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八日收到下达的文件后（秘字00710016），我院立即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进行了传达。大家为我们敬爱的总理在呕心沥血操劳国家大事的同时，对一个普通演员如此深切关怀而万分感动。会后我们立即展开对徐群山的调查。大家一致反映，对这个自称“中央特派员”的人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尤其是执行看守任务的女专政队员们，一再表示她们对此人来历的警惕。她们向党组织表决心，一定尽全力提供徐某的细节，协助查清孙丽坤的病因。她们所提供的线索如下：
十一月二十日，徐某首次进入孙的房间，与其单独相处长达二小时零十分。据反应有人听见不正常的声音从室内传出。
此后徐某每天下午与孙单独相会二至二个半小时。显然此间两人发生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十二月二十六日，徐某驾一辆军用摩托带走孙，其间两人单独相处长达六七小时。据查证，徐与孙在省委招待所奸宿，进行了至少五小时的腐化活动。
十二月二十八日，领导小组一致通过决议：对孙进行妇科检查。孙本人一再拒绝，专政队女队员们不得不以强行手段将孙押解到省人民医院妇产科。检查结果为：处女膜重度破损。但是否与徐某有性关系，此次检查无法确定。
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省歌舞剧院革命领导小组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
民间版本（之二）
其实这一群看守孙丽坤的女娃是在事出之后才想出所有蹊跷来的。她们是在徐群山失踪之后，才来仔细回想他整个来龙去脉的。她们在后来的回忆中，争先恐后地说是自己最先洞察到徐群山的“狐狸尾巴”。说从最初她们就觉出他的鬼祟，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那种本质的、原则的气质误差，那种与时代完全脱节的神貌，那种文明。最后这句她们没说出口，因为文明是个定义太模糊的词，模糊得含有一丝褒义。她们同时瞒下了一个最真实的体验：她们被他的那股文明气息魅惑过，彻底地不可饶恕地魅惑过。事出之后，她们才真正去想徐群山那不近情理的斯文。他不属于她们的社会，她们的时代。我们轰轰烈烈的伟大的时代，她们说。他要么属于历史，要么属于未来。不过这一切都是事发之后她们倒吸一口冷气悟出的。那时已出了事：孙丽坤被谁也无法看清的东西一声不响地折磨一阵，那个岁末的清晨，她精神失常了。
在孙丽坤被送进重庆歌乐山精神病院之后，女娃们才想起所有的不合常规，不合逻辑。她们抽着冷气说从一开始就觉得孙丽坤落进一个诱陷，她们那是在说谎。若她们果真是在最初就意识到徐群山的诱陷，说明她们是跟孙丽坤一块陷进去的，只是带着警觉亦同时带着甘愿。什么都已太晚的时候，她们在心底下默默供认了这一点。她们还默默供认徐群山从形到神的异样风范给她们每个人的那种荒谬的内心感染，使她们突然收敛起一向引以为骄傲的粗胳膊粗腿大嗓门。
结局是不难意料的。歌舞剧院领导跟一层层上级沟通，最后确定没有徐群山这个人。从孙丽坤的精神失常过程也不难看出事情的逻辑：徐群山骗取了孙丽坤的感情和，紧接着这份感情和这具又被糟蹋了，如粪土一般丢弃了。对真实情形，孙丽坤本人一言不发。问她，哄她，她都又惨又傻地笑一笑。大家于是认为，那是心碎完了的人才笑得出来的一种笑。
女娃们拼凑着她们对整个事件的记忆，添许多旁白和想当然，说徐群山一来便和孙丽坤做起那事，门关得严丝合缝，门上的缝缝也盖上了《人民日报》。拿发卡把门缝戳开，第二天缝上又糊了层《红旗杂志》。她们都没提一个细节：徐群山每回来都从口袋抽出一条金色箔纸包的巧克力给当班的女娃，然后说：“不必守在这里。”女娃们从来没见过这样贵重的巧克力，它象征着等级。她们听说芭蕾舞女王乌兰诺娃一天就吃一小块巧克力，别的什么也不吃；她必定吃的是一模一样的贵重的巧克力。
“其实很简单嘛，”女娃中那个讲话最有头绪、一贯执笔写大字报的小个子发言了，“孙丽坤就是个作风很乱的人嘛。没男人她过不得。你们都看到了？莫得男人她就跟楼下盖房子小工过嘴瘾。徐群山一勾引当然就把她勾引上了。惨就惨在孙丽坤这回动真心了。你们想嘛，名也莫得了，家也莫得了，架子就更莫得了。自然不像她原来跟人家逗逗好耍，要感情。这回孙丽坤什么都给出去了，给了个玩弄她的人。简单得很嘛。”
歌舞剧院的年轻领导人听小个子这么一总结，皱起眉点一阵头。过一会那个跳舞跳跛了腿的副团长说：“周总理他老人家的秘书又有信来了，说歌乐山疯人院治不好孙丽坤的话，就把她送到上海去。看看财务处能拨多少经费，给孙丽坤打两套毛料衣服，至少‘毛涤’，扯好点的料子。再给她烫个头。现在不是有理发店搞地下活动，给烫头了吗？孙丽坤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怎么见人？丢的不止是我们剧院二百多张脸，丢的是全省八千万人民的脸！万一总理的秘书去上海医院看她，还以为我们虐待了她。还要说我们糟践人才呢！”
后来听说总理的秘书真的去了上海，见了已基本康复的孙丽坤。孙丽坤给了张照片到省报，报上登了出来。她眼神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毒辣，笑容不卑不亢，似乎比得病前还正常。
据说她身边常有个探望者，抑或陪伴者，是个女孩子。医生护士只知道她是孙丽坤曾经的舞迷。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二）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星期六晴
我和同学五点半就跑到剧场门口，售票窗口挂了个“满”字大木牌，太失望了。其实除了我以外，她们都看过一遍了。我看过五遍，真好看！
一辆轿车开过来，停在剧场门口。我们都打算走了，一看车上下来的是演员。她们的南方话特逗！我觉得特好听。我们就站在台阶上看他们又说又笑又比画地走进剧场。我认出演许仙的那个演员，没想到他鼻子那么大！
最后下车的是白蛇。我们全都不说话了，盯着她看。她比其他女演员高，背挺得都有点向后仰了。她穿一条黑色宽大的灯笼裤，一个印度红毛衫，领子都快翻到肩膀上了。她真漂亮。真奇怪，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一个人？！（写到这里，我脸红了，烫极了！）她长长的脖子一直**到胸口，那样的造型应该是石膏像！她的胸脯真美，像个受难的女英雄，高高地挺起。我真的想上去碰一碰她的……，看看是不是塑像。我对自己有这种想法很害怕。
对了，她的皮鞋没系鞋绊儿，金属的纽绊随着她每一步发出“叮叮”的很轻的碰击声。本来这声音是不该被听到的，可是所有人都太静了，都看她看傻了。
我这些天的日记怎么总在写这件事呢？我一直喜欢舞蹈，可自从见了她的舞蹈，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舞蹈，而是喜欢产生舞蹈的这个人体。我是不是很奇怪呢？谁能告诉我，我这样是不是正常？
妈总说我不是个很正常的孩子。她说这话好像是夸奖我似的。我多希望我是正常的，跟别人一样，不然多孤立啊！多可怕呀！
不过小梅、李莉她们呢？她们看见白蛇不也是目瞪口呆的吗？我敢打赌她们跟我一样迷上了她，想去碰碰她的身体，就是她们不会承认，我也不跟她们去承认。我得把这本日记锁上，谁也别想看。
看看我自己已经发育的身体，我想到白蛇的。我的身体多可怜啊。我会长得像她那样吗？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星期六雨
我和李莉她们到最后也没等到退票。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非进去不可！
白蛇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已经化好了脸，长睫毛跟羽毛扇似的！她像在接谁。等了两分钟，她看看表，就要进去了，跑上来一个男的，两人使劲握手。不知道谁领的头，我们七八个人一块嚷起来：“白蛇阿姨，带我们进去吧！……”我们翻来覆去就这么冲着她嚷。她根本不搭理我们。快要走进剧场了，她回过头对我们笑起来说：“我只能带你们一个人。”她的南方话特好听，把“一个”说成“一锅”。她看看我们七八张脸，指着我说：“你刚才乖，没有喊，我就带你进去嘛。”
我的朋友全都成了叛徒，嚷嚷：“她看了五遍了！”
她领我到后台。我看一下手表，她眼睛瞪大地说：“这么小个男娃娃带手表啊！”
我说：“我不是男娃娃。”
她把我使劲看着，说：“那你头发这么短啊？游泳头是不是？”然后她就让我自己找地方看戏，她要换衣服了。我躲在侧幕条后面看了一会儿，被人轰走。终于在观众席最后一排找到一个空座。台上正演到青蛇和白蛇开仗。青蛇向白蛇求婚，两人定好比一场武，青蛇胜了，他就娶白蛇；白蛇胜了，青蛇就变成女的，一辈子服侍白蛇。青蛇败了，舞台上灯一黑，再亮的时候，青蛇已经变成了个女的。变成女的之后，青蛇那么忠诚勇敢，对白蛇那么体贴入微。要是她不变成个女的呢？……那不就没有许仙这个笨蛋什么事了！我真讨厌许仙！没有他白蛇也不会受那么多磨难。没这个可恶的许仙，白蛇和青蛇肯定过得特好。咳，我真瞎操心！
明天起，我再也不去想白蛇。我怎么连做梦也会梦到她？我怎么回事呢？马上要考试了。我得记住，我是接班人。我必须做一个正常健康的接班人。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三）
徐群山以两根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夹出一盒烟，中华牌。他以尖削的小指挑开封条，然后银色的锡箔纸。他忽然降低了脸闻了一下香烟。孙丽坤接过他递来的一根烟，见他捺燃了打火机，慌忙把脸凑过去，很近地向他猛一抬眼睛。
他说起她的舞蹈。“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他不说好还是孬。他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她插嘴说那是哪辈子的事了。他好长时间不讲话，然后说，她还是那样子，没变。
她说，变喽。
他说，你真没变。第一眼我就认出你来了。他心想，尽管你什么都没了：地位，形象，青春，自尊。他说，我一眼就认出你了，那天在你窗下。他笑起来，微微咳嗽。
她一下迷恋上他咳嗽的样子：一只手握成空拳轻轻抵在嘴唇上。那种本质中的羸弱和柔情遗露了一瞬，就在那咳嗽中。已经想不起来，这年头谁还会这样清雅地咳嗽。
“你要调查我啥子嘛？”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
“我都不晓得自己有啥子给人家调查的。”她略撅起嘴。多年前男性对她这副娇憨模样很买账的。她看不出他对此的反应。“有啥子好调查吗？”她把身子重心移到一条腿的支点上，伸出另一条腿，绷紧脚尖。腿在他眼前升高，一时间不再像腿。它似乎在无限延伸，长而柔韧。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在那腿上苏醒舒展。这有灵有肉的腿使那不成形状的裤子蓦然消逝了一般。她悠然地说，我能有什么值得你们调查呢？一个跳舞的，十多岁就进了舞蹈学校。写封信要跑到宿舍走廊上十几回，逮到谁问谁：什么什么字怎么写？文化都莫得，我有什么反动思想？写反省书认罪书翻烂了一本字典。不写那些，我还真学不到那么多文化。她就这样看着腿在空中游动，说着。我比人家都苦，十多岁了我睡觉还把一条腿绑在床架上。人家两条腿撕成“三点一刻”，我撕成“十点十分”。你看，那些苦都长到它里头了，不会消退了，她看着腿说。像母亲看自己漂亮却残缺的孩子。
你为什么没结婚？他忽然问。
还没结嘛。她答，不求甚解地看他一眼。见他不讲话，她又接着刚才的话尾絮叨下去。我哪有童年，少年；我的童年就是一块糖分五次吃。没钱，也怕胖。
你就没爱上过一个人？
恐怕有过吧。她低头看着自己另一条腿，又说，我不晓得。你要我交待这些呀？
他说随便谈谈，不一定要像审问和被审。我不是来审训你的。他也去看她的另一条腿。它有了它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弹动几下，又绕动几下，出现了一个哑语般的暗示。他看傻了。她看见他看傻了。
我真不晓得。她笑起来，露出细密整齐的牙齿，天生的晶莹。
他一动不动的手指上，已是第三根烟了。烟像庙里供香一样烧它自己的，他几乎不去吸，烧下白白一大截一大截的灰落在他手底下那个土陶的小碟里。它是她用来盛辣酱的。酱干了，剩一些深红的疤痕。到处能看见一个无心绪活着的人的无心绪。
“看了你的材料。”他说。
“看了我写的那些？四百多张纸？他们给你看的？”她脸红了，红色深起来。两腿的表情消失殆尽。