经济治理和享有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奠定条件，更好地为全体人民利益和世界利益承担责任。在实践中，开放发展需要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以实施自主知识产权战略为支撑，参与并争取主导国际分工，提升对外经济开放的质量。既要重视打造“中国制造2025”，也要瞄准“工业4.0”超前进行国内的产业规划，形成后发优势。在区域合作上，重点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及区域经济联系的要求，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享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在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制度中，将“把生产发展到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共享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理念是对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长远目标的当下化和具体化。相比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具有终极性和引领性意义。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发展既以共享为前提条件，也以共享为目标和结果。共享发展不是仅仅注重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事后调节，不是简单地通过再分配领域来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就注重发展的共享特征。这就需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私有制基础上的“劳资和谐”“利润分享”“涓滴效应”等观点划清界限。需要看到，当前我国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和现实针对性：一方面，是要解决我国还存在着7000万贫困人口的困局；另一方面，是要化解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过大的难题。早在1993年9月邓小平就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但囿于种种原因，我国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一直难以根本上化解。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将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成果在根本上统一于人民，在发展中以人民为主体，才能让发展成果的享有达到“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当然，人民群众在发展中实现利益共享，也要求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共建共享，实现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

（四）五大发展理念开辟中国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五大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价值。首先，它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破题创造了条件。五大发展理念是在当代中国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后，拥有了巨大物质基础且步入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的。在经济新常态下，增强动力、优化结构、改善环境、促进平等、消灭贫困、解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难题。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一方面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破解发展难题的科学出路，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发展的生态底线、结构底线、质量底线和公正底线。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需要改变片面注重发展速度、不顾资源压力、分配上“重资轻劳”、忽视生态效益、过度对外依赖等不良现象和做法，扭转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趋势。我国不仅要通过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促进地区平衡发展、消除绝对贫困和有效化解扶贫解困难题，也要兼顾生态这一发展的物质前提条件和社会公正要求。在发展中维护好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维护好社会的稳定。

其次，五大发展理念丰富了中国道路的理论内涵。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道路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道路既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体现为生产率更高、整体和局部更协调、自然和人类更全面、社会群体之间更和谐的发展，更体现为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共享发展是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现实总结，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共享发展是共同富裕原则在现阶段下的具体化，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保障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我国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可以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动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是从不同维度对中国道路内涵的揭示，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另一种话语体系层面的表达。

再次，五大发展理念有利于塑造国家形象，更好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实际上，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其中心地位被取代的担心，对中国存在着片面的解读；而且，中国模式也常常引来西方世界对中国道路的批评和质疑之声，这在无形中放大了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从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国家形象问题是中国当前最棘手的战略问题”，“国家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中国改革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五大发展理念能够适应时代潮流，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发展理念，因此能够更多地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在全球化时代，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实行，可以使我国改变在国际社会中的评价，从而塑造新的国家形象。这显然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对外开放和自主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也有利于我国在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增强国际竞争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