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走火入魔差不多。”他说着，像笑话儿时的愚蠢游戏那样笑一下，借着笑叹了口气。
她在想，他为什么又讲起这个。
然后他就又进入一段沉默，眼皮垂下。敏感冷傲的单眼皮。他那冷冷的情调让她爱得满心作痛。
沉默一点一点绷紧，像根弦，要断了。
她突然说，你带我走吧。眼泪在她眼圈里形成个闪亮的环，转来转去。你带我走吧。她身子向前倾，两个支在膝盖上的手捧住她尖削的下巴。她把自己弄得很低，向他仰起脸。那姿态是个女奴。她上仰的小小秀丽的脑袋像一颗雌蛇的头，由于吃力地仰起，那没有一根碎发的脑门上聚起一组又细又密的皱纹。
徐群山的布鞋悠悠晃着，说：“我是要带你走。”
她没问去哪里，去干什么。她在想，不会有好结果的。她在他平淡的神态里已找到了她要找的，她一直在找的东西。阴谋？他清瘦光洁的脸那么年轻，某种阴谋却使它僵硬，毫无生气。
他说他已经和歌舞剧院的领导们打了招呼。
他说他们已经同意了。她眼睛松弛了，不想再看透那个阴谋。她正在把那难以驯服的坚硬的毛巾从铁丝上扯落，包起那个秃得相当彻底的牙刷和一把黑塑料梳子。黑梳子的齿缝里是灰白的泥垢。她把这些东西塞进一个皮包。二十年前买的一只包。谁都会在这时涌上一阵爱怜：这是个什么都不讲究的女人，除了舞蹈，她什么都不和这个人间计较。
“不必带那些东西，都准备好了。”徐群山说。
她小孩子一样信赖地茫然地又把旧毛巾秃牙刷扯出来，以讨好卖乖的神态看着他。她在想：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果然没有人阻拦他们。看守的女娃在楼下捧着个大茶缸子吃从街上面摊买来的面，吃得一脑门的汗。她见年轻的徐首长领着孙丽坤过来，机灵地闪开路。徐群山一手插在裤袋里，另一只手随意而神气地摆动。怎么看他都是个首长。他以那只摆动的手一挥，指向停在垃圾箱边上的一辆摩托车，说：上去吧。
她迈进跨斗，坐下来，他将那件呢大衣扔给她。那一扔的随便和准确说明了那份已成为自然的关切。
摩托车启动的轰鸣声中，跑来七八个女娃，都认为孙丽坤这回给逮走可不是业余的了。
冬天的黄昏，麻雀一排一排呆立在电线上。人们缩头缩脑地走着。成千上万的自行车蒙着灰尘在大路小路上灰溜溜地前进。她不知道这是几月几号，星期几。她看见澡堂门口站着排队的人，三个十岁的女兵在无声息地谈笑。徐群山从小路驶到大路，又驶到环城路上。城市像个画错的棋盘。他带着她，没有出路。他也陷进自己设置的阵。
他大声对她说，你很久没到外面来了！
她明白他在带她兜风。她也明白他在下最后的决心向她亮底牌。
她跟他说：看那个卖茶蛋的老太太！我在舞蹈学校的时候她就在这卖茶蛋。那时茶蛋五分一个，还没有臭的！那个糖果店原来是个修鞋铺！这家裁缝店原先没这么大！
幽暗的城市景观和在风中灌进她的眼睛。风一点不硬，像城市一样陈旧。贴在各种墙壁上的大字报到处绽裂，整个城市由此而显得褴褛。
她知道他在拿出决策来之前要让她逛够。
在一个小油灯前，他停下车。如此的小油灯组成了这个城市夜晚惟一的繁华。小油灯下往往是些白天从来不见的食品。小油灯从几个世纪前燃过来；不管战争与和平，不管谁上了政治舞台谁狼狈谢幕，不管孙丽坤辉煌还是孙丽坤落魄，它都一样稳稳地亮在那儿，映照着那些不知来路的物品。商贩和顾客也都没有来路。
小油灯下，她竟然看见几串指头粗的香蕉。好多年没见香蕉了。她瞪大眼半张嘴见徐群山从口袋里搜出钞票。硬币。他把小油灯下的东西扫**了。她看见他不耐烦地、轻蔑地等待贩子点数那堆数也数不清的钱。每一个香蕉值她三天的伙食费。
香蕉带着腐烂前的酒糟味，里面竟还是香甜的。他催促她吃，她挑了一个最有形状的剥开给他。他嫌弃似的笑笑，三两口把它塞进嘴。从口袋掏出雪白的一方手帕擦擦手指，像是他刚碰过脏东西。他将手帕扔给孙丽坤，跨到摩托座位上。她爱他这一系列动作的每一个环节。
在通往郊区的公路上驶了十分钟，摩托车停在一个招待所院子里。她曾经常来此地。它保存着一些领袖们和伟人们住过的房间。有些领袖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有些带一堆罪状死去，这些房间便尴尬地空在那里，直到人们将它重新粉刷，除净它所有尴尬的历史。
一小时之后，孙丽坤在浴缸里泡澡。她很久没洗过真正的澡，最多是就着一桶水用洗脸毛巾搓一搓身上的泥垢。她浑身泡酥，心一直向上浮。她已泡得微微头痛，有一点恶心。她还是不肯起水。听得见他在客厅翻报纸的声音。他坐在官派十足的淡蓝色巨大沙发里读报，偶然清一清嗓子，或掀开杯盖呷一口茶。她听见一个服务员进来送开水。她觉得她连他翻报和呷茶的声音都爱。声音引起她从来没有的渴望，去和一个人结合去永久结合过生活的渴望。她知道这渴望的卑贱，以及它被粉碎的前景。她全身的毛孔都含有那直觉。只待证明的是，一切将怎样被粉碎。这样一个情形——他在客厅里读报，她在一墙之隔的浴缸里昏昏欲睡——这情形形成了一个最温情的生活局面，她不能想象世上还有比它更饱和的温情。
她从浴缸里跨出来。很久没照镜子了，她不太敢看自己在镜子中陌生的脸。她乖觉地穿好衣服，一面梳着湿头发。早已想好，她要好好来度她和他的末日。
徐群山从报纸上抬起脸，看见她洗得太彻底的脸孔如同新长出的嫩肉，动一动它就要破裂。她一下一下梳着头发，等着他下一步指示。
茶几上放着铜色的香蕉，古董一样珍贵。旁边有个录音机。他说他找到了一盘《白蛇传》中的一段音乐。一支媚态的二胡独奏，呜啊呜地慢慢哭了起来。音质不好，音乐不干不净，真的像哭。
她翘起下巴，听。就像照镜子，她不太敢听它。是白蛇哭的那段独舞。许仙被化了蛇的白娘子吓死之后，白蛇盘绕在他的尸体上，想以自己的体温将他暖回来。
“我很小就看你跳这段舞。”徐群山从录音机上抬起脸。他坐在沙发边缘上，两脚一前一后，不是惯常的架着二郎腿。
她觉他这个坐姿古怪、荒谬，像穿了太窄的裙子。她下意识地拿起茶几上的半盒烟，又胆怯地把它搁回去。她看见什么东西非常沉重又非常荒谬，就在他黑而长的眉梢上。
徐群山拍一拍他身边的沙发，问她敢不敢坐到那里去。他在开她玩笑，其实半点玩笑也没有。他拍沙发的邀请随意、自在、无所谓。好像说，你要真敢，那就是自找。只有她那舞蹈者的直觉知道他之不随意、不自在，他的吃力和僵硬。
她坐下去，却没把分量沉下去。她两条腿强有力地控制着她的下陷。它们绷直，呈出每块肌肉的形状。他的手，伸过来了，抚摸她的头发，指尖上带着清洁的凉意。那凉意像鲜绿的薄荷一样清洁，延到她刚在澡盆中新生的肌肤上，她长而易折的脖子。
孙丽坤向他转过脸。这一瞬人和畜都一律平等；老和幼、男和女都绝对平等。无声地，她用人和畜平等的无词无字的语言告诉他，她是他的。
她比他年长许多，这样一个事实也在那人畜平等的无言中消失了。
将来她回忆起来，会清楚地记得，是她自己解开第一颗纽扣的。她脱下年代悠久的印度红毛衫，给出去她肉铸的舞蹈者雕塑。
任她去否认去拒绝看清真相，真相还是渐渐显形了。真相在逼过来，在质感起来，近得可触。她的半生半世中，没有任何事物存在真相——舞蹈的真切在于缺乏真相。
她却怎样也避不开了，怎样不想看清它都不行了。太晚。满舞台的误差，没有机会挽回。冥冥之中她知觉的那个原则的差错已在她的识破中。
她这三十余天三十余个夜晚，每分每秒砌起的梦幻砖石，她竟不可依靠上去。那夜夜练舞，那自律节制，那只图博得一份欢心的垒砌。竟是不可倚上去。
徐群山清凉的手指把她整个人体当成细薄的瓷器来抚摸。指尖的轻侮和烦躁没了。每个椭圆剔透的指甲仔细地掠过她的肌肤，生怕从她绢一样的质地上钩出丝头。
她闻着将校呢军装淡到乌有的樟脑味和“大中华”烟味。毛料的微妙粗糙，微妙的刺痛感使她舒适。她可以在那貌似坚实粗糙的肩膀上延续她的沉溺。她一再阻止直觉向她告密。
一切却都在逐渐清晰。一切已经不能收拾。
她揭下那顶呢军帽。揭下这场戏最后的面具。她手指插进他浓密的黑发。那么长而俊美的鬓角，要是真的长在一个男孩子脸上该多妙。
徐群山看见她的醒悟。看见泪水怎样从她心里飞快涨潮。
她的手停在他英武的鬓角上。她都明白了。他知道她全明白了。但不能道破。谁也不能。道破他俩就一无所有。她就一无所有。
梦要做完的。
34岁女人渴极了的身体任徐群山赏析、把玩、收藏。
眼泪从她眼角流出，濡湿徐群山那该属于美男子的鬓发。
“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迷你。”他尽量不露声色。把角色演完吧。“十一二岁那年。”
她听这句话已经听得要疯了。没有这句话，整幕丑剧是不是没有主题？没有这句话，整张无心而经意编织的网是不是就没有缘起？从泪水里看去，那张男孩气的俊秀面容中仅有一点点邪恶和狰狞。她已给了出去。她顾不上作呕。只为一切结束前，只为末日完美地逝去前一切就露出谜底而悲伤。
官方版本（之三）
S省革委会保卫部：
经过北京市公安局全体同志的努力，尤其是户籍部门全体同志的连续奋战，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查出：宣武区有一名徐群山，65岁，退休小学教员。海淀区有一名徐群山，8岁，男，玉泉路第二小学二年级学生。东城区有一名赵群山和一名乔群山，均为18岁，男，从未离开过北京。西城区有一名徐群珊，我们对其做了较详细的调查。徐之父亲徐东森为我国重要国防科学家之一，所从事的研究项目为国家一级秘密。徐东森于一九六九年携妻子李茹思迁入三线，负责一项保密科研项目。徐群珊于一九六八年底插队山西，一九七○年被病退回北京，随后便出没无定。
据说徐组织过腐朽的地下音乐会，演出西方资产阶级音乐作品。徐涉足的地下读书俱乐部也被街道居委会勒令解散，因为所读的书全是《安娜?卡列妮娜》、《包法利夫人》之类的黄色**书籍。徐的同伙中有因私刻公章、盗用军用车辆而被捕者，但因是青少年犯罪，我们主张以教育监督为主，交与街道委员会及群众专政组织看管。至于徐本人是否直接参与到以上犯罪活动中，我们还在做进一步调查。徐于一九七○年底去S省西昌一带，探望在三线搞国防科研的父母，对于此后徐的活动，了解者甚少。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分析，我们的结论为：徐群珊与诈骗者徐群山无关，因为徐群珊是女性。
我们一定继续加强革命警惕性，牢记伟大领袖的教导：“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深入调查，争取尽快将诈骗犯“徐群山”捉拿归案，以维护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革命秩序。
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北京市公安局
民间版本（之三）
据说住一百六十号病床的那个中年女人老早是满有名气的演员，跳舞的。人们眉来眼去，说，哦，跳舞的。叫什么？姓孙吧？好像是。拍过电影的！哦，拍过电影的。没听说过。现在跳舞有名的就茅惠芳、薛菁华。
据说她天天天不亮就爬到楼顶平台上，把脚放到头顶。难为她了，这么一把岁数。
据说，有天早上值班护士哇啦哇啦朝楼顶上喊：“一六○床，下来下来，有人找！”
这位叫一六○床的女人跑下来，面色马上白掉。护士指给她看那个坐在她**的一个女孩。也不算什么女孩了，有二十好几了。姓孙的是外地人，从来没有亲眷朋友来看她，从来也不跟病房里的人多搭讪。来一个人探她病，她激动得面孔也白掉！她叫她“珊珊”，她叫她“孙姐”。那是后来人家听到她俩这样叫的。
最早一六○床是蛮怕她的样子。女孩子长得不太好看，头发短得不男不女，走路扛着方肩膀，穿一件深蓝毛料列宁装。这个年头还有人穿列宁装？不是古代人吗？料子不错的，是刚解放英国人布行里的那种哗叽。
这个叫珊珊的女孩就天天来看她，常常同她到楼后面那块草地上，摊开一块塑料台布，摆出火腿罐头、凤尾鱼，两个人一人坐一块砖头，在太阳下吃。这种好东西很多年都没见过喽。两人亲热得不得了，在院子里散步常常勾肩搭背，要么手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