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大国际评级公司：信用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服务性中介机构，它们为企业、金融机构、社会组织、政府和个人等各类经济主体，以及债券、股票、基金等金融工具的发行主体进行风险综合评估，为其履行相关经济承诺能力和可信程度打分，并以简洁的符号表示其信用等级。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有美国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家公司。它们的垄断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
三大评级机构何来
标准普尔由普尔于1860年创立，彼时欧洲的投资者对于自己在美国新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资产需要更多的了解。于是，标准普尔的始创人普尔顺应需求开始提供金融信息。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标准普尔凭借其“独立、严格”的分析及其涉及股票、债券、共同基金等投资品种的信息逐渐奠定了其在行业中的地位。
如今，标准普尔员工总数超过5000人，业务机构分布在19个国家和地区。标准普尔为投资者提供信用评级、独立分析研究、投资咨询等服务，其中包括反映全球股市表现的标准普尔全球1200指数和为美国投资组合指数基准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等一系列指数。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认可标准普尔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
穆迪公司的创始人是约翰·穆迪，他在1909年首创对铁路债券进行信用评级。1913年，穆迪开始对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目前，穆迪在全球有800名分析专家，1700多名助理分析员，在17个国家（地区）设有机构，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穆迪于2001年7月在北京设立代表办事处，开拓中国业务。
惠誉国际是带有欧资性质的国际评级机构，1913年由约翰·惠誉创办。惠誉国际在全球设有40多个分支机构，拥有1000多名分析师。其业务范围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国家、地方政府和结构融资评级。迄今，惠誉国际已完成1600多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评级，1000多家企业评级及1400个地方政府评级，以及全球78%的结构融资和7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评级。惠誉在美国市场上的规模不及其他两家评级公司，但在全球市场上，尤其在对新兴市场的信用评级方面，惠誉的敏感度较高。惠誉于2000年进入中国市场，并于2003年6月在北京成立代表处，主要从事资料的搜集、研究、报告、宣传等工作。
三大评级机构的业务各有侧重，标普侧重于企业评级，穆迪注重机构融资，而惠誉则更侧重于金融机构的评级。
从自由竞争到寡头垄断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信用评价市场处于高度自由竞争的状态，此时的信用评级对象仅限于对已经发行上市的债券，评级机构仅靠向投资者出售评级报告艰难为生。随着上世纪30年代的金融改革，监管当局对债券进行“投资级”和“投机级”的严格区分，这极大地刺激了信用评级的需求。随后，信用评级业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即信用评级从债券二级市场拓展到一级市场，债券发行人在发行债券之初就主动要求信用评级，以此作为“良好品质”的保证。
1975年，SEC出于监管目的制定并运用“全国公认统计评级机构”制度，对美国信用评级业实施监管，通过认可的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被认为具有较高可信度和公信力。“这种做法对信用评级业的刺激作用是空前的，在这些所谓的监管特许下，以前多少具有资源性质的信用评级变成了为官方所支持的‘准强制性’评级。”一位不愿具名的金融人士说。
然而，SEC的监管特许为信用评级也构筑了一道不可侵犯的准入壁垒。因为SEC自1975年提出并实施这一制度以来，除了当初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普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外，基本没有再指定其他的公司——“三大”的垄断格局初步形成。
1997年，继美国证交委公布加入该组织的标准后，再没公布新的标准，这就形成了信用评级行业目前缺乏竞争、滥用权力和利益冲突三大弊端。
事实上，垄断导致的后果十分严重。这意味着评级机构无须再像早期阶段那样靠出售“声誉”艰难为生，在没有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只要他们做得不太离谱，采取短期化行为无疑是更具现实**的选择。更可怕的是，寡头效应也意味着强大的资本市场话语权，即他们有可能向一些小公司施加评级压力以获得超额利润——正如只要钞票够多，“三大”会给一个“垂死的病人”开出“健康良好的体检证明”一样荒谬。
公开资料显示，在雷曼兄弟倒闭前数天，穆廸曾给该投行的债务以“A2”评级；而在美国国际集团（AIG）2008年9月被美国政府接管前一个星期，穆廸还给该保险巨头无保担债券“A3”的评级。在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评级机构通过给有毒证券资产（主要是次级房贷）提供高评级赚了个盘满钵溢，总收入由2002年的30亿美元升至2007年的60亿美元，其中穆迪的盈利在2000~2007年间上升了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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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信用评级公司：一个多月前在国内沸沸扬扬的中国公司发布全球国家信用评级的新闻，终于得到了国际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公司）的回应。8月份，“标准普尔”作出反应：称上述评级抱有“民粹主义心态”。
7月初，一向由国际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全权掌控的“国家评级”领域，窜出了一个挑战者。一家中国民营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发布了50个国家的信用等级。这是第一家中国机构向全球发布国家信用风险信息；而且，在这个报告中，中国的信用评级第一次高于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
在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自身遭遇信用危机的当下，大公国际此举，是具有预见性的抢夺市场的一步，还是如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评论文章中所言，是一个世界的冷笑话？
事实上，大公国际在中国已非孤军奋战。近年来，从民间到官方，都有机构在进行类似尝试。中国开始不满足于用西方的语言与西方对话，而是诞生出建立本土评价体系的冲动，其背后所暗藏的焦虑渐渐也浮出水面。只是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大公国际的新思维
大公国际发布的信用评级中，给了中国外币AAA、美国外币AA的评级，但在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报告中，中国主权评级始终停留在A级别、而美国从没低过AAA（A越多，级别越高）。大公国际的报告中，超过一半国家的评级与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存在明显差异。
这份“标新立异”的报告，来自大公的国家风险研究部。该部门成立于2005年，一共二十多人。
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大公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看待我们所处的信用世界。”
孰是孰非？一位在摩根士丹利美国总部工作的中国籍人士认为：“大公设计的标准并无不当之处。但报告的结果不能让我信服。”他不能理解为何在大公国际的报告中，美国的信用评级低于中国。
在他看来，当一个政府使出浑身解数仍无法还贷时，的确会面临破产；但美国却还有一招：各国货币均与美元挂钩，通过印钞美国就可以暂时解决部分债务问题。“因为大公重新定义了‘违约’。”关建中解释说，“掌控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往往有条件通过货币贬值输出债务，但这本质上还是违约了，只不过是隐蔽的。”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里没有涉及这种违约，而大公将其列为“特别重要”，这也成为美国打分偏低的原因之一。
对“违约”概念的阐述，只是大公重新构建评级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核心思想是，一国的政治理念是否符合西方标准，意味着该国的融资能力强弱，进而决定信用的高低；但大公认为，一国的财富创造能力、政府财政收入状况才决定着债务偿还能力。”关建中说。
他的观点概括而言是，西方的标准是政治性的；而大公的新思维则更加看重国家层面的财富创造能力。“西方主流评级机构至今还在坚持他们的评级思想、理论、方法，这才是最为典型的民粹主义。”关建中强硬反驳。“上升到哲学层面，就是三大评级公司用唯心主义来解释信用全球化之下的实际情景。而大公，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他说。
“中央背景”的课题组
虽然关建中始终在跟意识形态和国家立场划清界限，但大公国际这一耗时五年、投入不菲的企业行为，恰好与中国政府近年来日渐苏醒的“争夺国际评级话语权”意识不谋而合。
在大公的国家信用评级报告公布之前半个月，新华社下属报纸《经济参考报》上刊载了“构建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议”一文，一个有中央背景的权威课题组浮出水面。
除了课题组组长是由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巡视员吴红担纲之外，顾问团还有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等人。
自2007年成立以来，这一“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一直沉在水下，直到今年6月25日在《经济参考报》公开发表建议报告。该“建议”称，课题组是“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拥有国际评级话语权为目的”，“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体系”。
“建议”中所列的第一条原则是：解放思想，破除对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迷信。
课题组成立后给大公的自建体系工作提供了很多改进意见。据课题组副组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回忆，他和关建中就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下十几次。
课题组同样也认为，三大评级公司是站在“他们”国家的利益上来制定评级标准的，而三大评级公司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股权渗透正在严重威胁中国的金融主权和国家经济安全。
早在2003年，三大评级公司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江涌就受有关部门之托，开始研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并向中央呈送过多份报告。
“最近这三年，三大评级公司对国内评级机构、企业甚至政府的渗
透更深入，而且还通过赎买的方式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其规模甚至超越了政府的数据库。”江涌对这些年的态势变化深表震惊。
从《黄帝内经》寻求灵感
在大公国际和课题组之间，立场与目标一致，也有较为充分的交流。不过，双方都认为各自是彼此独立萌芽、发展的两条脉络。
2005年大公国际成立国家风险研究部时，关建中最核心的出发点是，参与国际评级业务、占领国家信用评级制高点，是发展成“一个国际、国内知名的评级公司”的必要条件。
而2003年“有关部门”要求江涌研究国际评级公司课题，时值三大评级公司之一“惠誉”刚刚通过与本土评级机构“中诚信”合作进入中国市场；4年后成立级别更高、背景更权威的课题组时，三大评级公司与国内评级机构的股权合作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已经被打上“严峻”的标签。
“表面上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但它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关建中说。事实上，在金融领域之外，对中国建立本土评级或评价体系的呼吁，已散见于多处。
2008年，中科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世界首个《国家健康报告》。该报告认为，在全球四十五个样本国家中，中国的国家健康指数列第十三位——不仅居发展中国家之首，还高于法、德、日等诸多西方发达国家。
在该课题组负责人杨多贵的印象中，那是中国第一次将各国数据纳入本土的评级体系之中。如今，他们正在计划出版第二本。“在美国这个体系下，你就是他的打工者。中国过去的战略投资和外贸理念是，越多越好。这种发展，是西方的一个圈套。在西方的体系里，你永远跳不出他们的掌。他是老师，你玩不过他们。”杨多贵说，“用毛主席的话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关于话语权，他说：现在你不做，未来过十年八年，当你需要当裁判的时候，你还当运动员呢，肯定不行。
杨多贵称，他所阅读的书籍中，《货币战争》令他印象深刻。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国际金融集团及其政治代言人通过煽动政治事件、诱发经济危机，控制了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中国需要对此警醒。
为了建构自己的评价系统，该课题组的另一位研究员周志田甚至翻看了《黄帝内经》。
“金融危机爆发后，三大评级机构成了过街老鼠，甚至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自身也开始反思。”课题组成员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祚这样说。
课题组最终选择在2009年底做出“建议”。据江涌回忆，“当时欧洲在做金融监管改革，反思信用评级体系，我们正好借此机会相呼应。国内从去年起，也开始形成了一股思潮。”
“起初，我们还是沿着他们的思路在走。”关建中坦承。结果总也找不到问题核心，仍然只在具体指标上修修补补，甚至发现问题也不敢做大突破。
“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才调整思路，转而去发现寻找它们的原则问题。”关建中说。
“信用评级本身也要信用”
在中国加入WTO的开始阶段，媒体还曾热衷于描绘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图景。而现在，被视为“崛起”的中国准备对国际规则发表自己的看法。
上海复旦大学的邓正来，曾总结过中国学术界与世界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曾在“复制”西方知识，以及与国际“接轨”的阶段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必须遵守既有的世界游戏规则，但我们也换回来了一个资格，就是我们可以参与修订、废止和重建这些游戏规则。”他说。
大公国际下一步的计划是，今年将评级国家从50个扩展到80个，明年再扩展至150个。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向大公国际购买该国家信用评级报告；美国证监会在今年4月否决了大公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的申请，这也意味着未来短期内，西方国家不会成为大公国际报告的买主。
课题组也有自己的期待：希望国家能在“十二五”规划前三年，“扶持起一家有能力进军国际评级市场的本土非国有控股自主品牌评级机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尝试挑战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地位的，不止一个中国，也不止一个大公国际。很多小国都做过，包括新加坡，但都没有撼动过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地位。”
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专家，向松祚对于大公的国家信用评级报告何时能被国际金融市场接受，并不乐观。“中国本土评级公司做的国家信用评级报告能否被认可，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尽管郑永年认为中国“必须”争夺国际信用评级话语权，但“若是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不变，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就很难被撼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比它们更好的替代物，不要指望在三五年内挑战它。”当然，中国的优势在于，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正在上升。
“信用评级本身也要信用。”他认为，“怎么去做，是更重要的问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