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困长春(4)
六十军要起义，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新七军和名义上属于六十军的暂编五十二师，因为这是以自己的两个师对付对方的四个师，马虎不得。其次是能否争取郑洞国一道起义，或至少要争取郑洞国不以武力来反对。10月13日，曾泽生、白肇学、陇耀三人在六十军军部进行了实质性的研究，做出了以下决定：（一）派曾经被解放军俘虏过的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和五四四团副团长李峥先作为代表持三人共同署名的信件出城与解放军联系接洽；（二）接洽妥当后，即于16日夜开始行动；（三）对新七军进行布防，并同时对其军师级军官送信进行规劝和警告，对其士兵进行喊话，说明六十军起义的原因，争取其同情与支持；（四）对暂编五十二师以武力加以监视，并先行扣留其师长和各团团长，争取挟制其就范；（五）派出纠察队维持社会治安；（六）做好处理伤病员和后方人员的准备。
10月14日夜，张秉昌和李峥先持曾泽生等三人的信件出城到了我军前沿阵地，经过哨卡盘问和逐级转送，他们二人到达我一兵团政治部时已是15日上午。这时，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萧华正在研究如何作战，因为我东野总部从沈阳得到了内线情报，知道蒋介石已命令长春守军突围，而且命令沈阳的新三军和新六军前往接应。得到六十军要起义的消息时，他们相当审慎，怕是敌人在突围前搞的花招。所以，一方面向东总报告，一方面同六十军来人进行商谈，并向六十军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必须表明六十军如何对待新七军的态度；（二）起义后的集结地点和路线由我军指定；（三）立即派出高级官员出城谈判。
就在15日，东北局领导在向中央报告的同时，就给萧劲光、萧华来电，认为从全局分析，六十军要起义是可以相信的，我们应立即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6日，中央就给东北局来电，就如何处理有关问题做了明确指示：
你们争取六十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兵团对六十军的分析和处置也是正确的。唯要六十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制。吴化文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等语，这是军阀军队作战的现象。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区域，愿意加入我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和六十军代表谈判，并注意这些代表。如果曾泽生愿意见潘朔端，则潘可秘密见曾谈判。如果六十军能按上述办法拖出长春，则一兵团（加十二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七军。即使目前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
中央的指示具体而明确，萧劲光和萧华得到电报之后立即将同意并鼓励六十军起义的决定告诉了六十军的两位团长，让他们立即回城通知曾泽生。
16日，郑洞国通知曾泽生到他处议事。曾泽生让白肇学和陇耀掌握好部队，并说：“在我未回来之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都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将我扣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曾泽生到了郑洞国处，见郑垂头丧气，面容憔悴，拿出了蒋介石的电令，才知是蒋介石坚持要长春守军突围。郑又告诉曾，当天与锦州的联络已完全中断，锦州方面的情况不明。曾泽生心中装着起义的大事，敷衍了几句就与郑告辞。他到新七军军长李鸿处，想劝说李鸿一起行动。但李鸿得了伤寒病，正在发高烧。曾泽生怕万一谈不好，就会坏了大事，故而未能告诉他什么消息，就回来等待与解放军联络的人员。这天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回来了，告诉了已经和解放军谈好，并让派出正式代表出城与解放军商谈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曾泽生立即做出了当晚按原定计划起义的决定，并派去两个副师长李佐和任孝宗作为正式代表出城与我军围城部队进行具体商谈。
10月16日夜，六十军在曾泽生军长的率领下按原定方案举行起义，起义指挥所设在五四五团团部所在地裕昌源面粉厂（曾泽生起义之后才知道，这个团的副团长赵国璋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团长朱光云是我党地下组织的发展对象，五四五团也正在主动与我军围城部队联系起义，我军要五四五团停止单独起义，全力支持六十军起义）。由于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得较好，暂编五十二师也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随同起义（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的弟弟李泰然的妻儿在败退时与蒋军失散，我军在防区中找到之后，通过我地下组织将李的妻儿送入长春。这事给李家的震动颇大，李泰然曾几次给我军送出军事情报，还表示争取早日反正。在这关键时刻，李泰然在五十二师起义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六十军起义是三个师的全部行动（只有一个军参谋长徐树民，因为是蒋介石派到六十军的特务，所以在起义之前就被曾泽生抓了起来，连同本是军统特务的暂编五十二师师长、团长等数人，都被曾泽生派武装押送交给了我围城指挥所）。为了最后一次争取郑洞国和李鸿，曾泽生在16日晚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封信，晓以大义。这封信可以看作当时国民党军队中若干有识之士对时局的一份宣言。信中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之腐败无能，官僚之伪劣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
郑洞国和李鸿未能接受忠言，拒绝起义。但是，郑洞国并未采取任何反对或以武力加以阻止的行动，只是在明知无效的情况下派了他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和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三人前来劝阻，走了一个表示他不同意起义的过场。新七军也未采取敌对行动，而派来两名副师长表示既不参加但也不阻止起义，只希望双方不要发生冲突。这一事实说明，郑洞国和李鸿内心已经十分矛盾了，动摇了。
10月17日，在我方联络员刘浩的陪同下，曾泽生出城见到了我围城前线指挥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对有关事项做了具体安排。当天夜里，六十军的2.6万多名官兵就开出了长春城，到九台地区休整。
六十军的原有防地全部由我军独立六师和八师入城接防。
曾泽生率六十军全军起义，这在解放战争中是继吴化文在济南率一个整编师的起义之后第一次整个军的起义，也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起义人数最多的一次起义，不仅受到了我党我军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也震动了全国。六十军的起义使国民党军队“固守长春”的形势急转直下，不仅使新七军被迫投诚，使长春迅速得以和平解放，而且使东北战局发生了对我军十分有利的变化，加速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949年1月2日，六十军全军成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走进了人民革命的队伍。曾泽生仍然担任军长，白肇学和陇耀仍然担任师长，只是更换了暂编五十二师的指挥员（以原六十军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任师长）。在经过政治整训之后，这支军队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1949年南下入关，参加了鄂西战役和解放四川的战斗。新中国成立之后，又两次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屡立战功。
七、长春和平解放
当郑洞国在10月16日夜间第一次从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的电话中得知六十军起义的消息时，他就已经明白了长春的前景是多么的不妙。他除了向卫立煌报告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办法。当第二天早上曾泽生派政工处长姜弼武给他送来劝他一道起义的信件时，他出于作为蒋介石亲信的立场，当然不可能同意。但在当时的围城现实中，他又无力进行阻止，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所以，他对姜弼武说：
“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可是下一步怎么办？他心中无底。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之后，长春城中就只剩下了一个新七军。郑洞国在无奈之中，只好将新七军的师长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开会，研究对策。谁知会上竟是一片沉默，只有蒋介石派来的两个督察官和军统特务头子在会上说空话，表示要到长白山打游击。
17日晚上，郑洞国接到曾泽生给他的电话，这是曾泽生离开长春时最后一次给他的电话，并告诉他说是解放军代表要和他谈话。在电话中，我方的刘浩对郑洞国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希望你多考虑，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郑洞国回答说：“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郑洞国拒绝了我军的最后一次争取。
据《周恩来年谱》一书记载，当中央在17日17时得到东野总部的电报，知道六十军已经起义，我军正在“逼郑投降”时，周恩来认为对郑洞国还可以做最后的争取，因为如果郑洞国这个黄埔一期出身的将领能够起义的话，会对整个黄埔系的国民党军人产生不小的影响。当天晚上，周恩来给他的这个当年的黄埔学生写了一封亲笔信，用电报发到长春前线。周恩来在信中说：
兄今危处孤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革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
遗憾的是，这封电报由我围城部队抄写之后，在我军进入长春时交给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要他立即面交郑洞国。史说派一个参谋去送。由于当时郑洞国的司令部还在进行抵抗，秩序很乱，这个参谋就未能进去送信，也未能向史说报告送信结果。待史说知道时，已经为时太晚。所以，这封重要的信件郑洞国未能看到。
这封信，郑洞国不知道，但此时他认为，最可靠的新七军也可能在寻求自生之路了。
新七军的军长李鸿患病，军务由副军长史说代理。史说和军参谋长龙国钧眼见全军覆没的时候快要到了，为了保全全军官兵的身家性命（当时新七军还有3000多名伤员和1000多家属），只有起义或者投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