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准备（九）
“还有一点需要和大家说明”王天浩看着意犹未尽的诸位大佬，还想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惊喜“这次委座领衔的前国府遗老遗少们赴东北避难，并不完全只给我们带来负担，他们同事还给我们带来大量的财富。据初步统计，共为我们带来黄金357.25万两，银元4275万枚，美元2145万余元。汤恩伯随后又带来19.8万余量黄金，130万枚银元。值得注意的是国内黄金行业使用的计量标准不是1千克等于10两，而是1千克等于32两，每两折合国际制单位31.25克。此外，还有大量珠宝、外汇、机器设备和海外资产，初步估算约合2亿3千万美元。由于我们的介入，委座带走的资金要比历史上带到台湾的还要多了百分之十五左右。由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大量投资特区企业，因此，抽逃海外的资本量只占历史上抽逃资本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相信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明朗，这些资本的绝大部分还会回流。说实话，也正是为了能把这些财富留在国内，我们才不遗余力收留委座的遗老遗少们，并向委座方面作出某种让步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委座投奔我们之后，除了大量的资金物资人口之外，更有大量人才和学者。在前辈与国府之间的人才争夺战中，我们并不占有优势。通过委座，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绝大部分企图。尤其是那些留在国内，在各种运动中饱受冲击的甚至殒命的大师们。该具体事宜，随后由险峰详细向大家介绍。按照我们和前辈们的协议，以及国际法惯例，新中国继承国民政府在海外的所有资产。我们通过向国民政府海外资产转移划拨、投资等方式，将委座带走的资产中百分之六十五的部分移交给前辈，用于国内建设。我们在国外的部分企业也可通过这种途径回归并交给前辈们，这样可以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相信大家能够接受。”
“这些资金被来就是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给前辈们多留下一些，是应该的也是合适的！”博帅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可以适当再增加几个百分点，毕竟前辈们要比我们困难得多！”
“我看可以！”刘远洋点头说道：“在原有基础上再加5个百分点，大家认为怎么样？”刘远洋看大家没有意见，转向沈险峰：“险峰你介绍一下科教方面的情况吧！”
“好！”沈险峰清了清嗓子，翻开面前的文件却没有看，他表情严肃地说道：“在我正式介绍之前，我想先给大家做一点点说明。我国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死亡的数字，我们无法进行详细统计，很不幸，这几乎是我国的一项悠久的传统。就像南京大屠杀中的死亡数字一样。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电视谈话节目中，一个日本女留学生接过话筒质问，大意是：你们中国人说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你们是怎么统计的？他们有姓名住址吗？否则，你们凭什么说死了30万人？抛开民族感情，她质问不无道理。不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新中国，在最初都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详细的统计工作。30万只是一个估计、一个死亡人数的下限。对于建国后历次运动中的死亡人数同样没有权威数字。我们对此没有讨论的必要，也没有能力制止。建国后的诸多运动中最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反右、一个是文革。反右，后来称作扩大化。”
说到这儿沈险峰不由得惨笑了一下。
“扩大化？这个说法好啊！反右是对的，只不过是扩大了而已。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有关部门的公布的资料，1957年和1958年全国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甄别改正了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等96人。错划右派的比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呵呵！”沈险峰无奈的摇了摇头“这些中g党员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干部职工等，轻则撤职降职，开除党籍、下放劳动、重则开除公职、集中关押强制劳动改造、判刑蹲监狱。不少人含冤自杀或受折磨致死。”沈险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要知道我国此时的文盲率保守估计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而这些绝对称得上国家宝贵财富的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
何为臭老九，元朝时统治者将社会分为十个等级，依次是：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儒，也就是知识分子，排第九位，地位不如站街的妓女。也就是说，我国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认可这种说法。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事情吗？一个号称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竟然鄙视知识和人才到此等地步，又怎么能不落后。他的流毒一直持续到我们穿越之前的中国。一个不惜耗费数千亿人民币开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的国家，一个‘三公’消费达四千亿人民币的国家，竟然舔着脸号召普通民众去为希望工程捐款，这不滑稽吗？一边高喊知识改变命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边却是教育投资始终达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不开奥运会、不开世博会中国依然能崛起，可是不重视教育，那只能是痴心妄想。即便崛起了也不过时间在沙滩上的城堡而已。”
“扯远了！”沈险峰意识到自己有点偏离主题“所谓的文革，更是民族和国家的灾难，臭老九们更是首当其冲。大批精英、学者、大师或因不堪受辱愤然自杀，或者饱受迫害命丧黄泉。不仅严重破坏了一个民族正常的知识和人才积累，出现一个断层断层，更为严重的是它摧残践踏了人世间一切美好的品格、情感和道德。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相残，背叛、告密、诋毁、诬陷成为一个社会的常态。无数人以虐待、侮辱、摧残他人的身体、精神和人格为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然无存，诚信成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怪胎。有些人总是说是商品社会和经济发展导致人们的道德水准下降，其实这是扯淡。正是‘文革’这样的席卷全社会的政治运动，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有些同志希望我们能够改变这一切，说实话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保护那些在历史上自杀或者被迫害致死的科教文化界的大师和精英们。不是说普通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就不值得保护，而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这里有一份名单，这些都是在历次运动中自杀或者被迫害致死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戏剧家、艺术家。他们都是我们所必须要保护的对象。经过与其他方面的商议和沟通，我现在通过三条途径是吸纳我们的目的：
第一，截留从国外返回国内的人才。例如陈邦宪（著名医学教授，1947年留学哈佛获硕士学位，学成回国，文革中服毒自杀）；陈天池，（化学家，49年获美国路易斯安娜大学理学博士，50年回国，文革中自缢身亡）。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四十年代留美，获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并参与第一代计算机的设计。56年绕道欧洲回国，68年自杀）等人。第二，以讲学、交流、探亲等的名义，盛邀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尽可能挽留，比如老舍先生、傅雷，比如严凤英（黄梅戏）、小白玉霜（评戏）、言慧珠（京剧、昆曲）等等。第三，防患于未然。也就是在我们为前辈们培养的高端专业人才中，尽量选择家庭出身好、历史清白，根红苗正的人。再有，实在迫不得已我强烈建议直接实施劫持。”
会议室内鸦雀无声。
“不是我咬牙切齿，我实在是恨啊！”沈险峰的眼中有些湿润“我国建国六十多年，在科学文化教育文艺等方面，基本上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这不得不说使我们教育的失败和悲哀。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延续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文明的传承，一是精神文明的传承。担负精神文明传承最重要的机构是学校，最重要的角色是以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像我国这样不重视知识和人才的国家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教师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之低下，甚至不如解放前。鲁迅、陈独秀可以一边骂着国民政府，一边领着国民政府的高额薪金。
这难道还不值得深思吗？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是少儿启蒙读物，我们居然要郑重其事堂而皇之的在国家级电视台上予以普及。我们在不经意间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精神家园。世界上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鄙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就是失败教育和功利教育必然导致的结果。我们口口声声喊着民主和自由，将我们自己的革命冠以民主主义革命，可是，民主和自由，并不仅仅是几张可有可无的选票，更不是喊几声万岁。什么是民主和自由，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不过，我想它首先要让自己的国民能说话，敢说话，不因言获罪。民主和自由，同样需要教育。所以，还请大家不要嫌我烦！”
大家静静的听这位科学大家，同时又是特区最激进的教育家的痛心疾首。或许有人不愿意听，或许有人反感，但是没人能说他说得不对。
“我认为我们立国之后，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积极发展科教文化事业。这就需要我们大量吸引国内和世界上一流的学者、大师们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要给科研院所松绑，让他们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思想性和前瞻性。脱离政府的直接管控。政府就干他自己该干的事情，还教育以本来面目。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培养人。他关注的目标不是如何造就可用之才，而是传承文化。所谓的人才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可以说，人才是文化传承的的副产品，而不是教育的真正目标。人才与急功近利是水火不相容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培养出更多出类拔萃的所谓人才。这就像我国的足球和兵乓球一样，为什么二者的水平相差悬殊？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从业人口的悬殊。同样的道理，只有足够基数合格的‘人’，才会涌现人们所希望的大量‘人才’。人才是个中性词，失去了合格的人这个基础，那才真的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甚至是祸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秦桧、严嵩同样是书法大家，算不算有才？可是，他们的书法并不像颜真卿的书法那样受人推崇，其原因就在于此。”
沈险峰终于说完了。会议室内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