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苏联之行
孙科是国父孙中山的独子，时任立法院长。他将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再次访问苏联，争取军事援助。现在他正坐在从西安前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上，思考着昨天晚上在浮空基地上跟何俊才的交谈。
这已经是孙科的第四次访问苏联了，1938年1月，孙科到了苏期，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争取到苏方5000万美元的军事借款，用于购买苏联军火。1939年3月，孙科奉命再度访苏。此行，又从苏联得到2亿美元的贷款。6月13日，孙科与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确定苏方以特种物品（军火武器）交付，中国以矿产品、农产品各担半数陆续偿还，双方物资往来均经陆路运送。1939年9月，孙科第三次莫斯科之行，签订了《中苏航空协议》。
在第一次访苏的时候，孙科就知道，苏联援助中国是出于自身的战略意义，避免被日本和德国夹击。因为斯大林明确告诉他：“中国人不仅为自己而战，还为苏联而战”。孙科也知道自己能被选中为赴苏联的特使，主要是由于他是孙文的儿子，而孙文在苏联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
昨天在那艘令人震撼的巨舰上交谈了一夜，收获颇丰。首先是那巨舰坚定了孙科抗战的信心。另外何俊才还交给了孙科一些设计图纸和样品，用以表达对苏联援助的感谢，这让自己第四次苏联之行困难大减。最后何俊才还跟孙科分享了一些国际秘闻和形式分析，这让孙科的强烈“亲苏”思想有了一些波动。何俊才还高度赞扬了孙科在“宪政”和“民主”方面的想法，孙科对能得到这位委员长身边红人的支持感到非常高兴。
孙科再次打开公文包，拿出何俊才提供给他的火箭弹、雷达和无线电的资料。雷达和无线电的技术无疑证明了是未来的军事发展方向，何俊才告诉他这些信息应该也通过苏联志愿航空队透露回了苏联，所以这块问题不大。而火箭弹这个估计特别偏爱炮兵的苏联会非常满意，况且何俊才还提供了几部火箭弹和发射器的原型（就是拆下来的驱鸟火箭）。孙科再次仔细阅读了这些资料，按照他的感觉，这些资料将对本次苏联之行相当有帮助。孙科再次闭目思考何俊才跟他的谈话。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唯利益而已。”
“苏联人非常可能为了得到日本的承诺而放弃对中国的援助，这一点你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即使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有五年的时间，但是前面有波兰和芬兰的例子在呢。”
“我判断，德国在统一欧洲后立即会发起对苏联的进攻，最迟明年的这个时候。所以孙先生，这次可能是苏联最后援助我们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可以多承诺和延长付款时间，到42年后，我们的情况会大有好转。”
“交货的时间一定要在41年4月前，我的内线情报显示苏联可能在那个时候跟日本签订条约。”
“优先购买战斗机和弹药，还有燃油。另外考虑多购置机械和设备，特别是钻探和炼油的设备。”
“此次孙先生之行将影响重大，请务必以国家利益为重。为了国家利益可以放弃自己的名声，万不可为了面子而使国家利益受损！”何俊才说这话的原因是他希望孙科在适当的时候透露中国已经支持不下去了，正在跟日本和谈，好给苏联造成紧张感，让援助来得快一些，来得多一些。但是孙科对这种欺骗的方式非常不乐意。何俊才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想到后世一些政治家为了名声而牺牲国家利益的事情。
经过跟何俊才的交谈，孙科觉得压力非常大，但是收获也非常大。一些观点站在另外的角度看，或许确实有点偏激。苏联不是什么都好，只是他的这种集权机制在战时或乱世非常合适而已。对于苏联的大国野心，孙科还是比较清醒的。中苏边境漫长，苏联国力随几个五年计划已大大加强，与此相比，中国的国力则十分衰弱，新疆等地区仅在表面上“听命中央”，实则半独立。除了新疆问题外，中苏之间还存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然而孙科认为，尽管中苏间存在这三个“未决之悬案”，但“较之在艰苦抗战中，苏联所予我们宝贵的援助”，似不应过分强调。孙科说，解决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把敌人驱逐到鸭绿江彼岸”，及中国“强大起来”。何俊才赞同了他的想法，但是告诉他，这个时间不会太久。等到德国入侵苏联后，我们可以反过来援助苏联，并顺带解决这些历史的问题。
“还有1天的时间，确实得好好合计合计了。”孙科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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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邵力子在机场等候着他。
“哲生（孙科的字）老弟，分别一年啦。这次又得麻烦你来一次。”邵力子也是国民党中少有的“亲共”派，他对同样“亲共”的孙科非常有好感，两人年轻虽相差了十岁，但仍以兄弟相称。
“仲辉（邵力子的字）兄，那里的话。我只是来充当说客的，争取苏联援助的重担还是落在兄的身上啊。”两位志同道合者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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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姆林宫，孙科和邵力子正在等待斯大林的召见，之前几天他们已经跟外贸部长米高扬，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分别会谈过。
“孙先生，看来伏罗希洛夫将军对你们提供的那些资料和实物非常感兴趣。请原谅我，很难相信中国的技术水平已经能造出这样的成品了。”莫洛托夫向两位中国使者说到。
“莫洛托夫同志，中国人民正在全力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一些海外的华人也在积极捐钱捐物支援我们。这次提供一些资料是海外华人援助我们的，我们利用其中的雷达和无线电技术成功打赢了几次空战。前期贵国对我们的抗战事业进行了非常大的支持，为了表示感谢，我们无偿将这些资料与贵国共享。”孙科说到，在外交方面，孙科颇有其父的风范。
“现在德国战胜了法国，正在准备进攻英国。其盟友日本更是对我国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和掠夺，上月结束的枣宜会战我国损失惨重，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也为国捐躯。日军获得了枣阳和宜昌两地后，我军形式更加严峻。且日本因德国打败了法国而变得越加疯狂。我们急需要苏联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啊。”驻苏联大使邵力子虽是一文人，但是在这国难当头之日也顾不上颜面了，每每有机会就要苦苦要求援助。
“我们跟米高扬（外贸部长）同志谈过，希望能扩大《通商条约》的范围和数量。中苏两国在资源方面更多地进行交换。另外在军事技术方面，我国也有一些研究，希望能跟贵国共享成果。”孙科补充到。
“这些事情还需要斯大林同志决定，他一会就会召见你们了。”莫洛托夫长年负责外交工作，在外交辞令方面非常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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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斯大林现在正在他的办公室内看着两份报告。一份是“红色间谍”里夏德?佐尔格送来的，是关于中国和日本在香港秘密和谈的内容，这本就是真实的历史，只不过军统将一些尚未达成的条款巧妙地泄露给了佐尔格在日本高层中的“线人”。
另外一份是苏联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大队长勃拉戈维申斯基上校的报告，内容是描述了这段时间中国空军的战况和那几场大胜。勃拉戈维申斯基在材料中重点说明了这几次空战的变化，特别是装载大队长、中队长飞机上的那个精巧的无线电，以及那准确地引导和指挥。看到这份材料，斯大林突然想起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前几日带来的雷达和无线电设计图纸。“对了，还有那火箭弹”，对大炮主义有特殊感情的斯大林其实对火箭炮特别感兴趣。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很早就在在火箭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1921年，专门研制火箭的第2中央特别设计局成立，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研制合格的固体火箭燃料和发动机。经过不懈努力，苏联设计师先后研制出了可以稳定飞行400米的固体火箭，射程1300米的火箭弹，以及PC－8282毫米和PC－132132毫米航空火箭弹。苏联飞行员曾使用PC－82火箭弹在哈拉哈河狠狠地教训了骄横的日本人。1938年10月，火箭炮车载实验正式开始，以ЗИС（吉斯）－－66X6载重卡车为平台，火箭炮共有24条工字型发射轨。1939年3月，沃罗涅日的“共产国际”工厂8导轨的БМ－13－16试制成功，БМ－13总共可以携带16枚M－13（PC－132的改进型）132毫米火箭弹。测试结果表明，БМ－13特别适合打击暴露的密集敌有生力量集结地、野战工事及集群坦克火炮。这次孙科带来的火箭弹技术资料和实物经过伏罗希洛夫的评估非常有助于帮助苏联增加火箭的射程，实现火箭弹的小型化。这些技术将对航空火箭、车载火箭炮甚至正在研究的单兵便携式火箭筒的后续改进有非常大的帮助。
“看来需要跟中国特使好好谈谈了。”斯大林自言自语到，他按动了桌上的呼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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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后，莫斯科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上，孙科踌躇满志。第四次访问苏联的成果超过了前三次的总和。孙科知道，在抗日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只有苏联能这么大规模的援助中国。从地缘意义上，苏联是跟中国靠得最近的大国，在面对日本的威胁的时候，苏联不得不大力支援中国。但是这次双方修订的《通商条约》中有更多的内容在里面，双方还约定了技术共享的条款，中国将提供给苏联雷达、无线电等电子技术，而苏联派出专家指导中国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建立。
《通商条约》还扩大了以货易货的范围，中国急需获取的战斗机、武器和工业设备范围和数量都大大扩大，首批100架I－16战斗机、机枪及弹药以及石油钻探和炼化设备已经出发分别从空中和陆地（西北通道）前往兰州。其中武器将直接转运到重庆和成都，机械设备将用于扩大玉门油田的生产。对于战斗机，孙科还通告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日军正在装备的“零式”舰载战斗机的情况，并表示希望能尽快获得能与之抗衡的战斗机，比如目前还处于试生产阶段的雅克－1（Yak－1）战斗机。
而炼钢、电解铝、机械制造等设备目录也正在拟定，似乎一夜间，中国的重型工业就要从德系、美系转换为苏系了。当然中国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矿产资源，从42年开始分批偿还，偿还的时间甚至延长到30年。
在此之外，苏联再次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用以购买苏联工业品及设备，中国自1942年7月1日起分十年偿清，年息三分。
这次孙科能带着这些重大的成果回到重庆，将非常有利于他政治地位的加强，也让他在中国政府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这非常有利于他推行自己的“民主”和“宪政”。
排版是不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