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界经济发展与中国对策
高虎城：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编者按】2015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撰写的《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一文。文章认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十三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发生新变化，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对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前，要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培育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更好条件。文章共分四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一、二部分。
准确把握国内外环境新变化，充分认识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的重要性
“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开放型经济实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十三五”时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冲击仍将发酵演化，势必对全球经济增长、技术革命、产业变革和规则演进等诸多领域产生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发生新变化。
从国际环境看，一是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难以改变。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步履维艰，增长动能明显不足；需求约束进一步加剧，市场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稀缺资源。二是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替代部分跨境贸易和投资。全球贸易增速已连续3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跨国投资远未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整合。三是国际规则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坎坷，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发达国家致力于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试图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本，占领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
从国内环境看，一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发生新变化。近年来，我国要素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传统比较优势明显弱化。与此同时，我国人力资本、资金供给、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产业集聚等方面的能力持续增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和强化，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基础更加坚实。二是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显著上升。我们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明显增强，比以往更有条件主动谋划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更有条件主动为国内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更为迫切，需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先进要素，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需要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以组装制造为主的局面，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协作互动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给予了特殊开放政策，再加上地理区位、发展基础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我国内陆沿边地区对外开放一直相对落后，对外开放海强陆弱、东快西慢特征明显。2014年，东部地区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的85%和81.9%；地方企业对外投资中，东部地区占80.1%。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出发，“十三五”时期应坚持开放型经济发展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提升沿海地区开放水平，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开放口岸少、基础设施差、物流费用高，一直是内陆沿边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主要制约因素。《建议》提出，“加强内陆沿边地区口岸和基础设施建设，开辟跨境多式联运交通走廊”。应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与相关国家共同规划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等地区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支持内陆沿边地区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江海、铁海、陆航等多式联运，加强相关国家交通、物流标准体系对接，为内陆沿边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更大便利。
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既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更要夯实对外开放的产业基础。《建议》提出，内陆沿边地区要“发展外向型产业集群，形成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基地”。这就要求内陆沿边地区提高吸纳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能力，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加工制造、贸易物流等产业，尽快形成一批外向型产业集群。外向型产业和各类产业集聚园区的发展应充分依托本地优势、突出自身特色，切实防止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竞争。《建议》要求：“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我国已在沿边地区建设了17个边境经济合作区，与哈萨克斯坦合作设立了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正在与老挝、越南、蒙古等国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应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创新发展模式，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基地和开放门户。
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起步早、经济发展基础好，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更具有利条件。《建议》提出：“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应推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转型升级，提升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的层次，加快从国际加工装配基地向先进制造基地转变，从制造中心向制造研发中心、服务贸易中心转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在对外开放中的引领作用。
张伯里：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编者按】2015年12月3日《学习时报》刊登了中央党校教授张伯里撰写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一文。文章认为，我国改革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站在新的起点上，“十三五”时期，应当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文章共分三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一部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同世界紧密联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一直参与着全球经济治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也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实力地位的提高和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我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既是客观必然，又恰逢其时。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是我国与外部世界经济相互
联系密切、相互影响深化的客观要求。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经济与外部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国货物贸易占全球份额2014年上升到12.4%，已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的世界排名也已上升至第二位。我国引进利用外资2014年首次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014年世界排名升至第三位。目前人民币已是第四大全球支付货币。我国与外部世界经贸金融的联系越密切，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也就越大。这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治理体系的改革，维护一个良好的外部世界经济、世界市场环境，为进一步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我国与世界经贸关系的密切和影响力的扩大，也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治理体系的改革创造了客观条件。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是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实力地位提高的客观要求。改善外部经济环境、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不仅仅在于对外贸易、投资、金融自身的发展、扩大，更在于通过这些资源跨国流动和配置的市场渠道、纽带的发展、增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实力地位提高。这是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重要动因。另外，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国能否增强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推动形成平等参与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实力。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实力地位进一步提高。在“十二五”的头四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0%，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6个百分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高居世界榜首。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3.3%。未来5年，我们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将继续致力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地位，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这为我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是我们统筹国内改革治理与参与全球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治理”概念最初主要是指一国国内治理。进入新世纪以来，治理又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进一步扩展、演化出“全球治理”。我国实行了30多年改革开放，推进的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也是治理体系的改革；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们所强调的治理，无疑也是既涵盖国内也涵盖国际的治理。如同长期以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发展建设中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考虑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样，我们还要统筹推进国内国际两方面治理。一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仅限于其国内领域、对内方面，也在于其国际领域、对外方面，这样才是完整和全面的。我们要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统筹国内改革治理与参与全球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其根本目的是服从服务于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参与全球治理及其改革不是一时一事的需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任务，而是一项长期持续的政策措施，服从服务于我们的长远目标。“十三五”时期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国家宏伟目标的确定，是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考虑到国内国际两方面条件、环境的结果；国家宏伟目标的实现，也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方面环境因素，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治理的用语、主张成为我国政府、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出的声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G20金融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场合，都提出了众多有关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倡议。不仅在国际场合，而且有关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改革完善已成为“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等党的重要文件中的政策主张。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国内积极倡导、推出和采取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主张和行动，标志着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宋泓、盛斌等：入世14年，中国改革惠及世界
【编者按】201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本报记者李琰、王如君等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宋泓、南开大学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世界贸易组织新闻发言人凯斯·罗克韦尔、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约夏·梅尔泽、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WTO教席项目顾问委员会委员高树超的采访整理记录。采访共分四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二、四部分。
从普通成员成长为WTO核心决策圈重要一员，并为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断努力
宋泓：入世后不久，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以及东亚地区甚至全球贸易中介的作用开始显现：一方面中国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另一方面，又出口欧美以及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主要国家的贸易关系已经超出单纯的双边范围，具有区域甚至世界意义。
盛斌：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例如中国在担任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东道主时，力促APEC贸易部长会议发表了《关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再次肯定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及其核心和
首要地位，呼吁忠实履行“巴厘一揽子”协议，承诺完成《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目标和时间表，敦促WTO其他成员为多哈发展议程剩余议题制定明确工作计划。中国推进落实WTO巴厘岛会议所达成的《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实施。2015年9月4日，中国代表团向WTO总干事递交接受书，标志着我国已正式完成接受《协定》议定书的国内核准程序，从而成为第十六个接受议定书的成员。
中国参与WTO谈判与事务，为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全面完成做出了贡献。在对最不发达国家免税免配额的市场准入问题上，中国做出表率。
中国坚持市场开放，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按期履行WTO金融危机监督机制下的通报义务，支持WTO在监督贸易投资壁垒方面开展的工作。中国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克制使用可能符合世贸规则但却具有明显保护主义效果的措施。
屠新泉：中国入世后的经贸表现超出所有人最乐观的预期，也给世界贸易格局带来深远影响。这首先体现在中国的快速崛起大大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尤其是中国快速增长的进口需求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发展机会，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在WTO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提高。其次，体现在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实力上的快速接近，特别是在贸易、制造业等领域，这使得美国对世界贸易格局的主导地位有所降低，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影响力显著下降。
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作为在WTO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例子表明，对外开放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也激励了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WTO、积极利用WTO。
凯斯·罗克韦尔：事实上，中国正在WTO的每个委员会及不同国家间谈判中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中国对促进WTO发展以及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参与了WTO的多边谈判，而且也在多边范围内，参与了《信息技术协定》的扩展和移除上百种环境产品的关税谈判。中国对WTO和全球贸易体系都有着巨大贡献。
高树超：中国入世以来对于WTO规则日渐熟悉，逐步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积极利用，再到主动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的改变。
比如在解决贸易争端中，起初由于经验不足，中国在WTO被诉时，往往不愿利用争端解决机制，而是选择同起诉方私了。但是，从2006年开始，中国对于争端解决机制日渐熟悉，开始敢于利用WTO规则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2008年以来，中国在美国双反案和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案等案件中，通过对相关WTO规则提出创造性的解释，力图改变不利于自己的规则。
在WTO谈判中，中国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2005年后，中国相继提出100多个提案，涵盖谈判的各方面。中国逐步从一个普通成员，成长为WTO核心决策圈的重要一员。同时，中国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贸易大国，在许多议题上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桥梁，努力维护着前者的权益。
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就是对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贡献
宋泓：在全球经济疲软，世界贸易低迷甚至萎缩的背景下，中国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是推动更多的南南合作，并发挥主导作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建立双边或者三边合作的加工区，促进当地贸易和就业，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其次，与主要发达国家进行双边或者区域贸易谈判，参与国际新规则制定，推动新规则均衡发展。其三，推动以我为主的周边区域网络建设，构建开放性的区域合作，将“一带一路”的建设打造成为国际开放型区域合作，以及互利共赢的新典范。
盛斌：中国应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也是对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贡献。中国应以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态度，客观认识新贸易与投资规则的意义和影响。将全球价值链嵌入新时期的经济结构改革的设计蓝图中，在一些优先改革领域（包括贸易便利化、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等）创新践行新规则，并积极达成高水平、高标准的自贸协定，从而推动深层次经济一体化。中国应该继续支持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多哈回合谈判进程，实现多边贸易体制向更加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从长远角度看，中国还应从发展视角与理念对WTO的规则与治理改革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
屠新泉：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既可以为全球经济治理发挥建设性作用，也可以对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产生制衡性作用。在建设性作用方面，中国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发挥中国市场巨大优势，为各国提供可以利用的市场机会。同时在一些领域可以发挥制度建设和引领的作用，如发起建立亚投行、金砖银行等，为探索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提供了有益经验，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为开展发展中国家之间新的经济合作模式创造了新思路。在制衡性作用方面，要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包括WTO中，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伸张其合理的利益诉求，推动发达国家改变或取消其有损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政策，同时抵制发达国家过高的自由化要求，为发展中国家渐进的改革开放赢得时间和空间，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关注发展的方向前进。
约翰·梅尔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更好地发挥作为WTO重要成员的作用，引领世界经济健康发展。这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有好处。二十国集团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间组织形式，它让全世界最重要的20个国家的领导人聚到一起，深入探讨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但重要的是，二十国集团每次会议提出一系列有关世界经济发展的议程后，各成员都应当合力完成议定的目标，引领世界经济稳定发展。
高树超：毫无疑问，中国应该积极研究包括TPP在内的新型自贸协定中所包含的新规则，包括它们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应对策略。与此同时，中国应该对自己的优劣势进行深入分析，并制定一些反映自己利益的规则，通过自贸协定和WTO等各种平台积极推广。目前中国现有的自贸协定侧重于强调关税减让，在未来应加大对规则问题的重视力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